一
　　一个学外语出身的，人到中年，忽然鬼使神差地下了海，并搞起了当今最时髦的高技术企业——计算机软件公司，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其中的惊险与刺激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甚至是难以承受的。
　　打个比喻：在当初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当中，有人因意外地挂在了树枝上而幸免一死；而我和我的公司现在还活着，是因为我们比幸免于难的壮士还要幸运得多：几年中我公司大大小小的危机接连不断次次都是生死劫，但次次都戏剧性地挺了过来。
　　经商被称之为下海，很确切，很形象。

　　　　　　　　　　　　　　　　　　　　　二
　　我是在一家搞国际关系的研究所里工作了11年之后下海的，那是1993年，我已经37岁了。
　　虽说那时已近40不惑的年龄，但我却觉得自己因久居机关大院而远离尘世，实际上是个书呆子，一个所谓搞研究的傻子。这也是我离开国家机关，放弃常人所谓的优越条件，毅然下海的初衷之一。
　　下海之初很顺，可以用“心想事成”四个字形容。
　　我顺利地进入了一家当时在IT业已有些名气的公司。因所在的职务不能直接接触业务，觉得尝不到真正下海的滋味，便萌生了创办自己公司的念头。又恰巧碰到一个搞软件的仁兄也有此意，我俩一拍即合。
　　下海搞计算机软件公司，似乎从一开始就是注定了的。

　　　　　　　　　　　　　　　　　　　　　三
　　他负责编软件，我负责跑市场和销售。这是个全新的领域，我原本一窍不通。我用超出常人的热情，来弥补我的不足。
　　满腔的热情，随着好几万元投了下去。几个月过去了，却始终不见回款。我开始失眠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一如既往不知疲倦地忙碌着。
　　慢慢地我们的业务有了些起色，债务还清了之后，帐面上还有了些盈余。
　　多么值得庆贺啊。
　　但就在我还没有笑出声来的时候，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我和我的合作伙伴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就象我以超常的热情投入工作一样，去和他沟通、交流。我自认为，他哪怕是块石头我也可以用一颗诚心把它暖热。可能是初步的成功使我很自信。
　　但终究是事与愿违。什么叫无可奈何，我好象平生第一次知道。
　　最后，我不得不离开了我已创业两年半的公司，就象离开自己的初恋情人一样。
　　　　　　　　　　　　　　　　　　　　　四
　　我没有时间难过和悲伤，而且我也不能这样做，因为跟随我出来的还有其他人。
　　在我为重新创业奔波时，恰逢互联网之风乍起。我们以前是做检索的，庞大的互联网内容需要检索技术。这次互联网帮了我。
　　1997年初，我创立了我现在的这家公司。虽然，这家公司在后来的5年里从最初的3个人发展成近40人的规模，业务涉足金融、航天、政府部门等重要领域，软件的年收入已达到数百万元。但在当时，我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五
　　互联网是海市蜃楼式的诱惑。
　　在整个业界争先恐后，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又一场圈地运动一拥而上的时候，我们保持了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清醒头脑，因为我们始终看不到互联网挣钱的点在哪里。
　　在做了一些尝试后，我们很快改变了原来的业务和技术发展方向。3年后互联网市场剧烈的变化，证明我们当初的选择的正确性。
　　但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还不到3年，只一年半的时间，因资金枯竭，新公司眼看就要夭折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第一次创业，没人给我投资，只是晕头晕脑地干，却小有收获；第二次创业，有人给我投资，自己的头脑也清楚些了，经验也有些了，却眼见着败下阵来。
　　就在我准备开口向朋友再一次求救时，巧得很，朋友先我开了口：希望我的小软件公司加入他的大硬件公司以增强其技术服务能力。
　　我又体面地躲过了一劫。

　　　　　　　　　　　　　　　　　　　　　六
　　俗话说：躲过了河里，掉到了井里。1998年下半年国家加大反走私力度，我的朋友不能幸免。
　　好好的一家公司，办公面积有1000平米，整整占了一层楼，说完就完了，就象世贸中心大楼一样，瞬间呼拉拉倾倒，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
　　树倒猢狲散，我又开始为自己的这支队伍犯愁了。而且这次愁犯得更大，因为这时我的手下已有二十多人，单工资一项，一个月支出就要好几万。
　　好在天不灭曹。一个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生意的朋友看上了我的人力和技术资源，他和他合作伙伴将我们收编了。
　　在公司其它部门的好几十人都一轰而散的情况下，我的这支软件队伍却一个都不少地保留了下来，不仅如此这些人还欢天喜地地搬到地处中关村最显要地段的一幢高级写字楼里，先于众多互联网公司的白领们享受上了令人惬意的工作环境。
　　我们竟然因祸得福。
　　然而，就象互联网公司匆匆搬进搬出高级写字楼一样，只半年时间，连被窝儿还没有焐暖，我们又被赶了出来。我们的合作失败了。
　　我似乎从天堂一下子直接掉进了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