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在北京北部山区拉练的时候，我是学校宣传鼓动队队长，伊熹是副队长。
　　为什么让伊熹当副队长？我不知道。出发前才通知我。现在想来，可能是担心我少年莽撞，怕出漏子，找个稳当点儿的大人差不多的时候搂住我。
　　政工组长王唯群给我搭的班子，小二十个人，男男女女，我叫不上名来。这个班子开始还热闹，行军队伍旁边经常冒出鼓动队的人振臂高呼，喊打倒帝国主义什么的，喊的人瞪大了眼憋红了脸，形象和姿势都挺好看。我心里高兴。这么着，有声有色的，多好。凭这，八路军就得打胜仗。可是，一进山，鼓动队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只剩下四个人，除了我和伊熹，还有英三的薛琦和与薛琦同班的一个“小个子”（抱歉我实在记不起名字了，可能姓安，当时穿一身蓝衣服，老是灰头土脸的）。
　　鼓动队散，事发突然。从学校出发北去，第二天进山，第三天就剩下我们四个了。我问伊熹，他们怎么不来了？伊熹装听不见。我又追问，伊熹说可能是走不动了，尤其是女同学，有一个女同学，谁谁谁，跟他说了。伊熹的样子是不愿意跟我细说。我也根本不愿意细打听，我就是看着伊熹太装相。伊熹不很在乎少了几个人，似乎就应该这样，早就这么安排好了的。他笑眯眯地教大家敲锣，鼓棰轻重没关系，得悠扬，不能死凿。一面锣十好几块，国家财产。他扬着鼓棰，说的知识挺浅，不是什么特别聪明的样子，但是充满乐观主义。
　　薛琦不是个好学生，属于蔫儿坏那种，跟我一般黑，个头比我矮一截，十三岁谈女朋友，可能是没谈成还让人知道了。小个子比薛琦还矮半头，也不是什么好学生，倒看不出真能干出什么坏事。伊熹那年算来四十一岁，举手投足的样子已经不能和我们比，行动比较沉重。薛琦背一面鼓，伊熹拎了一面锣，小个子双手举着领袖头像高过头上。我打量着这支参差不齐的队伍，抽了抽鼻子，说咱们还行，正好演三句半。
　　拉练的宗旨是自找苦吃。故意饿肚子，有些残酷地深化人的饥饿感。放着好路不走，爬山，专找很难爬的地方爬，爬到险处，好几个低年级的同学吓哭了，有的老师更是吓破了胆，瘫倒在山路上，鼻涕眼泪满脸，哭得比同学凶得多，我从未没见过人可以有这样的伤心模样。这时，风突然住了，山间回声，立体音响，鬼哭狼嚎，一下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五连的同学好象干部队，好几个人主动脱离队伍，迅速散开，站在最险的地方，背后三公分是悬崖峭壁，脸上全是自信和亲切。哭声停了，渐渐有了说笑声。
　　干鼓动队，情绪得好，别人不好的时候尤其需要你好。用你人为制造的夸张的好改变他自然的不好。赶前赶后，写标语，敲锣打鼓，唱歌诵词。赶在了前面，回头望山腰，队伍默默地逶迤向前，从我面前经过时，我看见每个人脸上都显着刚强。
　　行军，没驴没马，没担架没美国吉普，偷不得懒，不管你是谁，谁也不能少走一步路。
十二三四五岁的孩子，寒冬腊月天，一天走五六十里山路，晚上睡在没有窗户纸没有门的新房的冷炕上，一天定量一斤棒子面加一顿白水熬白菜，饿着肚子连续走一个月，还能排着队唱着歌走，还能每天互相斗私批修每天检讨自己，还能给老乡扫地挑水用四国语言轮流演唱《国际歌》，看官叹息一声吧，好比黄埔军校了。
　　外语附校的同学，多半儿是好样的。
　　电影里的鼓动队一般都好看，穿得好看，长得好看，尤其经常有漂亮的女生，黑白电影中夺目的红玫瑰，多苦的人在她们跟前走过，不管脑子里有没有邪念，心里也有好滋味。我后来也想过，那么漂亮的女生，比别人多走路，比别人多嚷嚷，比别人多吃风吃土，还能有什么好看的笑模样么？那年代，假的多，电影肯定是假中之假之大假，我手下的人跑光了，才是真实。
　　总之，剩了我们这几个歪瓜裂枣的，别无选择，只有凭力气和精神了。
　　伊熹不怎么说话，一直也没见有什么灵气，老问我“从头越”上半截怎么说来着？告诉他了几回，记不住，还问，也没有不好意思。
　　少年气盛，我们之间没有互相照顾，也不怎么说话。我的想法是，跟的上就是跟的上，跟不上就是跟不上，甭缠绵，缠绵没用。
　　可我也担心我的队伍再减员。我答应的事，只要我还能干，我不会轻言放弃。可是，如果我独自一个人站在山顶，左手鼓，右手锣，拼命摇晃脑袋，也太壮烈了，得吓着谁。奇怪的是，这个三句半队伍非常坚强，每天早上，强志威永远不怎么响的号声一响，四个人一个不少，又都站在了大队伍的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