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西方浪漫的中国袒护者” 叶 念 伦 这是我前日从英国到中国的飞机上看到的一份西方英文报纸对著名英籍华裔作家韩素英的报道文章中的一句话,其英文是: “The defender of China with Western Romance”。 本月初,当我在电话中问候我在北京的92岁的母亲时,她告诉我96岁的韩素英于本月2日去世了,并要我代表我们全家给他在瑞士洛桑的家打电话表示哀悼。可是她一生虽结婚三次却无亲生子嗣,第三任丈夫陆文星早已去世,我又不认识她的养女,她家里还有谁我就不知道了,不知给谁打电话。但对于她的去世没有任何表示,心中一直不安,现在只好用这篇文章来表达对她的怀念吧。 据家父叶君健讲:他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英国因唯一写中国革命而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英文作家时,韩素英刚与她那位国民党政府驻伦敦大使馆武官的第一任丈夫离婚,孤身一人在伦敦学医,生活不稳定,心情很郁闷。那时在英国的中国人很少,他俩又都爱好文学,很谈得来,爸爸常安慰她,从此成为了挚友。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一员在埃及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时,与已在西方成为著名作家的韩素英不期而遇。韩很想来中国看看,但对于她的第一任丈夫曾是国民党的特务迫害过进步学生而有所顾虑。父亲与她坐着出租车在开罗的大街上绕了很久,推心置腹地要她打消顾虑,中国会欢迎她回到祖国来看看的,并答应回国后向有关部门转达她的来华意愿,做些铺路搭桥的工作。 从此以后,韩素英几乎每年都来中国,经常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见达五十多次。她的文学创作主题也从爱情完全转向了介绍和歌颂中国,并常在海外这样写文章、讲学和讲话,而且无论是文化革命和后来连中国政府都否定的文化革命的各个时期,她都一如既往地说中国好,并不否定自己过去对文革的评价,以至于西方在最近她去世后评论她的文章中,把她称为一位“很具矛盾和争议的人。” 韩素英文革前每次来华都会来我家一两次,经常与一向只能抓紧业余时间从事其最爱好的文学创作的父亲畅谈到深夜,所以我从小几乎每年都见到她。她苗条瘦高,清秀美丽,一看就是位中西混血儿,有时我看着她入迷,觉得这种中西混血人比纯种的中西方人都漂亮。她十分健谈,与父亲中英法三种语言文混用,聊政治、文学和生活,父亲似乎从来没有与别人谈得这样投机过。真是一物降一物,有她在,我那在大多数朋友中极其健谈的母亲竟然张不开口了,也只有在旁边洗耳恭听。 在文化革命中,韩素英虽然几乎仍旧每年都来华,但为了避免给都已处于逆境的那些文艺界的老朋友们添麻烦,她不每次都来我家了,但有时她机敏地乘着午休时间离开了每次都陪她的那位对外友协的陪同人员,匆匆来到我家看看我的父母并了解其他文艺界朋友的情况。从她与父亲所谈的内容中,听得出她其实对文革中的很多做法很了解也很反感,虽然她在外面仍一如既往地说中国好以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必要性。 一天中午,她突然又只身来到我家,说江青要她写传记,问父亲该怎么办,我父亲告诉她一位作家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而非别人的安排去写作,她于是第二天就离开了中国。 后来江青找了位年轻的美国教授维特克写了本西方称之为《红都女王》的她的传记,其美国的出版商也是韩素英常用的出版社,韩从那里得知此事后,问我父亲怎么办,父亲建议她去找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黄华,她于是把此事反映给了黄华,黄华汇报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命令把该书的版权完全买下,从而避免了该书的进一步的扩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英国约克大学录取我去读硕士学位,条件是我必须交两千英镑的学费。我们家当时一分钱外汇也没有,我父亲虽然海外朋友很多,他是从来不为自家事去求人的。为了不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十分泼辣的母亲趁着父亲出国访问给韩素英写了封信为我借钱交学费,韩立刻就答应了并在我父亲回国之前就给约克大学汇去了学费,从而成全了我走向世界的这关键的第一步。 那年的圣诞节,她还给我寄来五十镑钱,要我过好在伦敦的第一个圣诞节。 我拿到硕士学位后,在伦敦得到一个工作的机会留了下来,在工作后的一年内就把这两千镑学费还给了韩素英。她对我父亲说:“我不知资助过多少中国的学生,从来就没有打算过他们还钱,更何况是你老叶的儿子。他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这么快就非要还我钱,真是出于我的意外!” 我后来在伦敦有了孩子,他来伦敦住在市中心的英国著名作家格林家,离在郊区的我家很远,她在百忙中还抽空来我家说:“我一定要来看看老叶的孙子.”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她写的周恩来传记在北京出版的首发式上,我深刻地记得她在致词中提到多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时声音呜咽了。 她曾向父亲表示过希望晚年落叶归根,回到中国定居,父亲也向国内有关方反应过,得到的答复是“她在国外比在国内起的作用更大。” 1999年初韩素英得知家父叶君健去世的消息后,连夜从瑞士洛桑给母亲打来跨洋电话,二人竟然痛哭许久说不出话来…… 这一切似乎仍在昨日之中,但实际上她和家父都永远不会回来了。看到西方对她颇有争议的报道,称她是位“无主见无原则的顽固的中国袒护者”,我想起了父亲以前在国外开作家会议时,无论是遇到当时的台湾或者当时被称为“苏修”的作家发言(不正)--华,他都会立刻走上主席台用多种语言给以坚决的驳斥。他对我说:“我在国内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也许是位批评者,但是在国外,我要在任何时候都无原则地袒护我的祖国。” 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结,西方大概是永远不会理解的。 (2012年11月14日完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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