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专稿： 同窗好友马燕生

          提起外附同窗好友，特别是异性同窗好友，不能不提马燕生，我们之间的情谊保持至今，从未中断过。

小学时代与燕生没说过几句话，只记得这个大眼睛的男孩儿坐在我的左斜后方，聪明，但有点娇气，一旦遭受点委屈，会“哇”的一声哭出声来。

      燕生自己称，初中年代他属于“蔫坏”的那种；而我也是淘气包。两个“坏孩子”之间的一次交恶，而且是唯一一次交恶，发生在初一年级。那天下午我们几个铁姐妹们儿一进教室就楞了，只见黑板上有一大幅漫画，画着一位穿回力球鞋的青春少女，这分明是讽刺我们的！继而又发现，我课桌里的一书包课外书不翼而飞了。接下来一场拳打脚踢在男女生之间展开。与我对垒的正是漫画高手马燕生，他煽了我两记耳光，至今我还记得那种火辣辣的感觉。我也想煽他，但竟没够着他的脸。2007年2月聚会时，燕生回忆说，“史晓帆当时抄起椅子就想抡我”，这才让我找回点心理平衡。闹事后，我们班的教室被封，“武斗”现场供全校师生参观，工作组进驻开展整顿，酿成外附校史上一个小小的事件。

    “不打不成交”。从高中起，我和燕生开始“交好”。岂止交好，
 我还暗恋过他呢。那是上高中不久，一次在食堂排队，我觉得他瞟了我一眼，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持续了多久全然记不得了，只记得后来觉得他喜欢另一个女生，于是我就放弃了。燕生这样风流倜傥的“帅哥”，不知有多少小女生惦记呢。三年前，我在巴黎设家宴，为途经巴黎回国的外附夫妇、驻立陶宛大使陈育明和夫人白晓梅接风，在座的还有燕生、王书九（王健）、修文、刘虹、黄贞。香槟加红酒下肚后，胆量放大，男生奋勇当先， 开始揭发当年小男生小女生之间的秘密，我也当着燕生的面，如实交代了这段早就离我远去的暂短暗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7-10 17:30:32编辑过]

那个年代，初中时分“男女界限”，高中起男女生才开始真正交往，但男女生见面时还要顶着“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红帽子”，且通称“革命友谊”。当时与我较近的男生有几位，而其中马燕生与我起码有两点“特殊关系”，一是同在一个英语口语小组，二是他为校采访组组长，我为他手下听差的。

口语小组一般都在早上开展活动。我记得，我和马燕生聊起天来特别来劲，总感到海阔天空。邓俊秉老师好象很欣赏我俩，邓老师一来，我们就聊得更欢。也许冥冥之中记着这段经历，在与邓老师分别近二十年后，我和燕生06年夏天专程看望了她和周叔叔。

谈及与燕生的友谊，不能不提采访组。燕生身为校采访组组长，大权在握，颐指气使，呼风唤雨。作为其手下一员，我与他配合默契，“召之既来，来之能战”。采访组的另一得力干将是我的闺中密友、俄语班的陈燕丽。在燕生的指挥调动下，我与燕丽比着干，俩人的小文章，小诗歌常常并排出现在学校黑板报上。燕丽才高八斗，是我年级公认的才女。她文思敏捷，为人豪爽，人称“大秀才，女丈夫”。与她相处，我受益无穷，与她相比，我自愧不如。可惜天妒英才，这位才女加独女（她有三个哥哥，三哥是外附小英五班学生）因患脑瘤，二十五岁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写这此文时，不禁回忆起，燕丽曾向我透露，她对马燕生曾萌发过爱慕之情，但聪慧早熟的燕丽又觉得与燕生“过于相近”，她不知道两个优越感都很强的人能否走到一起。后来，干部子女陈燕丽毅然与一个工人的儿子相爱。尽管阻力重重，她毫无退缩。可惜他俩未能实现百年之好。弥留之际，燕丽给男友留下一把瑞士军刀，一套鲁迅全集。

 

 

高中毕业后，英法班二十六名同学到京郊插队，建立起一个集体户，在农村度过三年青春时光。我们不仅干农活能与社员一比高低，还有多位同学在生产队党团支部担当要职。最近，一本失而复得的日记，使单纯美好的记忆变得多样化了。由于社会的狂热，当时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孩子每天起早贪黑干完农活后，还要为一些问题争论不休，什么“是否应天天学习毛选”，“在农村是否应学习外语”等等。英法班在校时曾为先进班集体，临毕业前阎斌同学一句“说走就走革命利益比山重，难舍难分阶级友爱似海深”，生动地反映了同学之间的深情厚谊。但到农村后，干活累了一天，却要无休止的争论和“内斗”，致使同学之间的团结遭受伤害。日记中燕生的一首诗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光阴似飞箭，

思绪如湍溪，

不尽往事随波来，

又与悲叹逐流去。

斗无情，

生活趣，

同人皆如此，

挥泪何止你？

这种现实批判的态度，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可惜，我并未领情，在日记中居然批判燕生的“灰色的感情”，现在想起来好笑。但燕生仍将我视为知己。他时任生产队团支部宣传委员，调动起我来不在话下。我在日记中写到：“散会了，马燕生说要留下几个人，我一猜就有我，又让写批判稿，那我就写一首诗吧…….”。后来燕生任生产队团支部书记，并推举我任组织委员。在当时的困难环境中结下的“战斗情谊”，是多么可贵啊。所以，我在日记中又写到：“明年看来上大学的可能性很大，无论如何，一定争取同马燕生做同学，他一定会对我的一生有所帮助。”

在农村的三年，作为外语专业的学生，在内心深处，我们一直怀着一份属于自己的梦想。粉碎“四人帮”的第一个春天，我和马燕生、陈燕丽等同学利用休假聚在一起，商议未来。我们决定给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写一封信，表达上大学深造的迫切愿望。我们切磋思想，斟酌词句，信写好了，纠集了十多个同学的签名，然后去友谊宾馆，将信交给了正在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后来，恢复了高考制度，我考取了北外，燕丽考取了北大，燕生也被北外录取，后来他选择供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我失去了与其大学同窗的机会。80年的夏天，燕生与小林从巴黎同机归来，我到机场迎接，从玻璃窗里看到了“西服革履”，“油头粉面”的燕生。我感到他变了，变得陌生了，由此引发灵感，写下一篇英文作文，记录了与这位同窗好友从小到大的友谊及与其重逢的感受。外教伊丽莎白教授还在班上宣读了这篇作文。

80年8月的北戴河，天高云淡，碧波荡漾，我和小林，燕生和杨薇这两对“外附情侣”，在这个北方避暑胜地度过了热恋的日子。84年4月，燕生和杨薇的儿子马骞出世，六个月后我和小林的儿子程征也来到了这个世界。马骞生性沉稳安静，程征则顽皮好动，串门时，看着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孩子一起玩耍，我和杨薇不得不感慨造物主的神奇。
    两个小子后来都上了实验中学，又都去美国读大学，至今还保持着联系。燕生的父母和小林的父母是同事，我们婚后住父母家，对彼此的父辈都很熟悉。90年1月我从香港回京探亲时，第二天就去燕生家聚会，至今还记得燕生妈妈烧的可口饭菜。杨薇的父亲出差香港，我也专程去宾馆探望。 

小林研究生毕业后，经燕生推荐，进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工作。老同学加同事，成为联系我们两家人的另一条纽带。小林、燕生曾各领导一个处室，合作默契，相得益彰。99年，小林获得国际职员职位。不久燕生也从美国转法国任中国常驻教科文组织副代表。从此，小林和燕生常一同出席教科文组织会议，一个代表中国，一个代表国际组织，一个提问，一个答辩，有时利益不同，但彼此总能心领神会。

在美丽的巴黎，老友马燕生成为我家的座上宾。老同学间和亲朋好友间的聚会，我们都愿意约上他（夫人杨薇常年在世界各地忙生意），我们把盏对饮，纵论世事，笑谈人生，人过中年的我们，更加珍惜时间铸就的友情。

后燕生调离巴黎，去欧盟总部履新，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最近，英三班把《外附画册》写班史的任务交给了我俩，让我又一次找回了当年外附采访组的感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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