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君子》

方卫平有个话剧团，称“夜语剧社”，自任社长。二十几个人，北大的有，中戏的有，疑似工人农民的好像没有。今年六月，剧团创建五年。

方卫平说，剧团早就有了，用这个名字，用这一拨人，是从2007年开始。

早几年，他邀请我们看他的戏，叫《我们的小镇》，一般情况都是他请客，这一次要求我们掏钱买票，要的是一个有形的支持。一个美国戏，挺老早获得过普利策尔奖。我查了查，讲的是美国一个小镇居民的生活，平平淡淡的故事，有生死的穿越。

我不熟悉美国人的生活。成天看的电影电视剧，美国题材是主流。但是，好像和我没什么关系。咱们看话剧，得看着带劲儿的，比如当年的人艺。《于无声处》、《小井儿胡同》，打倒四人帮啊。说咱们不懂外国戏，也是自己跟自己说不过去。但是，好像和我没什么关系。

他最后一次邀请我看《我们的小镇》是去年春天。不知因为什么，去看了。

我觉得戏不错。也算有一些内容。尤其是演员非常认真。话剧没有多少视觉和音响效果，全凭故事和语言打动观众，语言不好，演员不好，演不成戏。演到一个什么情节，我很感动。

我见了演员，推我站出来给演职员讲话，我就讲话了。有一点儿虚荣撑着，说得挺带劲，我说你们这么一拨儿人挺优秀的，比专业的不差，可以演大戏。反正是花了差不多一样的力气，不如整一个大的。比如莫里哀的《伪君子》啦（顺嘴说的）。你们要是演莫里哀，我更有热情看，你们演莫里哀，排戏的时候我拉一堆朋友来给你们捧场叫好加提意见。

导演是个年轻女人，叫英子，比我脑子好，记住了我的话，到了年底，找我，请我帮他们弄一个《伪君子》的本子。

自己招惹的事儿，方卫平知道了（他们一定串通好了），嘿嘿地笑。

我有点儿后悔。不过，这样的剧社应该得到支持，我们也不能老是光说不练。再者，不就是弄本子么？看着法国人说话，就手打字打成中国话，稍微在网上参考点儿什么，齐活！Piece of cake，simple comme bonjour！

本子弄成了一个。

后来听人说，谁谁弄《伪君子》呢。当年敢接这种活儿的，那可都是非社会闻达不可。

我听着，心里砰砰地跳，可不是么？我怎么没想到有这一层呢？有点害怕，真的有点儿害怕。

不过呢，本子有了，场面拉开了，戏可就得上演了。

“删繁就简三秋树 领异标新二月花”。浅、淡、若有若无，这是传统雅文化精妙之处。现在能悟到的人不多。“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妙在有无之间。观察之细、描述之精准，非冥神静气不足以悟到。浅耶？薄耶？

设计《伪君子》夜语版的首场演出在人艺小剧场。
人艺绝少允许业余剧社进入自己的地盘儿。有这个想法就可爱。进得去进不去且不说，至少得有这个雄心壮志。
方言的问题可以切出几个层面。根本上是演员还不知道自己不够努力。告诉他们要多加努力，他们也未必能听懂。他们觉得，我够使劲了，这不是每天都练着呢么？
我们说外语，如今也没人说我们一定是北京人不是？非常成功之前一定是非常努力，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逻辑关系。
导演在电话里说，还不够深刻。
我对“深刻”这个词儿敏感。
“肤浅”一般是骂人的话，反过来，“深刻”就是好么？
我说谁深刻，人家未必爱听。我“深刻”，怎么着？又是话里有话是不是？什么意思么？是说我假模假式，不懂装懂？我这些话你们听不懂？或者我的这些话我自己也完全不懂？是说我傻么？
莫里哀其实不讲究什么深刻。当年他赶着几挂大车，到乡下演出，脑袋里想的都是讨好老百姓，让老乡们欢喜了，就多得几个赏钱，挣够了，演完了戏，喝好酒吃扒烂的猪肘子，挣不够，女演员们还得揽点儿别的活计补贴，要不然就得饿着。见了路易十四，更要要讨好国王，路易他真舍得给呀。
一个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
不深刻。
或者深刻的表现形式一定是不那么深刻。
因为我们生活中见到的表面深刻的人，都肤浅。

晓敏姐可不是瞎想瞎说！跟李可染先生说的:"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不谋而合。

方言有意思，几年前，看到有本北京土语词典，立马掏银子买了。当时也没多想，就是觉着在喝牛奶吃面包的时候也砸么出点儿豆汁儿味来。
在北大荒，知青来自五湖四海，见着天津的就“你吗……”；上海宁就“阿拉……”，碰上杭州银就“帽儿、袜儿、谁是谁的儿……”乱来一气。
咱班里有从广州来的，急了就是一通鸟语，看她气急败坏的样儿，其他人可是过足了什么叫“外语”的瘾。
方言和艺术更是不可分的。只戏曲类：黄梅、秦腔、梆子，即使京剧那里的唱词也不是标准的官话。统一了就没法听了。地方曲艺类植根于当地方言的音、韵、腔、调，离开了方言的土，即成无本之木。而最传神和最经典的艺术，正如晓敏所说，能将普通的表达加以浓缩，才是精华。

方言这个话题很有趣。我觉得实际上是实用性与个性化的矛盾。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现在叫普通话，古时叫官话），开个全国代表大会恐怕就成吵蛤蟆坑了——谁也听不懂谁的话。可是都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茶馆》也没看头了。其实不光语言有这个矛盾，其他艺术形式也有这个问题。比如惠杰兄提到的戏曲，如果用普通话唱河南梆子“刘大哥讲话理太偏……”那不是那个味儿不是！再比如书法，上个奏折，张旭狂草，皇上看半拉月没明白说什么……可是都写馆阁体，字倒是认全了，可书法的味道却没了。由此看来，标准化的过程就是消灭个性增强实用功能的过程。其实无所谓对错，看你要什么。电脑打字好认，提高了效率，可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不认识手写文件了……晚上和女儿闲聊，她正为听不懂历史老师的课而烦恼不已。不是太深奥，而是这位刚从江西请来的特级教师讲的“普通话”让北京的孩子们一头雾水……

到今儿，还没有看过整出的《伪君子》。
我觉得他们动作慢了。这些人的工作精神不如外附人。
吊儿郎当归吊儿郎当，门钉儿肉饼不能少吃一个，但是，到时候了，坚决不能掉链子。
等弄得差不多了，一定请林伟、小芒等到场指导。

看来惠杰郁闷+纠结了。剧本中经典的对白：
“答爷，您吃了吗？”
“没哪！这一晌午都（tmd）跟那个谁磨叽去了，扯了半天犊子，丁点儿实凿的没有。丫d的！”
“那路货能有啥尿水儿，瞎耽误功夫不是。得嘞，咱爷们儿护国寺吃门钉肉饼去吧。”
“真的？你出血（音xie）。”
“那是！咱们谁跟谁啊！走着？”
“走！”

这要是整个天南海北的味儿出来，可就水了。

看了《伪君子》几个对手戏片段。
之前，英导告知，演员将就能串戏，还没有什么意思。我想着，我这人忒实诚，见人就说，已经和好多人说了，要请人家今年底明年初看戏，戏成不成要紧，我这信用也要紧。有这么多说话不算数的，就别再加上我一个了。
我坚定地认为，否定方言的价值是一个严重的文化错误。但是，一个舞台上面，南腔北调的人激情勃发地搅和一起勾心斗角，看不成戏，光剩下热闹了。
我忽然意识到，以前的北京，是个MELTING POT，除了上海人坚守自己不买账，多数人来了北京，都照北京的规矩办了。吃油饼，喝豆腐脑儿，见面问“吃了没，您呐？”，说秃噜嘴也“你丫……”。总归是北京人比外地人多。现在变了，在北京的外地人比北京人多。再说，你北京有什么呀？吃没有，喝没有，你北京人是什么大尾巴狼啊？
赶紧说，我们也不是什么正经北京人。
我求导演，能不能找几个北京人，能利利索索地说话就行，请人家当老师，让演员弄明白说话的重音在哪儿。
想了想，保姆和小时工是安徽人，卖白菜的是河南人，门卫是湖南人，剃头的是东北人，“七彩云南”餐厅里的服务员是云贵姑娘，这北京人都哪儿去了？
想起来了，开出租的多是北京人。
打出租，学北京话？
成本高了。

听夜语演员串读剧本。
读得不怎么好。
按说，说话么，有谁不会么？语言有重音啊。法文简单，一个词儿一个重音，英文貌似简单，一个词儿不止一个重音。中国人说中国话，应该简单多了，重音放哪儿还要多说么？我说，走你！这个“走”要憋足了劲儿，刚出了声儿就躲了，好像腾格尔发声，“你”带出来就完了。都这么说呀。
演员找不着重音。
后来，有人建议用每个演员的家乡话读剧本。
听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这一屋子人，感情除了我是一个凑合北京人，都不是北京人。
答尔丢夫是青岛人，和他对手戏，一个是川妹子，一个是唱评弹的苏州小生，老太太是牡丹江人，老汉是山西人，导演是湖南人。
又一次感叹：中国，好大呀。
听着，一阵阵心跳。
想到中国方言的珍贵，也想到让说不好普通话的人，用一口京片子，感动观众，也太不容易了。
中戏和北电的学生，都是北京时髦中的时髦。早几年，流行香港话，以后又有台湾的“蛮……怎么样”，当下的时尚应该是京腔。我其实不愿意说任何地方的坏话，但是，论什么，演莫里哀也得会说普通话呀。
用方言读剧本，演员无障碍，热情高涨，剧情顿时疯狂，挑不出毛病。
莫里哀有知，得陶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