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您从外附出来后，没有再想去学习外语呵？
答： 没有。当时上外附的时候，原来小学的同学再见面时都觉的我挺不错的，还叫我说几句俄语给他们听。可我觉得亏了，还得比别人多学一门课！后来考大学时，因为已经工作7年了，几乎没用过俄语，所以也没想再考外语专业。而且，我也觉得我没有语言天赋。

问： 可您在大学学的是哲学，怎么毕业以后却进了法院呢？
答： 上大学的时候，我对法律就有兴趣。上到大三的时候，中大才恢复法律系，我就利用选修课的机会学了一些法律系的课程。可能是我不务正业吧，在大学期间的所有考试科目中，上过90分的，全是我在法律系的选修课。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去最高法院工作的名额，本来是中文系的，我就和他们联系，最终让这个名额落在我的头上了。
虽然后来离开了法院工作，可我对法律还是挺有兴趣。85年底，我还作为原告打过一场官司，是为我订购的一套家具，法院最后判决我胜诉，厂家双倍返还我的定金。所以有时与法律专业毕业的同事开玩笑说：你们只有法学理论，我不仅有司法人员的实践，还有当事人的实践呢。

问： 那么，您是怎么又到了港澳办工作的呢？
答： 我对法律的兴趣促使我毕业后去了高法，本想能够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去健全国家的法制。到了高法以后，我做了两年多的书记员。当时正是为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的高峰时期，接触到很多的申诉案件。但对很多的问题，我总感到力不从心。因为当时国家的法制还不是很健全，人们的法制观念也没有现在这么强，加上在那么一个大机关里，一个最基层的工作人员的意见，往往很难被采纳，可能连我再上一级的领导都不会知道，更别提能有什么作为了。可我当时都已经近三十岁了，正是该干点什么事的时候。
　　84年恰逢《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中国政府确定97年收回香港，港澳办需要调进一批人员。我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就分配在港澳办，他们推荐我来这里工作，可能是我在广州上学的因素，港澳办同意接受我，于是我就向高法提出了调动申请，经过大约半年的软磨硬泡，我就“混进”港澳办了。没想到，一呆就是十七年了。

问： 在港澳办的这些年，应该是非常激动人心的。能不能说说您都做过那些事情？
答： 85年初刚来港澳办的时候，这里连工勤人员在内也只有四十来人，直接从事业务工作的不过二十来人。大家都在一个小院里，从办的领导到最低层的工作人员。上上下下的人每天都能碰面，所以有什么事情和想法，沟通起来非常容易。在这样一个人少事多的环境里，要想发挥自己的一些作用，应该是有很多机会的。
　　我85年一到港澳办就赶上起草香港《基本法》的工作，我们的任务是参与起草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当时的办公设备还很落后，既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印机。每次起草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我们白天要在会上做记录，晚上要整理当天的记录和写简报稿。由于简报要在第二天早晨开会前分发给与会的委员，所以每天开完会后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最忙的时候。简报稿写好后要报审，然后送到印刷厂去打样、校对，等到印好后当夜必须取回来，真正可以睡觉时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而第二天早晨八点钟之前，我们还要将所有当天的文件准备好，开始新的一天会议记录。当时我们秘书处的工作，得到了内地和香港委员的充分肯定，说我们的工作效率比香港还要高。
　　91年初我被派到香港常驻，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工作，主要是为落实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有关事项与英方进行具体磋商。94年任满调回后，又参与了香港特区筹委会和预委会秘书处的工作，这期间参与了不少议题的对英谈判，参加了香港特区护照的设计和印制，还参与了选举行政长官和临时立法会的记票等工作。

问： 那么香港回归的时候您应该在现场吧？我很想知道您到底去过香港多少次？
答： 去过香港多少次我记不清了，也没统计过。不过我曾翻过我的最后一本护照，上边有香港回归前一年时间里的出入境记录，从96年6月至97年7月，我一共在香港住过100多天。其中除了在回归庆典前一次呆了超过20天以外，每次都是2-3天就是一个往返。（注：这样算下来，这一年中，少说也有几十次了。）
　　香港回归庆典时我在现场，我的任务是负责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的宣誓就职仪式，就是专门负责宣誓程序的那一部分，从程序的设计到现场的引领工作。

问： 真正到了这一天的时候，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答： 非常平静。因为我们已经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工作了这么久了，所以当它真的到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一件非常应该的事情。那天中央电视台和香港的电视台都有滚动直播，因为知道晚上一定不会早睡觉，所以我吃过午饭后，就回驻地去睡大觉了，一直睡到下午三点多钟被一个电话给吵醒了，你说我是不是睡得够塌实的！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也挺有意思。吵醒我的这个电话是通知我一件事。因为在特区政府成立的宣誓就职仪式中共有五批人进行宣誓，每一次上来一批人和下去一批人的时候都有一个十几秒到几十秒不等的间隔时间。开始合练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对这个间隔时间不做任何处理的话，就会显得有些沉闷。对此大家提了很多的建议。我想起在一些外国电影中，特别是在演英国贵族的一些礼仪活动时，哪个贵族人物到场，小号手就会吹奏这个家族特有的音乐旋律。我就提出用小号来填补这几段间隔时间，这样即很隆重，又很充实。我就先和军乐团的指挥和号手们通了个气，让他们按照不同的时间要求编了几段曲子。在最后一次领导审查的彩排中，我让军乐团的号手参加进来演奏了一遍，不少人听过后说好，可有人说这不是中国人的习惯。审查的领导也就没有点头，我以为就此告吹了。吵醒我的电话，就是通知我在宣誓程序中加上小号，让我立即做好准备。可到了这会儿，我们军乐团的人已经在现场与英国军乐团合练去了，所有乐器在进行安全检查后也不能再拿出场外。我只好在政权交接仪式前夕把军乐团的指挥和号手叫来，让他们把准备的几段曲子给我哼了一遍，选定了一段长度适中的做宣誓仪式的间隔曲。

问： 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您参加了吗？感受怎么样？
答： 说是平静，当真正看到五星红旗在交接仪式上升起来的时候，也真的非常激动，毕竟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件大事，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呀！能够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既令我非常兴奋，也从心底里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因为我为这一天已经工作了12年。我当时在会场里面，可还有我的一些同事因为没有得到这场仪式的请柬，只能在另一层楼（由港澳办负责的宣誓就职仪式场地）上看电视。交接仪式快开始时，我看到整个会场四周墙边都站着人，有些一看就是香港会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就用步话机告诉会场外面的同事，让他们也想办法“混”进来，毕竟他们也是为这一时刻工作了那么久吗！

问： 后来的澳门回归您是不是也参与了呢？
答： 港澳办当时还设有澳门司，主要由他们负责，我在澳门回归庆典的时候负责香港观礼团的接待工作。有了香港回归作借鉴，澳门的回归也进行得非常顺利。

问： 应该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参与这么大一件事情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比起在高法的那两年，您是不是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呢？如果说干点事业的话，您的事业也算是达成了吧？您有没有想过离开港澳办，去干点别的什么？
答： 香港回归以后，特别是赶上98年国务院各部门精简，我们这里还真的是走了一批人，大都是94年后来自各个大学的毕业生。当时他们来这里，也是为了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件国家大事中来。所以在完成了这一历史事件之后，他们离开了，开始他们更新的追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忘记这段经历。我们有一个北大毕业的小伙子，人长得挺精神，由于行政长官选举要现场直播，我派他在主席台上负责划票。他98年去美国读书，在送他出国的聚餐会上，他就说，是我给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光荣的机会。
　　我好象还没想过要离开港澳工作。我85年下决心调来港澳办的时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这是一件可以发挥创意的工作。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是大创意，我们做具体工作可以发挥些小创意，毕竟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一国两制”从理论成为现实，它的实践其实是在港澳回归后才真正开始的，还有不少问题都是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也没有任何先例可循。
　　举个例子。《基本法》规定特区可以在北京设办事处，98年香港提出要设驻京办了，可它怎么注册成立呢？我们查了现有的规定，外国使领馆和国际组织的办事处是由外交部出具文件办手续；境外商业机构是由外经贸部门批准、工商登记；各省市的办事处是向国管局备案。没有一条现有的规定适用它。可是没有一个被内地认可的批文，它连银行帐号都开不了，更不用说它还需要涉及外汇和办公用品的进出问题。没有现成的规定怎么办？那就要创造个办法出来。于是我们走访了很多相关的部门，向他们说明情况，探讨可行的办法，最终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可以发挥创意的，还是能提起兴趣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