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请各位同学和我一起来看一下这次网上采访的全部过程。

你好！
　　外附的同学们能组织到一起真是不容易，是件天大的好事。我们在北京的这个网站的工作人员呀，偶尔见个面，真是开心死了。你羡慕吧。
希望能有机会见到你。

　　采访问题如下，当然，你有什么有意思的趣闻趋事，往事回忆，请帮我补充进来。
我先这相有礼了！

问题1-----请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学历，与工作经历
-----哪年入外附，在什么语系
-----外附毕业后，的经历
问题2-----一提外附，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也就是外附给您留下的最深的印象的事情（或者是人，是事，是某种概念性的都可）
问题3-----由于是网上采访，记者见不到采访对象的本人，也听不到声音，请您进行一下自我描述，当然，也可自我吹捧一下。
（形象上的， 性格上的）
问题4-----现在的工作怎么样，怎么干上这行的？
-----现在的工作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哪？
-----顺便介绍一下工作内容。
-----最近工作中最重大的事件是什么？
-----尤其是，最近很多重大活动都是在上海举办的，你们为祖国人民作出了什么贡献？
问题5------现在的工作，还用在外附学的语种吗？
问题6------请谈一下现在的家庭生活？
------很冒昧的问题，文艺界美人多，有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
------在美人堆里的日子好吗？
问题7------言归正传，与外附同学来往多吗，讲一些与外附同学的来往趣事。
问题8------在外附的一些回忆，同学，老师，尤其是在外附干的坏事。
------对外附的印象
------外附给你人生的影响
------讲出10个外附同学的外号，最好有他们的来历
问题9------给同学们留个言

　　先问这么多吧，您先答着，我有了新的问题，在与您联系。另外，请给我几张照片！！！

学妹 董焕红

　　谢谢你的来信和采访提纲。我本以为应该是一个简单的采访，没有想到问题这么多，有这么细。给我的感觉是，要想全面回答这些问题，我必须仔细回顾整个少年时代；而完成这些问题犹如写一部回忆录或者自传提小说。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不过我很乐意做这件事。

　　此外，我非常激动地把网站的事告诉了在北京的同学们，其中有些人，我已经25年没有见过了。我们74年小四俄语的同学中，有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他是我们班可提供线索最多的人，如果方便，你如果方便，可以和他联系一下，收获一定不小。他的名字是栗忠强，电话是62323239。我甚至怀疑他能帮助网站找到70年代中期前后五六届的校友。他已经看到过咱们的网站，很有兴趣，而且他基本在家呆着，在写《红楼梦》之余，他有足够的时间为网站做事。

　　再次感谢你和李风。作为海内游子，我深为你们而感动，我一定会认真回答你的问题，全盘、如实地向组织作出交代。

　　　　　　　　　　　　　　　　　　　　　　　　　　　　　　　　　　　顾陆丰

邮件3 　发件人　顾陆风
回答如下-------

问题1：

　　我是1974年2月进入北京外语附校的，进校门上小学四年级。记得当时我的父母已经很有远见地看到英语成为世界语言的前景，所以十分希望我能分到英语班。进校以后第一个星期六，我母亲来学校接我，问我的头一句话就是："分到什么班了？"我的回答显然让她失望，我说："俄语班。"
从此，我开始了三年的俄语专业训练。我们的俄语老师叫马秀琴，眼睛很大，生气的时候显得有些凶悍，但是她好象挺喜欢我，其中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天生就会发"P"这个音。在俄语中，这个音需要卷起舌头在上颚下面打转，许多人需要长久练习才能发出。
很快我就被任命为俄语课代表，主要负责收作业本等杂务，但是有一个任务，却让我感到有趣。每天早饭前的早读，课代表必须带领全班同学听一句录音读一句课文。我因此可以站在讲台前边按录音机，而不用象其他同学一样坐在位子上。要知道，在一个纪律严明的环境里，能够活动手脚可是一种非常值得珍惜和夸耀的自由。
　　1977年2月，念完"戴帽初一"，也就是现在的小学六年级，我离开了外附，随南迁的父母前往上海，进入上外附中英语班。我离开了外附，也离开了北京，外附和北京成为那以后二十几年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我离开的时候，从市区去外附可算是一段艰难的路程。不管从城市的哪个角落出发，都需要先到动物园或者白石桥转乘332路。我们乘坐拥挤不堪的332路到魏公村，然后步行15 分钟、穿过北外、穿过苏州街来到学校。周六下午回家时，我经常和同学从学校沿着校门口前的小路一直走到紫竹院，然后通过一个篱笆钻进公园，再从前门儿出来，到白石桥坐车。有一次，我甚至和同学从外附走回了在鼓楼的家。
　　事儿太多了，太多了，全象演电影似地浮现出来了，许多事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恍如昨日，以至到现在，我都经常要看一看《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张碟。
1977年3月我到了上海，那是一个阴天，后来我才知道，上海的三月总是阴天。下了火车，我在站台上看到破落的上海火车站，以为自己从伟大祖国的首都到了枣庄，我的心一凉，但是已经没法回头了。就这么着，走到今天。
　　1981年夏天，我从上外附中毕业，考入上海外语学院英语系。1987年，我从上外新闻专业毕业，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英语部。1994年，我开始担任上海电台的台长助理。1998年，我自己申请调入上海卫视担任新闻部副主任。2000年6月，我奉调担任上海有线电视台副台长。2001年6月，由于有线电视台取消，我开始担任上海电视台电视剧频道和电影频道总监。就是在担任上海卫视新闻部工作的时候，原来外附的同学从片尾字幕里发现了我名字，他一路通过114查号台找到了我单位的电话，并很快找到了我。失散了多年的孩子，就这么偶然地被组织上找到了。

问题2：

　　虽然在外附的几年，我还是个少年，但是那一段生活却永久地沉淀在记忆中了。这其中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回味。1985年，我离开北京八年以后回到母校，发现那依旧是记忆中的母校，90年代由于工作关系，常回北京，可是再也找不到母校原来的模样了。每次车过西三环北京电视台那段，我都会不自觉地用眼睛去搜寻一番，虽然很难发现外附的大门，但是每次只要看到道路指示牌上的"厂洼"两字，心里就踏实了。可是我还是很不平，为什么路标不写上"北外"、或者干脆写上"外附旧址"呢？
　　在我印象里，外附和工农兵三个字紧密相联。进校的时候，我们被无数次的告知，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来自工农兵家庭，基本上都是三代红。我们在这所学校学习的目的是要成为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的外交官。我们的俄语课本，不超过五页，连字母都没有学全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工农兵。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不是爹是工人，就是娘是农民，最标准的一个是陶立武同学，他来自半工半农的家庭，他爸是工人，他妈是农民，而他在学工学农活动中表现出的"捡蓖麻籽"和"装配行程开关"的天分，往往使同学们艳羡不已。
　　先说学工。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我们每学期都要参加一次停课学工劳动。和今天孩子不同的是，几乎所有同学都期待着这个机会的到来，因为足足有两个星期，大家可以不用上课，每天五个小时左右在当时的操场边上的行程开关车间劳动。这样的"特权"，低年级的同学还没有份儿呢。然而真正经受考验的学工还不是这个。有一年，我们终于等到了更为让人兴奋的事，我们要去苏州街的豆制品厂劳动了！同志们啊，我们终于可以每天走出校门了。
　　全班都来到了豆制品厂。分配带我们的师傅叫何成伟，有的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洗衣粉，因为当时一种叫合成洗衣粉的东西刚刚面世。这个外号现在听着一点儿都没有意思，可在当时，一说这个外号，全班的女生都会止不住地乐。何成伟现在想来也就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模样清秀，爱说爱笑，如果八十年代不努力，估计这会儿也该下岗在家了。
　　他教我们如何压豆腐干。先把在滚烫的锅里煮熟的豆腐用纱布包上，然后再一包一包地放在一个压干机上。这可是很有挑战性的活儿。煮熟的豆腐每一块都有80公分见方，厚约15公分，光这分量就够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尿一壶的，更甭说那刚出锅的高温得有多烫啊。大约十来包豆腐在压干机上码成一摞，有一人来高。在最上边一包豆腐上有一个巨大的铁板，铁板上面有一个孔，插了一根铁杵，我们要不断地扳动铁棍子，使得铁板压豆腐，把豆腐里的水全都挤出来，最后成为每块三公分厚的豆腐干。现在想，这和剥削童工有什么区别呀，但是当年我们却仿佛从地狱进了天堂般地兴奋，毕竟可以不用坐在课堂上吗。我到现在在家下厨房时还常常想起当年在豆制品厂的情景，我的刀功就得益于当年在那里学切兰花豆腐干。
　　学农分校内校外。校内的就是捡蓖麻籽，支援国家建设，或者在猪圈喂猪，校外的就是去厂洼干活了。一般来说，每年有两次学农，时间都不长。夏天的一次，大多数是在三夏时节去捡麦穗儿，冬天是去厂洼的暖棚摘菠菜。有一年的三夏，在捡麦穗的时候，我不慎被麦芒扎破了手指头，还出了血。那血能有多少，也就象被针扎了一下而已。由于功利主义思想的作怪，我立刻跑去告诉老师，并表示坚决要继续干下去。由此，我获得了老师的表扬，她说我"轻伤不下火线"，我的事迹还上了黑板报。冬天的活儿虽然在暖棚里干，可是地里的菠菜不是热的，严冬腊月从地里摘菠菜，常常冻得小手生疼。老师从来没有表示过心疼，爹妈也不知道，放在今天，家长还不得找老师拼了。
　　此外，在外附有一件事儿，到现在都还记着。有一天，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等着集合去开会，我找到一个叫张荔的女同学，跟她说点儿关于出黑板报的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听见周围的同学突然大叫起来："给他一大哄哦--哦嗬哦嗬。"我回头一看，大伙儿都在哄我呢，正摸不着头脑，一个同学大声喊着："看你丫那手搁哪儿呢？"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我下意识地把右手放在了张同学的--别乱想--左肩上。把我给臊的！其实这有什么呀，可在当时，那就是一个桃色新闻！
　　在外附值得回忆和并不值得回忆却怎么也忘不了的事儿太多了，说也说不完。在这里，我想再提一下老师们。若干年前，在上海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把所有记得的上外附中的老师名字全说了一遍，把老师们得感动不得了。当然外附的老师我记不起很多，只能说出几个了。
　　班主任叫王守端，语文老师，她还是著名的董承安老师的夫人。董老师当年因打击"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龙虎豹流氓集团而名声大噪。王老师则是披着狼皮的羊、典型的纸老虎。别看她对我们很严厉，甚至有时候堪称很凶，但是却有一副软心肠。我们几个不太安分的孩子，常常在周六下午被她留下来不许回家。然后她把这几个孩子带到办公室训话。开始还说得好好的，说着说着，鼻涕眼泪就下来了："你们想想，党和人民把你们送到这么好的学校来，给你们那么好的条件，你们不好好学习，你们对得起谁啊？和高玉宝比一比，你们惭愧不惭愧？和亚非拉的小朋友比一比，和台湾的小朋友比一比，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再说啦，我那么辛辛苦苦地、一心一意地扑在你们身上，我为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吗？呜--"然后是泣不成声。说老实话，那时候我倒没怎么惭愧，现在想想，倒有点儿了。
　　其他老师还有俄语老师马秀琴、生活老师伊熹（沉痛悼念！）、美术老师殷老师等等。向他们致敬，恭祝他们晚年幸福。--虽然他们可能根本想不起来我是谁。

问题3

　　我从离开外附就没有怎么长过个儿，原来在班上就是站在后边的，现在还是小矮个儿，身高一米六三。微圆，但算不上胖。有两个同学见过面以后说我还是小时候的样子。五一以前和一个25年没有见过的叫冯雪飞的同学通了个电话，他说我说话的口气还和小时候一样。我头发较短，基本上是板儿寸，就是成功人士、特别是头儿年网络人士爱剃的那种发型。人到四十了，该打扮打扮了。上班儿穿西服、打领带，下班儿特休闲，跟马路沿子上的小屁孩儿似的，还常常戴一顶冒牌儿的名品棒球帽。上海这边的朋友说我，长的象压遍的姜文，发型是变样的王朔，说话跟装嫩的葛优很接近。其实他们说得都不对，只是在上海这样的南方城市，我多少显得有些北派。
我的性格直爽，由于属兔胆子偏小，很多人说我活跃而机敏，其实内心柔弱而本分，总恨自己不能成大器。天生爱女人远远胜过爱男人，所以结过两次婚，这就算我这一生到目前为止最值得夸耀的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地方了

　　目前的工作在前面都有涉及，恕不赘述。我们在地方上、又是一个平民城市，跟皇城脚下同志们的事业不能比。我在网站上看到其他同学代表全国人民操办大事，积极参与举世瞩目的全球性事件，哪里还有勇气说自己的事儿呢。唯一可以表白的是，每天都在兢兢业业为党把好舆论关，为丰富局部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而努力工作。

问题5：

　　现在的工作基本上和外语没有什么关系了。

问题6：

　　前面提到，我已经第二次组成了家庭。太太比我小十岁，夫妻正在恩爱，从目前情况看，这种情况可能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天天盼着两口子能吵一架，可就是吵不起来。年龄的悬殊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
　　我从来没有和任何演艺认识有染，以前很喜欢一个叫宁静的演员，所以在《乱世英雄吕不韦》到上海做宣传的时候，利用职务之便，请她吃过一次饭，当时有不少人在场，我什么也没敢说。张铁林可以作证。

问题7和问题8前面都涉及过。

问题9：

给同学们的话：

　　我可能在是外附就读时间最短的校友之一，受到同学们这么热情的关照，非常感动。多少年来，我就期待能有一个家，使我们这些上了年纪能聚在一起叙叙从前的事。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家，让我们共同珍惜，共同爱护。那个有形的母校可能不会再有了，但是这个网上的新家却不能再没有了，她一定要伴着我们长长久久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