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扬的记忆》解说词
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从北京几十所优秀小学推荐的三万多考生中，152人走进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我们上学的时候，北京的城墙还在，如果留到今天，北京的旅游应该还多有一个吃老祖宗的五星级旅游景点，中国的墨客骚人和新新人类还应该多有一个自然聚会的场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可以省却讨论、列名一处世界人类文化遗产。这是人类当时尚存的最高最大最长最古老最完整最壮观的都城城墙。
墙没了，回忆没了依托，永远地飘扬在回忆中。
图书馆改成了旅馆，名“杏坛宾馆”，意思是孔子讲学的地方，是个培训中心的招牌。房价不低，要四百块一间，据说里头四十几个房间都是琉璃厂倒文物的人包租的。
学校的大门拆了，二门拆了，里头的建筑全拆了。这几个门和这些建筑其实不碍事，其实很美，其实是很难再生的美，怎么就拆了呢？一棵普通的树没人敢砍，一座蕴涵着多少故事的门怎么说拆就拆呢？
可惜我们的学校，教育了我们，没能教育其他人。
据《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记载，
外语附校和平门的校址是1902年创建的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称北京高师，在南城厂甸五城学堂。
1919年5月，北京高师的队伍最先到达天安门广场，发起“五四”运动。
李大钊在此宣传马克思主义；鲁迅先生在此任教时间最长。
1923年，北京高师改为北京师范大学。
1926年3月18日，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被段琪瑞执政府野蛮枪杀，鲁迅先生为此撰写了题为《纪念刘和珍君》的著名文章。
小学楼比较新，现在归属河北梆子剧团。
听这里的人说，房子马上就要拆了。
见到学校的几位大师傅。
我们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了，告诉我们，又忘了，但是熟悉他们的模样。
我们大了以后，对他们有意见。他们给女生盛菜，手下暗暗使劲，明明已经给了不少，超出正常标准，还要添一点儿；给男生盛菜的手却总要打哆嗦，有时候一勺子的菜都哆嗦没了，再盛起来，再哆嗦，弄得我们的心呀，跟着哆嗦。
有人告诉我们，大师傅也不是好惹的。
我们之间发生过冲突，我们自然占不到便宜。
但是，哪个年月，凡遇上食堂有好菜，我们都垫起脚跟，伸长了脖子，吞咽口水。
谁都记得好吃的。
你还记得么？
星期天晚上六点钟，教室被日光灯映得通明。生活老师又在批评我们了。有人光洗脸，不洗脖子，几天下来，脸还是脸，脸下面是什么呢？是一个黢黑的黑车轴。谁的袜子又烤糊了。还有，最严重的是，有人夜里起来，找不到尿桶，就不知道等等，竟然往炉子上撒尿！
你还记得么？
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举花，举着很多红花和一两朵黄花，举着草绿色的，苹果绿色的和橄榄绿色的花，我们根本不知道不远的前面行驶的是标语车还是坦克车，我们只知道死死盯住华灯上悬挂的信号旗，像克里姆林宫门前的卫兵一样，一丝不苟地庄严地举上举下。
还是在天安门广场。我们放了学，紧急集合，被带到广场西北角列队，然后等待。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吃着补助的熟鸡蛋，观望着周围猎猎的红旗和黑压压的人群，背后新立起来的标语牌几层楼高。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却有组织地参加大型人群活动，让我们有了参与重大社会节日的神圣感。可是后来，我们累了，困了，五月，北京下半夜的风还硬，逼得我们挤在一起，我们在广场整整守候了一夜，到第二天中午了，我们才知道，都是一个叫朗诺－施利玛达的人惹的祸。
你还记得么？
夏天，我们睡在砖地上的一摊稻草中，躲着天花板上偶尔飞来的麻雀屎。冬天，我们睡在没有窗户没有门的冷炕上，我们系紧棉帽子，系紧棉衣服，紧紧地拥在一起，四下里是盘旋着的狼嚎般的寒风。
你还记得么？
我们五连。
我们五连后来成了什么英雄的特种部队，刚强，正义，生机勃勃，只要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能办成的事，我们都会办得最好。和这个集体在一起，我们不愿意，甚至是有些不敢有什么对不起大家的行为。有多少附校后来的学生神色崇敬地说，当然听说过“老五连”了！有多少老师感慨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学生！
你还记得么？
要说附校人的特点，最能够站得住的说法应该是，附校人能侃，而且嗓子好。
学外语，每天念，一天不落，几十年如一日，全面运动发声生理系统，声音好听，厚重，有穿透力，唱歌的练发声，远不如我们练得辛苦。
能侃也是一样，学外语，经常设计情景对话，面对光荣怎么说话，面对伪君子怎么说话，面对漂亮姑娘怎么说话，经常练，到该正经说话得时候，就有词儿，而且能把握好。
我们的采访，没有演练过，当时才知道，一分钟的准备时间也没有，可是每个人拿起麦克，都像是已经为此准备了几年。
说起了女生。和今天的中学生相比，我们那时候绝对是清教徒式的教育管理，中世纪。最勇敢的男生，也不过就是半路拦住自己特别喜欢的女生，借五毛钱。人家说，钱给你了，没事儿了吧。男生往下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有的胆子比较小，自己的事不敢自己办，指使别人代替自己拦截女生。这样指挥操作，本来就生疏，环节又多，结果弄成了很大的历史问题。
我们最早见到的外国人，是和平门二门门洞里头两侧墙上的画像，画的是亚非拉人民要解放，黑头发的亚洲人，红头发的拉美人，卷头发的黑人，斗志昂扬，头上有火炬。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和世界有关系，但是和墙上的人物形象没什么关系了。
也许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或者我们为求生付出的艰辛，都为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真实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们离开学校以后，有了一个“老五连”的称谓。我想，肯定是老师们，想着我们这么好，希望后来的人和我们一样。“老五连”有很多内容，不然不可能作为一个形象留存下来。我们有过这么大的光荣，到今天才知道，心里头一股股热流。
一九七零年八月，学校搬到外语学院西院，学校决定，用人搬。
搬一个六十年代生产的铁木合制的课桌真不容易。
几百人，男男女女，头顶着桌子，抱着椅子，七扭八歪，散布在长安街的十里长街上。
据我们所知，在长安街的百年历史上，这样的场景只出现过一次。
这是我们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拍电影，尽管我们外附学生一向固执地追求完美，这一段录象意外地出现技术故障，没有声音。
他们是在争着向大家问好。
有人谈论附校人的风格，说，俄语班沉闷，半天不出声，英语班正相反，尽是奇谈怪论，说得不全都是道理，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西语班有些市井，动不动就嚷嚷，隔三座楼听得见，法语班酸了吧唧的，表面斯文，到了冲锋陷阵的时候指不上。
也有人完全不同意，说，俄语班忠厚实干，英语班奔腾想象，西语班豪爽大义，法语班文采飞扬。
附校的人有些不一样。
附校的人清高，普普通通的人，有些飘然物外。在这样一个腐败如同杂技一般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里，保持一点点清高需要多少信念和多大的自持力，清高难得可贵，清高是社会尚存的希望。
附校的人有些不一样。我们因此遭受了不少非议和责难，我们改不了自己，却也怀疑过自己是不是错了。然则，一个叫孔子的人对此却欣赏了两千年，曰：“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
入校四十年纪念日前夕，我们努力和一切可能找到的老师和同学取得联系。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每一个我们联系到的师生都很真实地在意我们之间的情谊，不少人专程赶回北京。
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
但是我们知道，有些同学和老师却永远不能和我们在这里聚会了。
我们想念他们。
金山陵墓在西山，卧佛寺路口向南不远再向西，沿一条小路走到头。
墓碑满山遍野，掩映在秋天的金色的阳光里。
四十多岁，正在盛年，在公墓里都是非常人物。守墓的人听了我们报了名字，说知道，径直将我们引到墓前。
彭光的墓和段京华的墓挨着，直线距离不过三十米。
我们驻留在他们的墓前。他们和我们，曾经那样亲切。
我们不知道还能为他们作什么。
我们这样无间的友情应该是他们永远的温暖。
他们的墓同一个朝向，朝向东南，朝向北京。
同学和老师之间，真的有不少人是三十几年不曾见面了。我们握着手，晃了又晃，摇了又摇，我们还能认识么？
我们觉得组织者还不够周到，没有像幼儿园一样，在每个人胸前大大地写上名字，见了这样亲近的人，马上叫不出名字，多尴尬。
我们却真是这样亲近的人，哪怕一时叫不出名字，却能马上说得出从前我们之间的故事，说得出故事的细节。当年我们年轻的老师们，好多悠来荡去的大辫子。
岁月见证着我们，我们有些变化；我们见证着岁月，我们没有变化。我们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意思，因为我们始终是在裹挟着属于我们的时间一起运动，因为在我们眼里，你一直是这样，善良，争先恐后，聪明和漂亮。
客串大师傅，是之前刻意准备的一个节目。对演员的要求，一是不能笑，二是要哆嗦饭勺。
我们基本做到了不笑，没有笑的机会，好多人根本就真的把我们当成了大师傅，不正眼看我们，打了饭菜转身就走了。饭勺也没有哆嗦好，这一是因为哆嗦饭勺看来远不是一日之功，二是因为不知道跟谁哆嗦，跟男生？显然有悖于历史的公正；报复女生？无论如何下不去手，一时间没了根本的行动指导思想。
我们担心，放电影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影响视听效果。我们准备好了，要真是这样，只好动用非常手段。没有想到的是，同学们都在认真听，老师的人群里却始终沸沸扬扬，我们喊了几次“请安静”也不管用，我们一下子想不起来当年老师是怎么管我们的了。
老师教学生，如今甚至可以是一般简单的商品交易了。
我们在附校经历的师教，却是我们一生中的大情义。
我们的正义，我们的从容不迫，我们顽强进步的精神，无一不是发源于附校，得益于我们亲爱的老师们。
“师恩”两个字分量太轻了，我们每一个人在里面认真写上自己的名字，写下我们每一个人浓浓的感激之情。
坐下吃饭，还没有动筷子，有人已经醉倒了。
他从距离我们熟悉的生活很远的地方来。
只是在最近，他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群几十年一直聚合在一起、和他一样的人，这么一群可以永远认真关心他的人。
他是为我们醉倒的。
我们心里早就约好了要一醉方休，他一定要抢在前面。
将近五十岁的人，仍然互相不服气，唱歌也要打擂台。
我们除了多产出色的演说家，也天生不少腕儿级的歌手。
夜深了。
已经到了凌晨。
北京的这一天。
我们还坐在一起。
四十年的日日夜夜，如同满天闪烁的星斗，不论我们怎么数，恐怕也是真的数不明白了。
然而，在附校的七年，却如同春天里一泓碧波微澜的湖水，悠悠荡荡，清朗温馨，童年的故事，童话一般如梦如幻的故事，伴随我们终生。
一起同学七年是很不容易的。
人生七年，已经是偌大的空间，一百六十个同学一起学习和生活七年，几乎绝无仅有。
家庭之外，我们是来往最多的。
我们互相来往着，互相关心着，互相帮助着。
这也许不是我们的选择，这也许就是我们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四十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