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附生活回忆

孙笑华

自从1964年进入外语附小，一晃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后，当再次与同学相聚，与老师相见，许多往事又浮现在心头。也许是因为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能记住的只是一些生活的片断，但是如果把它们收集起来，就会变成一幅完整的生活画卷。我把在和平门阶段的生活中的两件事记录如下：

一、“地道战”

进入外语附小开始了住校生活。我只是在幼儿园的时候有过住宿的经历，而且只是一段时间，一来可能是因为家离幼儿园不算远，二来可能是因为我那时不想住宿。在小学三年级过起了集体生活，有一种新鲜感，睡上下铺，觉得很好玩。熄灯后，还要亮起一盏蓝灯，更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记得刚进校时，全班男生几十人住在一个大屋子里，好不热闹。熄灯铃响之后，屋子里仍然是嘁嘁喳喳，这时，生活老师的任务就是如何让这些学生闭嘴，安静地入睡。生活老师要不停地对还在小声说话的同学提出警告。有时，好不容易安静下来，不知谁咳嗽一声，马上就有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跟着咳嗽一声，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竟然咳嗽成了一片。生活老师自然是厉声制止，同学们则是暗自发笑，经过这样一番旺盛精力的最后宣泄之后，同学们才得以安然入睡。后来，生活老师李文华想出了一个高招，在熄灯铃响之后而同学们一时又无睡意的时候，由她给同学们念一段小说。这一招可真灵，同学们再也不嘁嘁喳喳小声说话了，而是安静的听老师念书。在幽蓝的灯光下，躺在舒服的被窝里，听着李文华老师用她那浑厚亲切的嗓音，动情地、抑扬顿挫地朗读着《军队的女儿》，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感觉啊。我至今怀念李老师……

新校舍盖好了，我们住进了新的小学楼，搬进了新的宿舍。由几十人住一个大宿舍变成十人住一个小宿舍。住宿条件大为改观，但却似乎少了一些乐趣。睡前读书已经不可能了。生活老师管的似乎也更严了。熄灯铃一响，生活老师要各屋巡视，而后还要不时地从门上的小窗户往里张望，发现有人说话，立即制止。熄灯铃响之后到入睡这段时间成了索然无味、寂寞难熬的垃圾时间。但是所幸的是，这种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在看似平静的宿舍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地道战。

那时，六十年代中期，全国人民反反复复看着两部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地雷战〉和〈地道战〉。中国人民靠大无畏的精神和超凡的智慧，把貌似强大的日本鬼子打得人仰马翻，狼狈不堪。整整一代中国人受到电影的感染和教育，也许至今再在看这两部电影仍会心潮澎湃。而那时不满十岁的我们，除了受到革命英雄主义的感染和鼓舞之外，还从电影中得到了具体的、形象的启示，使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在宿舍里迸发出来。

熄灯铃响之后，我们像往常一样，安静的躺在床上，似乎马上就要入睡，生活老师巡视完之后，回到自己的值班室。楼道里一片寂静。这时宿舍里的同学们好像接到命令一样，翻身下床，开始搭起了地道。地道是由靠墙首尾相连摆放的床构成的。我们把凉席和褥子铺在床下，用被子搭在床边，这样一个封闭的通道就形成了。我们在地道里爬来爬去，或者干脆就睡在地道里。在地道里爬腻了，就想出更刺激的玩法，开始打仗。先是在地道口互相射击，进而发展成互相投掷枕头，最后演绎成了阵地进攻，以枕头为武器厮杀起来。战场也从床下转到了床上。记得有一次，张洪海向我进攻，我用枕头还击。不知是我用力过猛，还是枕套已经糟了，结果枕头撕裂，荞麦皮撒了一地。当年地道战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如果我们听到老师值班室的门响，或楼道里有什么动静，同学们会迅速的把床铺从床下搬回床上，并立即躺倒，闭上眼睛，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记得我们真这样成功的骗过了生活老师……

地道战什么时候结束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当年同住一室的都是那些同学，也记不全了。但是这件事，我却记得，每当回忆起来，总不禁为少年时的顽皮发出开心地一笑。

二、“义和团”

这也是发生在和平门的事情。每天下午下课后到吃晚饭是最长的一段自由活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同学们可以尽情地在校园里玩耍。有打乒乓球的，有玩攀登架，有玩双杠的。男同学最爱玩的恐怕要算打仗了。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在校园里东奔西跑，追追打打。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在院子里玩着，忽然发现同班的同学们都不见了，一开始还没觉得怎样，过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劲，赶忙向教室跑去。远远的看到教室里亮着灯，全班同学都已经回到了教室，一个个正襟危坐，讲台上鲁宝元老师表情严肃地在说着什么。我快步走到教室门口，敲门，喊“报告”。听到“进来”的命令，开门进屋，站在门里，等待老师发出回到座位的许可。只见鲁宝元老师表情严峻，冲着我拉长了声音，一板一眼地问道：“大师兄，你回来了？”被这出乎意料的一问，我忍不住噗刺一下笑出声来，但马上就收住了，因为从教室里的气氛我立刻意识到，鲁老师决不是在跟我开玩笑。鲁宝元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历来对我们要求严格，且不苟言笑，同学们在心里都有几分怕他。今天他一反常态，从他嘴里说出如此搞笑的话，只能说明今天的事情非同寻常。从他的语音里我已听出一股压抑的怒火。从他随后的训斥中我终于明白，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我之成为大师兄纯属偶然。几天前，同学们在一起玩打仗的游戏，大家玩得高兴，兴致所至，张路嘉同学提出，咱们组成义和团吧。大家一致同意。义和团总要有个头。张路嘉接着提议，由孙笑华担任大师兄，蒋京宪担任二师兄，他自己担任三师兄。我当时在班里个子最高，还是个中队干部，在同学中有点威信；蒋京宪在班里也是大个儿，而且是班里最胖的，力气过人；张路嘉也是当时班里的活跃分子，排队也很靠前。这种人事安排得到在场的义和团成员的赞同。大家当时玩得很开心，玩完之后，也就把义和团这件事抛在了脑后。谁想到这件事竟传到了老师的耳朵里，并闯下了大祸。事情的严重性并不在我们玩义和团这件事本身，而在于前不久学校发生的另一个事件，即法语班的“手枪队”事件。法语班同学史春新是当时班里的闹将，他显然是不满足于几个人的小打小闹，而要拉起一支队伍，组织全班同学一块闹，于是组织了“手枪队”，由他自己担任队长。这件事引起了学校的注意，被校方认定是组织非法组织，受到了严肃的处理。记得史春新同学是受到了留校察看的处分（？）。这件事刚刚平息没多久，俄语班又冒出了个义和团，能不让老师心惊肉跳吗。鲁宝元老师当时异乎寻常的严厉态度也就很好理解了。

那天晚自习之后，鲁老师又找我单独谈话，我先是作了一番检讨，也可能在鲁老师看来我的检查还不够深刻，于是他提出要叫我的家长来学校。这一下可把我吓坏了。我当时最害怕的就是叫家长，自打进学校门，我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严厉的惩罚。为了证明我认识的深刻，我当时哭了起来，可能是看到我真的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了，鲁老师的语气缓和了下来，并最终答应我不叫家长来学校了。这时我才喘了口气，心里像一块石头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