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外附后的二三事
钱力军
收宋协民短信一则
时间：2004年11月6日20时52分
内容：我给你的邮件不知为什么被退回。外附网和平门杂志要出“小四”专刊，每班写几篇稿子。咱班我、刘小中、孙笑华、熊伊眉和你各写一篇，20日前交。随意写些感想和回忆，你抽时间写写吧！不发言不能再不写了吧！宋协民
宋协民的短信毫不客气，不似编辑约稿，像是上级领导在指派任务，并大有不满与指责之意。是啊，那天全年级同学聚会，宋协民曾要我在会上代表本班发言。我推却了，特别是英语班黎莫苏侃侃而谈之际，我更是躲到楼道里去吸烟，大有逃兵之嫌。我感到亏欠了他什么？亏欠了相识40年的同学们一些什么？亏欠了我的母校一些什么？亏欠的太多了。
可又写点什么呢？整晚我都在想，思绪超越时空，往事一幕幕从眼前掠过，既有儿时终日厮守的7年，也有离开外附后33年间与同学交往的片片段段。不可否认，像我们这些儿时的伙伴，能在分手后的30多年里依然保持着友情，甚至交往频密，恐怕已是不多见的了。是什么把我们的友情维系至今，我想应该是外附七年的生活吧。七年间我们从少不更事到风华正茂，它足以在我们的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让我们在后来这几十年中仍然有着诸多值得回忆的交往和友情。不妨回忆几件离开外附后，同学之间交往的有趣片段。
“四五”清明历险记 外附的同学普遍关心政治。究其原因可能有这么两条：一是外附建校的目的就是为外交工作培养人才，当然要加强政治教育，特别是60年代出现了苏修，“小宝塔”的校方就更是不敢在政治教育上有所懈怠了；二是进入“文革”时期，许多同学的家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政治风云的变幻与每个同学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谁不关心也不行。这种政治上敏感的特质被我们带出了校门，也因此让我们见证到了1976年那场著名的“四五”事件。
1971年底离开外附后，我与孙笑华、方卫平等几个同学虽然工作单位各在东西，但仍有比较频密的交往。大约是在1976年清明节前的十几天里，面对社会上大批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我们几个人也开始酝酿清明时去天安门送一个花圈。可我们全是男生，既没有描龙绣凤之手，又分别在不同的单位，如何做这个花圈呢？还是曹嶙嶙有鬼主意，说他们工厂有1月份时做好的几个花圈还没送出去，可以到那天想办法偷出一个来。景肖瑜自告奋勇负责准备运送花圈去天安门的车辆。方卫平和郑振华负责联络同学和提供挽联。我的任务是负责接应曹嶙嶙偷出花圈并送上景肖瑜找来的车。事情商定后，我们就分头暗中进行准备。
记得那年的清明节正好是个星期天。大约下午1点钟左右，景肖瑜带着一辆部队车牌的大轿车来到我家。我上车后就直奔大北窑曹嶙嶙所在的工厂,到了工厂大门口，我与曹接上头，约好在其工厂南墙外等候行动。不一会,我听见曹在墙内叫我，我应声后，他从墙内扔出一个直径1米多的花圈，我在墙外接住后，看都没顾上看一眼就马不停蹄地奔向路边的等候的大轿车。车子启动了，我和景肖瑜才顾得端详这个偷来的花圈，嘿！这花圈还真不错，扔出来也一点没有损坏！我们驱车再次到工厂门口接曹上车，当大轿车一路奔驰在长安街上时，我们三人乐坏了，为能这么顺利偷出花圈而兴奋不已。
为了不给部队的司机找麻烦，我们没敢在天安门广场下车，而是约在大会堂以西的石碑胡同那里会合。大轿车抵达时，方卫平、郑振华、王晓明、孙笑华等七、八个同学早已等候在那里了。方卫平把事先写在白布上的挽联别在花圈上，一支由外附同学组成的追悼队伍就形成了，我们排成两队，簇拥着花圈向广场走去。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们对着敬献的花圈三鞠躬并与之合影留念。我看到敬献的挽联上写着：
待到鲲鹏擒雀日，
再斟血酒祭英灵。
献完花圈，我们继续在广场看花圈、抄挽联和诗词。因我5点钟上晚班要先走，临走时相约晚上11点下班后再来相聚。方卫平告诉我，他们从清华实验室弄了个闪光灯，让我晚上来时寻找闪光灯的光亮与他们会合（那年月有闪光灯的不多）。
当晚11时，我从单位拉上一个同事骑车来到广场。站在纪念碑高台上寻找闪光灯，没想到几秒钟之内至少有十几处在闪光，看来即使同学们还在广场也很难与他们会合了。大约接近12点时，我突然感到气氛有点不对,纪念碑周围出现了不少穿蓝色棉大衣的人。我没来得及多想，一把拉上同事的胳膊就往纪念碑下跑，刚跑到纪念碑后的松树林外，广场就被包围起来了。一个穿蓝大衣的人还直对我们说：你们跑出来了，还不赶快走！我俩骑上自行车回单位，一路虽惊魂未定,但还是没有忘记订立攻守同盟----回去后“打死也不说”。第二天才知道，那夜12点天安门广场开始清场，被围在里边的人都要登记，通知单位领回去。
“天安门事件”被定性后，各单位开始了大清查。一天方卫平打电话约我见面,告诉我清华出事了。原来是郑振华抄写了挽联挂在宿舍被人告了密。清华校方将此作为1号大案在追查。我俩商量,他负责联络清华的同学,我负责通知清华以外的同学,务必否认去了天安门,为防万一我们销毁那天的所有照片。
郑振华当时好像是清华哪个系的团干部,估计受了点苦,好在他一口咬定挽联是抄来的,也就没再殃及其他。“四人帮”完蛋后，我们在四川饭店搓了一顿。大家既为国家高兴，也为躲过这一劫庆幸。
高考圆梦记 外附的同学爱学习。想当年都是从北京各小学的学习尖子中考出来的，能不爱学习吗！只是无奈那特殊的年代，使我们的升学梦戛然而止。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让大家都蠢蠢欲动。可由于我们这个年级没上高中，大家又自觉底气不足。这时方卫平说了一句话：我们上外附就全是考进去的！这给了我报考的勇气。但毕竟离开课堂和书本7年了，究竟该从何入手谁也说不清楚，加上73年“白卷”事件还历历在目，虽找了几本书看，可心里也没太当回事。匆忙上阵，一进考场就懵了。落榜后单位领导讥讽的语气更让人受不了，但同时也激发了我们再试一把的决心。
怎么办？方卫平出了个主意，何不找几个人一起复习！于是找了王晓明，还拉来方卫平的二哥及几个朋友，大约男女七、八个人组成了复习小组。开始是每个周末碰头，交换复习资料。高考大纲出来后，为有效的利用时间，我们做了分工，每个人分领一个科目，负责按照大纲的要求写出标准答案，经大家讨论认可后分发给每个人，大家再去背答案。记得我分到的是中国地理部分，那时没有现成的复习材料，只能满处去找，有中学课本上的，也有《辞海》等工具书上的，整理出的答案整整写了40多页。还要负责誊写给每人一份，那会儿没有复印机，只能用复写纸每次复写三、四份，写的手麻了，但重复写多了，也就几乎全背下来了。
临近高考还有半个月时，我们全都向各自单位请假，集中住进了清华，用了一个星期时间集体复习，强化记忆。当时采取的方法有点像现在的智力竞赛，负责某个科目的人按大纲提问，大家抢答，然后再一起小结记忆要点。有人还提议把一些难题编成语录歌唱，以加强记忆。不知清华校园的老人中是否还会有人记得，当年在往返教室的路上常常有几个年轻人一路走一路哼哼唧唧地唱着莫名其妙的歌。我们住在放假的学生宿舍里，晚上睡不着了就海聊，半夜没烟抽了，就把地上的烟蒂再捡起来卷大炮。这么复习还真有长进，当我再次坐进考场时，看到试卷没有了陌生和紧张。高考放榜时，我们这帮没有读过高中的人居然一个也没拉下，统统混进了高校。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高校毕业都已是二十多年了，但每当想起它就像发生在昨天。我不知道用我们这种方式复习高考的人是不是还有？但我相信，这与我们从小在外附的集体生活有着潜移默化地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