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会于天命之门

同学聚会有感

熊伊梅

　　人生中没有那个年龄时段会像步入天命之年那样令人感慨万分，就在这进入天命之门时我们相聚了。感触多多。

　　1964年我们在和平门相识，40年后我们在大潮会馆重聚。老同学见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一点儿都没有变”。我们真的没变吗？尽管相貌依然可辨，但是那丝丝皱纹、那已不清澈的眼神、那臃肿起来的身材，都清清楚楚告诉彼此，我们不再年轻。当我们谈起三四十年前的往事，那种爽快、那种随意、那种灿烂的心情，让我们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当大家在老师的指挥下用英俄西法四个文种唱起《团结就是力量》的时候，彼此真正有了“一点儿都没有变”的感觉，那就是外附人的感觉。

　　这40年包括了一个人的成长和成熟的全过程，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每个人都尽力了，其中有喜悦、有心酸、有所得、有所失，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情节跌宕的自传体小说。生活的磨砺使我们不再血气方刚，踌躇满志，愤世嫉俗，我们变得平和、宽容、世俗，其实这也许是人生价值的一种超越。保尔·柯察金的那句“不虚度年华”、“不碌碌无为”，要“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名句曾打动我幼嫩的心灵，曾被郑重地写在日记本的扉页上，而现在我却崇尚“人生的极致是健康和快乐”。当然我不会用这种享乐主义去教育女儿，她还应当在世上闯一遭，去体验奋斗的快乐与艰辛，但是在知天命的年龄如果还在追逐身外之物，岂不有些滑稽。

　　我很喜欢谢刚的文章《外附人的气质》，我读过，还建议女儿读一读，不知她读懂了什么，我希望她能从中更了解她的父母。这是外附人融化在骨子里引以自豪的东西，永远不会变。不同的只是每个人在不同的命运前选择了不同的生活轨道，其实每个人都在画一个圆，只是大小不同，形状不同，最终还是要回到起点。

　　回想自己的生活经历，许多东西都源于在外附的基奠。我现在的主要谋生手段——外语和中文就是在外附得到的启蒙。当年我不喜欢外语，甚至讨厌外语，77年大学招生时，我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俄语，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只有它能够帮助我离开新侨饭店，走进大学之门。没想到从此以俄语为生，它不仅养活了我，还养大了我女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感激俄语。

　　而语文却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语文老师是李宝顺老师和李德馨老师，我在附校学会了遣词造句，知道写文章要开门见山，夹叙夹议，前后呼应。最爱的是作文课，每次前半节课都是讲评，如果我的作文成为范文，那么这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刻，如果没有，我就会更努力地去写下一篇作文。老师在一些精彩句子下划的特有红圈线，如同美丽的彩虹，我会欣赏上几遍，然后以愉悦的心情去制造更漂亮的语言。可以说，坚实的中文基础是在外附打下的，后来再没有系统学过汉语，然而只有初中中文水平的我，在文才济济的新华社，从未尴尬过。

　　这次聚会时我特地找到了徐建伦老师，郑重地感谢这位体育老师。附校教育我热爱体育，从而使我学会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我是咱们年级篮球队的，个子不高，也没有什么天赋，只是体力好，能满场跑，从篮球队的训练和比赛中体验着运动的快感。从此就没放弃过。如今体育运动依旧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许多同事羡慕我生活得充实而潇洒，其实我只比她们多了运动的快乐。到了这个年龄，金钱和地位似乎都不再具有吸引人的魔力，惟有豁达的人生、健康的生活才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

　　外附人的感觉可能就是一种归属感。这二十年来，我们为夫为妻，为父为母，或作学问，为学者；或在商场，为生意人；或领导某个部分，为处长、司长…… ，在所有这些身份日渐失去意义和光彩后，也许有一天会问自己：我是谁？ 职业的归属（如新华人）太乏味，家庭的归属（某夫人，某某的母亲）过于狭隘，社会阶层的归属像是对自己的生活水平下定义 。而选择“外附人”这一归属，由于没有太具体含义，只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人群，这种归属具有更多的友情色彩，具有某种超凡脱俗的感觉。

　　为什么外附具有如此的凝聚力，也许因这所学校的独一性；也许因为我们朝夕相处，在那里度过了无忌的童年和朦胧的少年；也许由于我们曾很“贵族”却又被命运抛到社会的底层……其实还有一个被大家都忽视的客观原因，这就是外附不存在了，它的消失使我们与附校的关系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我们不会被当作学校扩大影响的广告，招生的招牌，资金赞助的来源。对于我们，外附是人生的一段旅程，是一种荣誉，是每个人心中珍藏的最美好而圣洁的情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