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国统区”

马驰

　　十一月十日，因飞机在墨西哥起飞晚点两小时，又因今年洪都拉斯大旱，供电没有保障，太阳一落山机场就要关闭。而萨尔瓦多的飞机不能因我们十一个人无法前往洪都拉斯而让一百多人都误点，所以飞机没有等我们而是把我们丢在了危地马拉。由于我们与危地马拉没有外交关系，我们进城住旅馆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于是我们便在数名警察的“保护”下，在危地马拉机场候机室的冷板凳上非常安全、但非常不舒服地过了一夜。但即便是这样的条件，也是用了两瓶古巴的罗姆酒和一大把清凉油才换来的。

十一日早上，飞机在特古西加尔巴机场落了地，大家才算放下了心。因为我们一直在琢磨，危地马拉的遇难是不是国民党捣的鬼？一见到国会礼宾局的人，大家顿时甩掉了一夜的狼狈，抖擞起了精神，因为，来迎接的是国会礼宾局的局长和副局长，而且，两位局长都是端庄热情、相貌出众的女士。

局长Inma，四十来岁，尼加拉瓜人，整个访问过程中的礼宾工作做得有板有眼，尽管有些死板，比如我们在飞机上,她也要按礼宾次序排定座位。副局长，Johanna，24岁，出身豪门，是洪都拉斯的“鞠萍姐姐”，进入议会工作时，竟要求议长答应她不放弃电台少儿节目主持人的工作。两位局长年青漂亮而且平易近人，因此被大家唤作“大小姐”和“二小姐”。

　　在国际上，我们与台湾斗，挤压它的活动空间；但中美洲，是“国统区”，到这来，无易于送货上门，国民党肯定不会给我们好果子吃。因此，来洪都拉斯之前，大家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尽管如此，访问当中，一些事没出我之所料，而另一些事，则有些出乎预料。

　　预料之中的事，便是国民党的那些鬼把戏，虽已听说过不只一次，然而一旦亲身经历，仍觉得滑稽可笑。

　　住进饭店的当天，我们在饭店吃午饭。在大堂里等人时，“大小姐”对我说：“那是台湾的Embajadora”。我开始以为是“大使”，不禁有点“受宠若惊”，后来才知道，她是台湾的“大使”夫人。从那天起我便留了心，每次进出饭店时，都能在大堂里见到一两个中国人，他们见到我们时的那副表情，就像男孩子在女朋友的陪伴下见到了漂亮姑娘，想看又不敢看，不看又舍不得。他们天天来，不仅在大堂里陪，在餐厅里也陪，我们出门，他们还派车尾随，契而不舍的精神实在让人感动。一次我对“大小姐”说：他们这样也怪不容易的，应该请他们喝一杯。“大小姐”说，他们这样做很不光彩，但确实很辛苦。

　　在首都的活动台湾派人盯梢，似乎没搞到什么，我们到San Pedro 苏拉市，台湾干脆派来一名间细搞“紧逼盯人”。此人叫李镇强，清华毕业，６年前来洪，在洪空沙混凝土集团公司工作。到机场来迎接的中国人除了马效勇便只有他，开始谁也没有怀疑，而且，他一上来就代表侨领邀请代表团赴宴，当时，朱良甚至考虑回洪首都后，推掉国民党议员Soad Salomon 的邀请而赴华侨的宴请。我因感到此人说话口气太大，便向马效勇打听，马说，此人在洪待遇很高，６年中没有回过国，背景很神秘。在苏拉市半天的活动中，不论代表团谈什么，李都是伸长了脖子凑在旁边听，他的表现引起了洪方警卫的警惕。下午去参观工业开发区之前，“二小姐”来问，此人是不是代表团什么人请来的？我说不是。在参观工业开发区时，“二小姐”又来说，如此人不是代表团请来的，我们准备把他打发走。朱良表示同意。

　　台湾公开采取的这些手段既愚蠢又好笑，但在背后采取的措施还是取得了一些效果。这从洪方的接待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比如，在首都的所有活动中，只有两场是在正式场合，即到达当天在议会举行的会谈和去审计署拜会总审计长。而其余的活动，包括会见外交部的官员和经济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则不是在餐馆里就是在饭店的餐厅里。

    更明显的是去苏拉市的访问。尽管那里天气很热，但在出发前“大小姐”和“二小姐”一再叮嘱我们要穿一身西装，因为市政府要举行赠钥匙仪式。但在到达机场以后，只是有几个对我友好的议员在贵宾室里发表了一番讲话，表示欢迎，而根本没有举行什么欢迎仪式。看来台湾显然是打掉了我们的一些活动。如我国驻墨西哥使馆与洪方商定的日程和我们到达后洪方为我们提供的日程中，１１日会见国会议长；在外交部与司长们进午餐；１３日在苏拉市市政府早餐和１４日与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共进早餐等几项活动，不是被取消就是被更改了。这虽然令人不快，但通过接触，我们还是体会到了洪方的意图，即在接待形式上压低规格，让台湾在面子上过得去，但在对两国关系的表态上，却用明确的语言对我表明了它的愿望。

　　９４年９月洪外长Ｐaz Aguilar访华时，我向他递交了建立商务处的意向协议换文文本。但当时洪方以将深入研究文本和洪企业界要求参与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为由，未予签署。当时我方还猜测，洪难以单独打破中美洲对台关系格局。但此次访问中接触到的人，无论是外交部的官员，国会议员，还是经济部长，都表示了与我建立关系的强烈愿望。这一点是出乎预料的，因此，代表团也未能及时做出恰当的反应。

　　１１日，在外交部设的午餐上，洪方出席了８名司长和３名顾问。

    在饭前的交谈中和在餐桌上有稿的讲话中，外交政策司司长都多次提到希望与我发展、建立关系，直至建立外交关系。并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说明：１．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洪都拉斯需要采取平衡的外交政策，以现实的态度看待世界的变化，重新估价中国。无视一个拥有１２亿人口，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是不实际的。２．国内，政府刚刚换届，新政府认识到国家正面临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不能采取与其它时期相同的政策，必需发挥想象力，采取灵活、现实的态度，加强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关系，推动与它们的合作，使外交政策符合国家的利益和改革的需要。在宴会上书面讲话的最后，他还说，希望中国人大代表团的这次访问能够落实为具体成果，希望今天的一致成为今后共同计划的良好开端。他的这句话引起了朱良的猜测，因为，据钟美中说，在我们到来之前，Ｓ．Ｐ．苏拉市已在相传我们是来签建立商务处协议的，商会还发表了声明，支持与中国建立关系。市长也表示，如建商务处，希望建在Ｓ．Ｐ．苏拉市。因此，朱良曾考虑，在见经济部长时，点一下洪外长访华时涉及到的建商务处之事。但在开会时，大家认为，如对方不明确提到此事，我还是以不主动提及为好。

　　议会派秘书长Roberto全程陪同代表团。他曾两次，一次是在１１日议会举行的晚宴上，一次是在送代表团离开Ｓ．Ｐ．苏拉市时，代表政府表示，希望学习中国的改革经验，他说，１２亿人口之大的中国，通过改革都能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发展，５００万人口的洪都拉斯，更应该能够通过改革取得发展。希望中国用自己的经验和资金帮助洪的发展。佛山与卡丹家族搞的合资项目马雅龙纺织厂效果很好，给人很大启发，希望两国多搞类似的互利项目。这样的项目，既在洪都拉斯创造了就业，又可以扩大中国的影响，加强老百姓对中国的了解。两国可以以经济促建交。洪出于国家的需要，可以突破中美洲的格局。老卡丹也说，台湾在洪都拉斯犯的一个错误，是把大量资金投给军队，老百姓见不到。因此，在群众中影响不大。但合资项目可以创造就业，增进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人大经贸委的张彦宁同志也赞成搞这样的项目，认为这种投资方式是造血而不是输血。鉴于洪都拉斯优良的投资环境，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贸易条件，张彦宁决定在明年四、五月间，组织有关企业研究在古巴、洪都拉斯进行投资的可行性，并在明年八月，组织企业家代表团访问这些国家。

     在离开Ｓ．Ｐ．苏拉市之前，我们参观了该市的展览中心．小卡丹说，明年９月将在中心举行中国产品展览会，希望届时中国能够结合展览会派一个艺术团，并提供一些介绍中国的录相，由他们负责联系在电台播放，把展览会搞成中国周。

　　14日,也就是我们离开洪都拉斯当天的早晨,代表团在饭店的餐厅与中央银行行长和经济部长Urbizo共进早餐。经济部长与外交部政策司司长的口径相当一致,他一上来就说:洪都拉斯现在处于特殊时期,面临严重的困难。政府正在努力采取国际化战略,与所有国家建立关系。之后他对洪的经济情况做了全面介绍,并且用更多的理由说明两国有发展关系的条件。他说:94年洪都拉斯遇到了特殊困难，首先是政府换届,人们对新政府信心不足,致使水果生产下降了1%；其次,上届政府遗留下来许多经济问题,如93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94年上升到11.2%；94年出口9.5亿美元,进口12亿美元,外贸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今年的大旱造成严重的电力匮乏,全年电力缺口达80至100兆瓦。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加快了货币贬值,93年贬值率为25%,94年为27%,因而使94年的通膨率达到了30%。为克服这些困难,新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 对咖啡生产提供优惠贷款；努力解决电力问题，争取在95年将通膨降到10%；积极争取国内外投资,具体办法之一就是建立自由区(工业开发区),搞来料加工,自由区内的企业无需上缴任何财政税收,区内企业可以自由拥有外汇,自由汇出外汇。区内的工资水平与国内水平相同。

如中国的企业到自由区来建厂,在当地增加40%-50%的付加值后,便可免税向美国出口。比如,用中国的棉纱或布加工成服装,或用洪的木材加工成家具。合资企业需要流动资金，政府将给予支持。

洪位于世界的中间,具有优良的地理位置。中国到洪来搞合资企业,一方面,可以避免中国商品的长途运输,增加商品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把洪作为跳板,将商品打入墨、加和中美、加勒比市场。为扩大贸易,洪准备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港口之间建设一条铁路,将两洋连接起来;还准备将现有的Cortes港扩建,并另建一新港,这些项目都需要投资。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以后,资金都流向了墨西哥,因此,洪必须创造出与墨相同的条件与它争资金。关于搞合资企业,张彦宁说,中国企业到洪来搞合资企业,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在当地银行解决流动资金。对此,经济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都做了承诺。

午餐后,两名记者要采访经济部长,但部长坚持不作任何答复。在首都活动期间,记者进行了多次采访,但多数问题都集中在访问的目的和两国的经贸关系上,只有一名记者在议会会谈后的采访中提到了台湾。他说,你们的来访使台湾外交人员感到很不快。朱良按口径作了回答。对代表团在议会的活动,电视台作了客观的报导,主要介绍了自由党和国民党对是否发展对华关系的分歧。主持人对此未加任何评论,只是说,这是冷战的结果。14日,代表团结束了对洪都拉斯的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没有别人,只有“大小姐”和“二小姐”。记得在与两位小姐初次相识之后，每次见面时，她们都走上前来，欲行贴面礼。但大家虽都不是第一次出国，却不知何故，都是不卑不亢地伸出了手。以后再见面时，两位小姐也只好十分别扭地与大家行握手礼。但在临上飞机要告别时，“大小姐”禁不住动情地与大家吻别，在每个人的脸颊上实实在在地留下了一个红红的唇印，“二小姐”则与每一个人紧紧地拥抱，借以表达她的依依惜别之情。

    飞机起飞了。从飞机上看特古西加尔巴，有点像基多，但与基多那种高原的宁静与凉爽不同，这里充满眼帘的是浓郁的苍翠和那令人回味的热带人的开朗与热情。旅行是辛苦的，工作是紧张的，但在旅行中认识的新朋友和结下的友情，使所有紧张和辛苦得到了慷慨的抱报答．

注：

此文是94年随人大代表团访问洪都拉斯的后记。在外交部工作的十多年中，这是唯一一次去非建交国从事外交活动，期间一些独特的体验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