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 兵

杨小松

34年前,北国大地复苏,春暖花开的那一天来到了。车轮滚滚,驶向北京的列车飞奔着。同一车厢里载着我们这几十位刚被北京化工学院录取的工农兵学员。在我的建议下,即将成为同学的周小川(现任中行行长)背起手风琴,拉起了俄罗斯乐曲"小苹果"。伴随着那欢畅跳跃的乐曲声,望着车窗外掠过的北大荒原野,不禁回想起两年前,也是在这开往同一方向的火车上,我孤身一人,从兵团跑回家,做了逃兵。   

 那事发生在70年末。自从我"扒军车",犯下投苏修的嫌疑,我就被连里某些领导打入另册。(之所以说是某些,是因为当时的正连长艾文琳,58年曾被打成右倾,他们夫妻竟然敢一直对我很关照。几十年后他才说出,知青们在他心目中都是孩子。)在那文革中,国家上上下下,各层领导的许多位置,被不具干部的人品素质,却怀有野心的人所把持。

我们连那位由一复转兵提拔的副连长杜万发,就是那种人的代表之一。杜自持有对全连知青命运的生杀大权,猖狂不可一世。可我这在他看来政治上矮人一节儿的人,却偏偏不会夹着尾巴做人,不把这位副连长放在眼里。见他常色眯眯地对女青年眉来眼去,我看不惯,就从来不正眼瞧他。他察觉了,就对我怀恨在心。常寻机对我鸡蛋里挑骨头。那时掀起"远学大寨近学肇庆",早上5点钟他就让大家起床,去灌木林砍盖房子用树条子,扛回家才许吃早饭,然后再去上班。(杜好大喜功,为了在团里争先进,出风头,我们连多次超负荷地拉练,每天无休止地干活等都是他出的馊点子。知青们心里都很抵触他,但又都敢怒而不敢言。) 我于是说:"太紧张了，真讨厌!"。杜就在全连大会上说我讨厌的是毛主席,批判我反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住的帐篷很破,猪常从破帐篷下摆钻到我们睡的大通铺下,而且它还常常爱扒在我身底下,突噜着鼻子打起呼噜,吵得我睡不着。我就给其他女孩子讲故事。那杜某得知,又在全连批评我讲旧故事,散布封资修思想。我不服气,找他去理论,望着他那朝我瞪起的凶恶流气的一双大贼眼,我脱口而出:“流氓!”说时迟,那时快,突如其来地,我的脸立即挨了他狠狠一记耳光。我羞辱难当,反扑向他。这时有好心人怕真打起来,我不是他的对手,吃亏的肯定是我,就把我抱住拉开。过后在连里,我挨打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再敢提及。在那手握实权的杜某的淫威下,难怪人们不得不保持沉默。    

 从那天起,每天早上天天读,面对全连人,我就想起,自己作为一个女青年,平生第一次受到了莫大屈辱,难道就这样窝在心里一直无处申冤吗?因而,经常是在连领导手捧毛著的朗读声一起,我就开始放声大哭。于是全连的天天读就变成了听我天天哭。

冬天到了,我与和平门中学的女生玉芝,终于从破帐篷里搬进草皮房子内的一间小屋。为了排解心中的怨恨与愤懑,我每天起床时都是先从床上坐起,用俄语高唱一遍“国际歌”――“因特纳雄内尔就一定要实现”。我问自己,被打入18层地狱的一家,何时能有出头之日?(妹妹寄来的家信中带来有关父母的消息,他们夫妇俩,不是在万人大会上被批斗得狼狈不堪,就是在私设的公堂里被打得皮开肉绽。)离散的一家人何时能团缘? 我想,应该就象我唱到的,那一天一定要实现！终于有一天,我对同屋的玉芝说:"不行,我得回家,不然我要疯了!"玉芝理解与同情我,说:"好,我去送你!"于是一天黎明时分,全连人都还在睡梦中,顶着月亮,玉芝将我送至公路上。就这样,我斗胆踏上开往火车站的长途汽车,从北大荒逃回到河南平顶山,我的家。  

回家后,父母仍被关押着,见到群龙无首的弟弟妹妹,互相心里还是得到了莫大的宽慰。有家人相依为命,只觉时间一晃而过。一天,玉芝来信说,上级有规定,擅离兵团达两个月的,即被开除兵团战士籍。想到自己没有户口与其它合法身份,在城里不可能得到就业机会。我也不能这样长此吃闲饭。思前想后,不得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家人,硬着头皮又回到了东北。

 一回连才得知。玉芝为了我,挨了那姓杜的副连长一顿狠磕。又据说,我不在时,杜给连里团支部施加压力,要他们开团支部会,通过开除我共青团籍。据知,我本人不在场的团支部会上,大家先是短暂的一阵沉默,终于团支书,和平门中学的刘庭成(现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系主任。)勇敢地率先表示否决的意见,不同意开除我团籍。接着,另一宁波女青年周时菊(此人已英年早逝)发言,说杨小松思想问题得不到解决,是我们团支部对她关心帮助不够。她逃跑回家,我们团支部也有责任。于是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一致否决了那姓杜的开除我团籍的提议。

在那高压政治形势下,人们往往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会软弱,或采取沉默,那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与无可非议的。但是,我们8连团支部的战友们,是那样不畏权势,那样仗义执言,那样高尚勇敢。我的共青团籍被保住了。免除了我后来一生中可能会难以言清的历史在案记录。值得一提的还有,在开我的检讨会前,因出身问题一直被排斥在团组织之外的同校杨建原同学(他后来不但加入了共产党,还长期担任了国家旅游局的局级领导),主动要求先帮我看看检讨写得怎样。他看后提出,必须把检讨中"前方战士流血牺牲,我却当了逃兵"(当时中苏冲突还未完全结束)这一句删除。他认为这种说法正是有人想击中我要害的把柄。我听取了他的意见。在检讨会上,我不是出于对自己行为的愧疚,而是为自己一家人的不幸遭遇而悲痛,也是对伙伴们的正直与义气感激涕零,我难以控制地痛哭失声。庆幸的是,我的检讨被大家评价为很深刻而一次性通过。  

那以后,我决心给自己,也给保护和帮助过我的人争一口气,开始在劳动中好好表现与改造自己。吃苦耐劳,乐观面对困难。在新到的年幼的兵团战士中,起到一定积极的表率作用。因此,在全连第一次有机会选送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时,指导员报上了我的名字。72年4月,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我依依惜别了建原,大正(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大正帮我打理了回京的行李)等,那些在冰雪与泥巴里一同摸爬滚打4年的同学兼战友们,先期回到了首都北京。  

  我这段有关"逃兵"的经历,回顾起来并不令自我感到光彩。涉及到的受辱事件,实际上是我在一般不知情人面前难以启齿的,心灵上受到过的无情打击与刺激,是我一生中极为规避的痛苦记忆,也是我终生没齿难忘的,积压在内心深处沉重的心理负担。如今曝光出来,不仅对自己终于是一种精神放松,也可从另一角度折射出,在那特殊的年代,成为我终生朋友们,那一颗颗纯洁的金子般的心。以此寄托我对那些患难朋友永恒的感激与纪念!也可以告慰新老朋友们,在那以后的生活中,经受过艰苦岁月磨练的我,经常是勇敢面对各种困难与考验,再没有当过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