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学校》创作笔记

刘惠杰

一、生产书名笔记

    我本人挺不愿意为起一个什么名字特别为难自己。里头内容好，不在乎叫什么。不是不想要个好名字，这是个可遇不可求的事，有了当然好，没有主意，撞墙，撞一头血，没主意还是没主意。

方卫平不然，心高，经他的手，不能凑合，必须出彩儿，出不来一个好名字铿锵作响，他得憋出毛病。

外附人，这样的不在少数。 

十月了，到了最后的时候，方卫平找了家日本餐馆，要当场生产名字。说好了，出不来名字，谁也不能走。到场的还有彭蓉（文集前期策划，《飘扬的回忆》名字创意），张弛（〈外附人〉总编特别助理）和沈丹（文集设计和后期制作），几个“有想法的”“高效率的”可爱的文化女性。

在网站征名的基础上，与会的人依次交作业。沈丹的作业成绩比较好，至少量大，当场知道是她点的餐厅。

外附人在艺术上刻薄，没大没小，盯着你的眼睛说不合适，说不喜欢，有权力说不喜欢吧？要不开会干什么？太小资了，太郁闷了，太平庸了，太没意思了，我们不这样啊？还不如刚才否定的那个呢！说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不是又去了一回撒哈拉吧？说你到底是没吃饱，还是吃得太饱了呢？名字写了好几张纸了，应该有了上百个提议。没有结果。我们加啤酒，上厕所，说一个段子，再次赞美谁的手机套，再要一份SUSHI加双份芥末。

我们知道今天的活儿挺重。

一顿饭吃了四个多小时了。

此时，张弛淡淡地说了西川的文章名〈天上的学校〉。全场静了一分钟，全体通过。

二、封面的颜色
      方卫平负责书的封面创意。拿了一本外国图景，让我们看，想是照这个意思来：云团之下，一条向前延伸直至无尽的路。

整体的感觉挺好。希望人能静下来，慢慢享受里头的内容。

再想，具体细节的把握显得困难了。是一条什么路呢？不能是一条泥泞的路，我们所有人的经历加起来，一点点，不能壮着胆子就敢跟红军比。不能是一条金光大道，社会的真实远远不是上个世纪年画上那样，我们的那一点点幼稚，早没了。不能是野花点缀左右上下的浪漫小路，说学校呢，挺严肃的，谈情说爱不是主题。不能是戈壁上那细碎的青石滩上匍匐着的闪亮的柏油路，我们没有特别想不开的事儿，我们上那儿干什么去？

我们说，卫平，这路和人的思维神经勾连得太紧，中间没有过渡，没有遮挡，过于直白，弄不合适了，连个圆和话儿都找不着。

时间还早，方卫平准备专程去一趟呼伦贝尔，再顺道去漠河，不行再顺路去三亚，拍一些云和路的照片回来，有素材了才好讨论，凭空瞎想没有意义。计划开车去，专门找路的感觉。

沈丹很快找人设计了两个方案。

一个有些古旧，看了好一会儿，明白是冬天，拭去窗上的水雾，看见了外头的云彩。有想法，肯定有人喜欢。但是阴柔气重了些，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憋屈在老宅子里渴望和追求新生活的五四青年。

另一个，通体殷红色，一个屁帘儿风筝，拖着个线绳，摇摇晃晃，从右下角飞到左上角。红色，让人振奋，屁帘儿拽着人的心情，一下一下地悠荡，有好多亲切。

我说好。

方卫平说不好。

我们各自认真地解释，互相没有妥协。

这是一个话题，我们需要各自坚持一下，由此可能多有一些想法。

沈丹也喜欢红色。她多少有一些拿不准主意，看谁说得坚强，就附和谁。她平时说话不犹豫，董林这样的彪形大汉跟她对话，要不吃亏也要格外抖擞精神。她此时却晃起来，楚楚动人。她把两个设计换成十八种颜色，摆成各种姿势，让我们挑。

我把两个设计发给了几个相关人士（三联/芝加哥/巴黎），都说红色的好。我没有告诉方卫平，他只会作得比现在的更出色，我不好让他分心。

沈丹又找人作出了另外四五个设计。不如前两个。

在一切开始以前，我隐隐约约地希望书封皮有白和蓝，什么地方可以出现小面积的红色。颜色的涵义太多，可以有很直接的剧烈撞击，也可以是很边缘的个性表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什么这样想。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表现对学校的感觉。也许，应该是很多晴朗，是蓝天白云。

这个想法，我也没有说过。

方卫平不再搭理我们，艺术家，创作的时候，往往需要个性得到特别尊重

他和出版社的美编赵子航直接沟通。

我们等设计出来。

和现在的外附人一起工作，有个规律。前面经常争执不下，说什么的都有，小心眼儿的，血压高的，心脏搭桥的，最好别近前来。但是，一旦出现了一个真正好的结果，几乎所有人，顿生福乐，当即在这个结果上按手印，之前发生的其它的相关故事，一时间全部灰飞湮灭。

我和沈丹看过赵子航的设计，没多想，赞成。

三、译文

我们外语好，出书，名字要有外文的。另外，一些校友说了，要把书留给大英博物馆一类的地方，书里头最好有一些外文说明。

原本计划翻译目录。中国的杂志为了表示自己的国际化，都这样，是一种通行的作法。后来我们觉得人家是学术著作，看目录看得明白。我们的目录里头，有“僧庐“，有“芝麻·谷子”，还有“拍婆子”，洋人看不明白，于是决定翻译《序》。

我们对译文特别小心。这是我们外附人的看家本事，出了差错，自己人肯定老得埋怨，外人或者晚辈看见了，洋相就真的大了。

学校的人学英文的多，找谁呢？

而且，一旦找了谁，就意味着找定了谁，再换人，或者再否定人家就难了。好歹一个人，都是教授级以上的干部，多少年了都没有被否定过，翻译的活儿到哪里都是国家一流，我们怎么否定人家呢？

几个人合议，权衡再三，党政推荐，找了单德钧。单德钧和我们同年，我们彼此熟悉一些，知道他的水平。

单德钧的译稿出来以后，我们看了，感觉很好。按照程序，应该有人校稿。我们看得懂，没本事校对。方卫平出主意找杨芳林老师校对。杨老师几十年前是单德钧的老师，如今仍然在学校的环境里，老师改学生，天经地义。

书名就几个字，但是，有英、俄、西、法、德、日六种语言不说，翻译也比《序》困难。

经一位专家提示，英语里有“celestial”可以用。我们认为好，以此为基础，在另外五种语言里面找。

法文我可以说了算。日语是转译，方卫平自己懂日语，又得到高水平的日本友人的支持，当下搞定。方卫平找了熊伊媚翻译俄文。熊伊媚是新华社中译俄的第一把，可以不问别人了，只是收到译文后，方卫平都认不出来是大写还是小写。我们中间懂德语的不多，也很快有了定稿。

麻烦的却是英语和西语。这两种语言当中，“天上”各有两个以上的译法，但容易沾染宗教色彩。尤其是西班牙语，西国进化得不那么彻底，还是天主教大国，很多和“天”相关的词汇归为宗教用语。方卫平拿着“celestial”，到处打问。原来与方卫平同班的王小芳招集新华社几个西班牙籍专家认真讨论，认定这个词宗教色彩很浓，有可能让人理解成“教会学校”。

我们的“天上”，是说虽然不存在了，仍然很好，很幸福的意思，也可以朦胧，但是绝对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介入这场争论的，是几个中国优秀的外语专家，都很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结论。后来又找了几个一样水平的专家，争论更加激烈了。

我忽然觉得法国好，法国的共和显然彻底，语言明白，平常人想事儿，一般不到教堂里去。

方卫平给我打电话，怎么办呢？几个译法都有了，也都彻底明白了，只有眼前这几样选择，可是各个专家的意见不一样。没别的办法，咱俩儿拿主意吧。方卫平英语和西语都能与人沟通，不是一张白纸，反而有许多说不清楚的负担。我说，你难道是在问我么？我不敢说，我凭自己这么点儿英语，自然不敢跟专家叫板。我说，要不，你兜里有一块钱的硬币么？后来，我们想，怎么着也是中国人的意思，我们有这个意思，你们还没有这个意思。你们有我们这样的学校么？外国人得顺着我们的思路，懂不懂是他们的事儿。

不懂，就看书吧。

不要说洋人，中国人看了书名，有几个看了就明白的么？

这“天上的学校”，是我们的原创。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们自己不也还在琢磨呢么！

翻译只是追求“尽可能”，我们认真地做了这个工作，即使遭人褒贬，也心安理得了。

谁让我们是“天上的学校”呢。

（本文经方卫平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