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外语附校的前身北京外语附中在现在的北外西院办学。1962年迁至宣武区南新华街，1963年增设小学部，更名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1988年，外语附校停办。
    我们上学的时候，北京的城墙还在，如果留到今天，北京的旅游应该还多有一个吃老祖宗的超五星级旅游景点，中国的墨客骚人和新新人类还应该多有一个自然聚会的场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可以省却讨论、列名一处世界人类文化遗产。
    这是人类当时尚存的最高最大最长最古老最完整最壮观的都城城墙。
    墙没了，回忆没了依托，永远地飘扬在回忆中。

    我们记得，进了学校的二道门，迎面矗立着一座钟，连基座一丈多高，钟座周遭镌刻着民国年间为民主而呐喊而流血牺牲的几十个志士仁人的姓名。钟西侧，几株紫藤萝，掩映着一个不高的青石台座，台上可容三五个人悠闲憩息。古藤繁茂。仲春初夏，庭院里弥漫花馨。再往西，高耸两棵直挺的银杏，树冠婆娑，两树之间搭起一根木梁，扯起银幕，我们在这里看电影。
    学校的大门拆了，二门拆了，里头的建筑全拆了。这几个门和这些建筑其实不碍事，其实很美，其实是很难再生的美，怎么就拆了呢？一棵普通的树没人敢砍，一座蕴涵着多少故事的门怎么说拆就拆呢？
    可惜我们的学校，教育了我们，没能教育其他人。
    据《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记载：
    外语附校和平门的校址是1902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称北京高师，在南城厂甸五城学堂。
    1919年5月，北京高师的队伍最先到达天安门广场，发起“五四”运动。
    1923年，北京高师改为北京师范大学。
    1926年3月18日，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被段琪瑞执政府野蛮枪杀，鲁迅先生为此撰写了题为《纪念刘和珍君》的传世文章。
    小学楼还比较新，现在归属河北梆子剧团。
    听这里的人说，房子马上也要拆了。

    我们记得，当年的苏州街是一条两米多宽的柏油小道，包裹在浓密的植物之中，北侧是农田。
    进了学校大门，一片开阔，稍远处是一个标准足球场，改菜地改不成，一直荒着。近处的花坛里有牡丹。牡丹娇嫩，也没有人收拾，不知什么时候，自生自灭了。然而，阳光中，火一样的石榴花昂扬怒放，暮色中不时地荡来一阵阵醉人的丁香的芳菲。

    1959年到1988年，是外语附校的三十年，是中国历史漫长的三十年。
    我们这些纤弱的小树，在中国社会演进的风雨中摇曳成长。
    你还记得么？我们是中国最早使用录音机的中小学生。那种按键的时候要使大劲，按下去嘁哩喀喳一阵响的录音机，如今在古董商手里也很难觅踪迹了。然而，我们每天早晚就是伴着这些“钟声牌”和“上海牌”的录音机，盯着录音机上一张一合闪烁着的的绿色电子管，咿咿呀呀，学会了外语最初的发音，第一次听见里头外国人说话。今天的外附人，说外语仍然都很认真。我们受过那样特别坚实的基础教育，要是随随便便，不把外语说漂亮了，让周围人刮目相看，我们不好意思。
    我们那会儿，有了双卡录音机。第一次看见盒带的时候，我们眼睛都直了。设备好了，学习更要努力，每天早自习，总有老师检查，“一定要张口！一定要出声！”我们被训练得成了习惯，如今见了文章还要张嘴念。许多年以后，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忽然发现，我们不仅外语练出来了，声音也甜润好听了。
    你还记得么？茅屋为秋风所破。我们为保持体力，减少活动，大白天躺在床上，说话也压低了嗓门。在饥饿的熬煎中，我们互相鼓励着，企盼着未来的艳阳天。
    你还记得么？后来，我们的伙食很好。我们居然吃过黄羊和鲨鱼。我们虽然一整天捞不到两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被莫大的温暖实实在在地宠爱着，我们身上负载着很多我们当时不能完全理解的希望。
    我们那会儿，至少不用挨饿了。尽管每天早晨依旧是雷打不动的棒子面粥，居然偶尔也有蛋糕吃，八月十五甚至会发“自来红”月饼；晚上不一定有菜，不过馒头管够。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来说，就是没有榨菜、豆瓣酱就着，白馒头也是最香的。零食可以限量带到学校，可如果超额了，就要“均贫富”，也好，我们因此学会了“分享”。
    你还记得么？我们小学部、中学部学同一种语言的同学，到外院和学同一种语言的大学生联欢。在灯火辉煌的北外礼堂，我们洋洋得意，这才学了一两年，就有资格参与这样盛大的活动，和比自己大好几岁的大学生平等对话，迸出一个新词儿，还能弄得对方尴尬下不来台，此外车接车送，往后真的有好日子过了。
    你还记得么？我们一次次地在睡梦中惊醒，后来有人通知我们，学校停课了，再后来又有人告诉我们，学校要解散了。学校无端停课，学生被迫辍学，断了社会的血脉运行，人类历史闻所未闻，我们恐慌，中国恐慌，世界恐慌。
你还记得么？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举花，举着很多红花和一两朵黄花，举着草绿色的，苹果绿色的和橄榄绿色的花，我们根本不知道不远的前面行驶的是标语车还是坦克车，我们只知道死死盯住华灯上悬挂的信号旗，像克里姆林宫门前的卫兵一样，一丝不苟地庄严地举上举下。
    我们那会儿，有一些比游行更让人欢心鼓舞的事。中国女排首次夺冠的那个晚上，我们兴奋得好象过节。我们跑到外院操场上，有的同学点燃笤帚火把，高举着围着操场跑圈，后面跟着的拿簸箕当锣敲，一边敲一边喊“我们胜利了”。我们看着看着，也跟着跑起来，心里澎湃着爱国激情。
    你还记得么？那一年，我们被派去当八大员。学了多少年外语，来饭店打扫卫生间，难道要我们对着马桶唱《马赛曲》么？我们想不通。早知如此，练练京胡还好些。我们不反对社会分工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不同意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的权力。
你还记得么？下乡当农民，我们离开北京。西去的列车静静地卧在北京车站第一月台。月台没有往日的喧闹和匆忙，只有低沉的嘱托和安慰。火车启动的瞬间，全场陡然鸦雀无声，时间凝滞，阴霾的空中隐约飘落的滴滴秋雨划破沉闷的空气的声音振荡着我们的心。
    我们那会儿，没赶上游行、没赶上拉练、没赶上下乡劳动，但是没少赶上走路。西院门前的苏州街是一条乡间小路，没有公共汽车，周末回家，要穿过北外东院去乘332路汽车。332是永远也挤不上去的，332经常敞着车门就敢开出车站。我们势单力薄，只好“腿着”，三三两两约着，“11路”，多走几里，一起走到白石桥。现在想着，我们彷佛又看见了杨树下走路的我们。
    你还记得么？学校寄宿制，全封闭教学，我们在学校的时间比在家里多得多。学一种外语一学到底，不能分班，你我今年在一个班，明年还在一个班，直到毕业，我们还在一个班里。多少年，我们朝夕厮守在一起，形影不离。我们知道谁很大了还经常尿床这是病能治好但是要为他保守秘密。我们知道今天可以逼他请客买果丹皮牛奶糖因为这小子下午连续得手进了两个球。小的时候手拉着手，大了肩并着肩。附校人干坏事的少，我们没有仙人指路，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时间和空间学坏。我们最大的遗憾，绝对是当时庸俗古旧的男女关系，界限太重，男女同学面对面说话间隔至少一米半还侧着脸不敢正视，不然，成天在一起，感而情自发，男才女貌，肥水不流外人田，好多的人生大事提前就办了。
    我们那会儿，男女生之间没那么多的隔阂了。女生跳皮筋，有的男生喜欢来捣乱，想凑近乎，又不好意思说。男生打球，女生站在场外当啦啦队，很专业的架势。有一次，海淀区举办排球比赛，客队来访，与外附队酣战，女生拉拉队带领场外观众模仿日本电视剧的台词齐声呐喊“晴空霹雳”、“螺旋飞球”，立场鲜明地为外附队助威。客队最终败北，他们与其说是败给外附人的球技，不如说是败给外附人团结一致的声势。那时候，男生偷偷学唱当年的禁歌——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和《恰似你的温柔》；女生在新年晚会上表演节目的时候，喜欢把平日扎成辫子的长发散开来瀑布一样披在肩上。
    你还记得么？附校和外语学院没了隶属关系，学校要停办。我们为此和老师争辩，我们落泪，老师也落泪。公司倒闭有时候只是经营的技术手段，政府更替经常发生，这些年新办的杂七杂八的学校如雨后的蘑菇。附校办了三十年，出人才，有名气，怎么也是个光彩的老字号，哪怕有个经济头脑都要认真考虑，怎么说关就关呢？
你还记得么？
    你还记得北外附校的校徽么？那白底红字的小金属牌，曾带给我们多少骄傲和自豪啊！那时候，只有著名高等学府的学子们才又资格佩戴校徽，而稚气未脱的我们，抬头挺胸，骄傲得象只小天鹅，坦然地面对着周围的人们讶异而羡慕的目光。而我们的家长，又曾多少次自豪地把我们推倒亲戚、朋友、邻居、同事们面前，大声地说：我孩子在外附上学！学外语！
    童年的记忆总是象一颗颗珍珠，散落在一路走来的沿途中。初春的杨树嫩芽，四月丁香弥散在空气中的芬芳，夏天夜晚的露天电影，校门口题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语录牌，校园周边的田野，向我们送来沁人的泥土气息，同时也送来无数的蚯蚓和癞蛤蟆。新教学搂的地基是我们跨越游乐的天堂，望着西山的落日余晖，是多少在西院学习生活过的外附人，那心中不可磨灭的青春萌动的忧伤。

    1963年，外语附校增设小学部和初中部，加强师资力量，学校焕然一新。1972年，尼克松访华。迅即，承认中国的国家由三十几个，骤增到了一百多个。
    中国历史的最大悲哀，在于封闭，所以自大，落后，贫弱，受人欺辱，让人看不起。
    中国逐渐启动了封闭了很久的沉重的大门，缓缓地走向现代世界。外附人在此时间恰好陆续成人，开始承担社会义务，如鱼得水，国家受益，个人幸哉。
    我们最早见到的外国人，是和平门二门门洞里头两侧墙上的画像，画的是亚非拉人民要解放，黑头发的亚洲人，红头发的拉美人，卷头发的黑人，斗志昂扬，头上有火炬。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和世界有关系，但是和墙上的人物形象没什么关系了。
    也许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或者我们为求生存付出的艰辛，都为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真实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70年12月，外语附校三个年级师生共约四百人，数九寒天，长途步行，经海淀，走昌平，翻越军都山，沿山路，盘旋上下，挺进延庆，住永宁，尔后由西路返回。
    拉练历时30天，宿21站，步行实际路程一千多华里。
    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十一二岁。
    三十五年了，我们重返故地，三十五年，太长的一段时间了。
    我们自己之间谈的最多的是饿。
    拉练的宗旨是自找苦吃。故意饿肚子，残酷地教育和深化人的饥饿感。
    我们一天平均走60里山路，一天一斤棒子面贴饼子和一顿白水熬白菜，七八个人一天吃的油，一只手能捧回来，30天没有重样。晚上有时候睡在没有窗户纸没有门的新房的冷炕上，我们饿得心慌意乱，灵魂出窍。
    有人回忆说，晚上，画饼充饥，说吃的。你说酱爆肉丁，我说肉包子。有人说，扯吧，肯定不能这样，谁敢说好吃的？得把他大棒子打出去，饿成这样，说这种没心没肺的故事，不是成心折磨我们么？有人说，晚上吃棒子面糊糊，好歹弄个水饱。有人说，吃稀的不行啊，晚上起来好几回，闹一个通宵。有人说，回来那天，大白馒头，一口气吃了八个。有人说，我是第二天早上一连吃了七个油饼，外加三个糖耳朵，当时幸福的好像神仙，后来拉了三天，拉得站不起来。
    这样饿的时候，居然有男生硬撑着不吃，拿出一天的口粮，援助别人，居然有女生，不怕自己被说成男女苟且，大义地把自己的贴饼子拿出来，送给男生。
    附校的学生，怎么是这么一帮人？
    今天的我们为那时的我们感慨叹息。
    比起周围很多人的经历，拉练不算什么。
    但是拉练确实是一段辛苦，远不是玫瑰色的回忆。历史这样地发生了，我们这样的人，竟也无法简单地评论其中的是非。但是，当年未成年的我们，在这样人为的艰苦环境当中，知道了什么是饥饿，知道了人应该知道的最基本的生存知识。
    温故知新，我们真的觉得今天的很多意义，在于我们对于过去的发现。

    附校的人年龄绝对差距将近三十年。
    我们唱的歌不一样。除非故意制造艺术反差效果，不然唱“仇恨的风在头上咆哮怒吼”的和唱《东风破》的，都是唱风，但是显然搭配不到一起。我们到了王成那个节骨眼儿上，都会迎着战火硝烟仰天长啸“为了祖国，向我开炮！”，你们好像有的有时候喜欢加西亚?马尔克斯，有的谁也不喜欢谁。我们的经历不一样。我们在坡上种谷子那几年，前晌儿几块玉米饼子，就着一壶凉水和坡上嗖嗖的风，你们的那几年白天寻思怎么跳槽，晚上对着电脑跟不知道是谁瞎侃。我们的语言不一样，你说PK，我真不知道你说什么，我说“一对红”，你年轻，理解力比较强，肯定以为我说的是一种喇叭花。我们的情趣也不一样，我们今天饿了，还是用馒头夹一块酱豆腐，滋味悠长，比什么都好, 你们不是匹萨就是寿司的，你们能行么？
    我们却愿意在一起，不在乎时间和历史客观地给我们造成了什么差异。
    我们互相认同，你说你是外语附校的，我就真诚地冲你笑，分开几十年了，现在再说一起办事，我大概齐仍然知道你的好恶和激动。

    附校的人有什么特点呢？
    有人说，外附的人闲不住，在哪儿都不安生，平常的事不平常办，爱出幺蛾子，总要出事儿。不踏实呀。
    有人说，外附的人赶时髦，好像自己永远是潮流的前沿，见了时髦语言，时髦观念，时髦行为方式，爱打听，打听明白了，马上装备到自己身上。
    有人说，外附人不显老，很自然地关心属于比自己年轻十几年、几十年的生活。一般人看着有些老不持重。
    我们不怀疑自己会有什么不合适，不过我们觉得这些批评对我们特别合适。
    这些批评说的是一个意思：一、闲不住，是说附校人具备持续的活跃的创造力；二、时髦，是说附校人一生崇尚学习和进步；三、年轻，是说附校人不屈不挠，充满生命活力。
    社会没了外附一样的人群将是社会的缺憾和巨大悲哀。
    外附师生有共性。
    我们有优越感。
    我们整体质量比较高，站在人群里不全是大高个儿，却从来不甘心平庸，老要争取优秀，而且经常是顶尖儿的好样儿的。
    人家也说，外附的学生，这点儿事儿，还办不好么？这时候的意思是说，挑上了你，为你请了最好的老师，给你提供最好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培养你的费用是培养北京一个普通学生的几倍，你的伙食都和别人不一样，要你干什么？你不把事情办得比一般人好一些你就不好好想想你合适么？
    社会在要求我们承担更多的责任的时候，无意间造成了我们的优越感。
    我们后来觉着优越感也碍不着谁，不是罪过，特别计较我们优越感的也不是什么特别像样的人物。优越便优越了，感觉不错，不就是比一般要好么？不就是多出力么？不就是吃苦受累么？我们这样好，不用遮遮掩掩。
    优越感有时被看作清高。
    我们经常在不学无术和钻营投机之间穿行往来，不以为奇。但是，一定要我们与之开怀痛饮，我们就有些难受，再好的菜不好吃，再好的酒不是滋味。清高是什么不说，人的肌体本能这时候出现反应：和社会的消极和腐朽打交道，我们倒胃口。
    我们知廉耻，我们在竭尽全力远离龌龊与黑暗，战战兢兢，不敢背叛人的清白。普普通通的人，在这样一个腐败如同杂技一般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里，显得有些飘然物外。
    不用将来的历史说话，我们现在就明白，保持这一点点清高需要多少信念和多大的自持力，清高难得可贵，清高是社会尚存的勇气和希望。

    长期学习一种外语，其实是长期浸泡在一种固定的异国文化之中，尤其是我们这样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人，久而久之，不知不觉，难免带了一些“洋气”。
    有人说，俄语班沉闷，半天不出声。英语班正相反，尽是奇谈怪论，说得不全都是道理，就是硬要跟别人不一样。西语班有些市井，动不动就嚷嚷，嗓门大，隔三座楼听得见。法语班酸了吧唧的，表面温文儒雅，到了冲锋陷阵的时候指不上。日语班不喜欢听别人的道理，喜欢自己跟自己讲道理。德语班平地走路，目光向上看。
    也有人完全不同意，说，俄语班忠厚实干，英语班奔腾想象，西语班豪爽大义，法语班文采飞扬，日语班细腻文雅，德语班沉稳而有力量。 
    要说附校人的共同特点，最能够站得住的说法应该是，附校人能侃，而且嗓子好。
    学外语，每天念，一天不落，几十年如一日，全面运动发声生理系统，唱歌的练发声，远不如我们练得辛苦。我们的声音好听，女声清脆珠落玉盘，男声厚重穿越时空，女声有媚力，男声有磁性。
    能侃也是一样，学外语，经常设计情景对话，面对光荣怎么说，面对伪君子怎么说，面对漂亮姑娘怎么说，经常练，到该正经说话的时候，就有词儿，而且能把握好，有条理，有风采，而且细腻。
    我们的采访，没有排练过，当时才知道，可是每个人拿起麦克，或正经八辈，或斯文，或激昂，或娓娓，或滔滔，都好像是已经专意为此提前准备了多少时间。
    这样的一个特殊集体这样的特点，说起来平平常常，看起来普普通通，其实已经是人的大不易。
    外语附校出人才。
    学外语的，放大了胆子想，可以想到如果学得特别好了，将来什么时候可以给领导人当翻译，还可以当外交官。我们的同学当中于是出现了一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翻译，和一批很高级的外交官。
    外语附校毕业生是外交部干部司必须熟悉的干部群体。
    我们没有想到是，学外语的，离开外语，也可以在其它领域出类拔萃。
    有人成了作家，在文坛闪亮，有人成了军官，是军事行动的主帅，有人成了工商界豪杰，有人成了媒体演艺明星，有人教授，有人著书，有人成了持有哈佛博士学位的电子工程师…… 
    更多的人默默无闻。然而，走近他们，我们也会更多地明白一些什么叫沉默的含蓄和沉默的尊严。

    附校的毕业生没多少。掰着手指头算，统共不到三千人，今天北大一个年级的学生人数比我们三十年的学生人数多，多好多。在这样一个不大的基数之上，衍生出这样许多优秀，其中透射着附校的力量和附校人的力量。
    人才难得，这不是这几年哪个新生的智慧大师告诉我们的。上千年前，随便一个中国人就知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社会对优秀分子的客观需求是一种常识。
我们没想过要和谁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我们当然有想法，就是不知道该跟谁说。但是，我们始终没弄明白，为什么就这么关了外语附校？

    老师教学生，如今甚至可以是一般简单的商品交易了。
    我们在附校经历的师教，却是我们一生中的大情义。
    我们的正义，我们的从容不迫，我们顽强进步的精神，无一不是发源于附校，得益于我们亲爱的老师们。
    早上跑步，领队喊号，跟着我们一起跑的是老师，晚上睡觉，在宿舍门口絮絮叨叨完了拉灯绳关灯向我们轻声道晚安的是老师。只要我们醒着，老师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睡了，老师好歹喘一口气，还要秉烛伏案。
    老师和我们一起劳动，比赛进度，老师和我们一起打球，为争一个球也有过互相脸红脖子粗的时候。老师知道我们真诚地尊重他们，我们知道老师不掩饰对我们的喜爱。
    我们原来以为老师天生都这样，后来明白老师完全可以不这样。
    如今为人父母的我们，知道愿意这样辛苦，需要几近原始的热情和责任感。
    我们感谢老师，没有特别约束我们，给了我们轻风细雨，给了我们理想，给了我们肯定和鼓励，给了我们中国文化的淳朴和端正。
    多少年以后，我们想过，我们有什么委屈，自然可以到老师跟前哭诉，老师一定给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公道。老师有了委屈怎么办呢？他们跟谁说呢？
    老师们累了，瘦了，年轻女老师脸上多了几个青春豆儿，我们从来不记得有哪个老师因为什么耽误过我们一堂课，因为什么敷衍过我们一堂课。我们不知道怎么回报这样的师恩，但是我们早就知道，从那时候，直到今天，我们的任何进步和出色都是外附老师们的莫大喜悦和莫大骄傲。
    老师和我们，是一生的知心朋友。
    我们的老师，是楷模。

    现在的外附校友会2002年初成立，是热心学校公益的校友的组合。
    有的时候，不完全是热心，叫你来，你就得来，叫你来的，说话不怎么客气，他也不是为他自己，你突然之间也找不到了不来的托词。我们知道，热心和不知道是不是热心之外，是附校人对学校师生的义不容辞。
    校友会从几个人，到现在的十几个人，到最近将来的几十个人，形成了校友联系的纽带。这几年，附校人能够更多地理解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能够在附校的空间感动自己，能够在变幻的社会中始终得到来自附校的真挚的温暖和关切，有的时候，得益于校友会及其周围的师生。
    校友会民主，欢乐，综合水平和工作效率还说得过去，其中有几个委员因为过于理想主义和该严肃的时候太不严肃挨过批评。
    我们不愿意用很多的工作画面麻烦大家。不瞒您说，我们过日子最讲究与时俱进，我们见面的时候，选的地方好，饭菜好，酒也好，酒可是经常很好，一起的女生妩媚动人，但是悄声说一句：我们怎么花费我不告诉你，但是校友会不管聚会不聚会，从来，从来没有花过校友捐赠的一分钱。
    计算机和网络出现以后，疯狂地更新发展，颠覆人的生活习惯，悖传统，改变世界观，有人觉着有些乱。但是我们明白，这可能是我们时代的蒸气机。

    2002年初，外附网站应运而生。
    我们设置了“公告牌”，有什么事儿，及时通知大家。隔三差五，我们组织一些活动，能来的，一块儿聚聚，游山玩水，说古论今。我们采访校友，让大家知道我们特别熟悉的人现在的状况，转达相互的问候。我们策划了一次去俄罗斯的文化旅游，想去看望托尔斯泰和克里姆林宫的尼古拉大门，今年没去成不要紧，明年继续策划。我们成立了书画诗社，虽然到了今天社长还没有组织过一次活动，我们也想不起埋怨，觉得怎么也是个人的心劲儿，有热情不是？另外，跟艺术家打交道，自然先从学习耐心开始。我们办了一个类似黑板报似的刊物《和平门》，刊载了一些读起来挺过瘾的文章。
    没在和平门上过学的看着《和平门》的名字生分，拉着脸，叽叽咕咕，不叫《和平门》成不成啊？我们说，成啊，那叫个什么呀？不要《和平门》，一下子又提不出具体的建设性的改革意见，只好先这么叫着。网站存在已经三年多了，刊物已经出了三十期了，我们仍然在为网站文学刊物的名称争论不休。
    但是，无可争议的是，外附网站为外语附校生命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工作平台。
    有的人给网站写信建议，有的人给《和平门》撰文投稿，有的人捐款，不知道捐钱干什么，就知道该捐，捐多少不说，赶紧送到。也有的人不露声色，从来没有任何主动的表示，我们甚至不知道是谁，但是我们确信他和我们一样，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经常登陆网站，备一杯咖啡，拿一个苹果，下载网上的每一篇文章，有滋有味地享受外附的情趣与快活。
    点击www.waifu.com，外附的气氛，外附的声音，外附人的呼吸，扑面而来。

    我们想有一首专属于自己的歌儿。
    聚在一起，大声唱，荡气回肠，唱了一遍还想唱一遍，挺好。
    《外附之歌》的创作过程是艰难的。
    我们没找人帮忙写词儿。
    我们的心思是，外人一定不会比我们写得更好。
    我们没想过写一个歌词儿会有什么艰难。
    艰难不在于我们没词儿，艰难在于我们的词儿太多了。
    附校趁笔杆子，张口就是意见。造过船的希望有乘风破浪的意思，要紧的是要有灯塔，灯塔知道么？灯塔的意义一句话两句话跟你说不明白，尽管写上，不会错；经常游历世界的叮嘱一定要有人类和历史，我们不能浅薄；诗人还是想弄成那种花前月下，要朦胧；军人想有一些精忠报国，慷慨铿锵；女人们强调感觉，都什么年月了？不能总是刀枪棍棒的吧？男人们说，平常憋着，这回如果不把心里话直接吼将出来，还是记不住歌词。
    稿子出来了，有人说喜欢，有人说不喜欢，有人刚才还喜欢，一会儿又不喜欢了。
    批评建议一浪接一浪，创作者们熬夜，开会最后定稿，不讨论了，这都几稿了？就这么几个字的事儿，就这样了。第二天又通知开会，要再一次最后定稿。
    我们的组织者的能力没有问题，我们知道怎么在各种妥协之中迅速形成比较鲜明的个性和相对的完美，可是想到这《外附之歌》不知要唱多少年，我们的心又软了。
    还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再说说？
    合唱团不叫合唱团，叫歌唱团。
    除了附校人常见的标新立异，有歌唱团比合唱团水平高的意思。
    歌唱团有时候走调儿。
    老师是中央电视台“七色光”节目的老师，平日里对付几岁的孩子，对我们特别有耐性。
    急得我们抓耳挠腮。
    外语呱呱叫，发音标准，音调标准，语流标准，敢挑外国人的语言毛病，但是至少眼下还没在音乐上发挥出来。
    我们可能也急切了些，歌唱团从成立，总共一起练了没有几回，加起来不过十几个小时，还没有从日常的嘈杂脱身，筋还没有抻开，身上还没有汗，怎么能期望他们马上参加国家大剧院的首场演出呢？
    我们其实不担心。历史的经验证明，外附人在一起，不会闲着，肯定能把事情办好，肯定在琢磨着怎么把事情办得特别好。
我们的想象天地里，外附歌唱团已经站在音乐人最崇拜的舞台上，外附歌唱团的歌声已经如风如云，如涛如涌。

    欢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经常想起那些已然辞世的老师和同学。这是一种淡淡的哀恸，突然蔓延开来，漂浮在我们心头，时间突然凝滞，我们突然一阵无力。
    我们梦见过他们。我们谈论他们的时候，有时候有欢笑，彷佛只是这次又是因为什么，他们又没有能够来。
    在葬礼上，家属说，把附校同学的通讯录放在一起吧。
    我们从而知道了附校师生对于故人的意义。
    他们当中很多人还很年轻。
    生命有时候是何等脆弱。
    我们想念他们。 

    外语附校的学生有了外语之便，好像健壮的蒲公英，飘飘扬扬，巡游寰宇，植生在世界各地。除了南极尚没有常住的附校人，哪里没有我们的同学呢？对于多数人，说“地球是我家”仍然是歌词儿，是一个遥远的梦，对于外附人，已经成了我们的普通现实。
    附校人，从来生气勃勃，从来聚合于社会的热闹之中和闪亮之处，从来是社会中坚，世界这么大，我们的人不多，却很容易见面。我们见面，眼睛突然发亮，报师门，排辈分，马上以兄弟姊妹相称。
    我们以外语出类拔萃，我们以附校人而优秀。同学中境遇好些的，我们以为天经地义；同学中平淡些的，我们以为这是他的睿智选择；同学中处于逆境的，我们以为不过是命运程序中的成长锻炼，天必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我们几十年不见面，却用不着任何虚头巴脑的沟通铺垫，好像一阵温煦的春风，霍然吹散我们身上的积重，我们痛快地说，痛快地笑，痛快地掉眼泪，我们痛快。
    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到处可见风流附校人。

    社会的演进，有时腾飞酣畅，轰轰烈烈，有时曲折盘桓，此时无声，或急或缓，亦张亦驰，生生不息。
    附校的人说，四五十岁，正当壮年，正在人的黄金年月，正当发力之时。附校人还憋着劲儿，等待着表现自己的新的机会。
    我们听说过一生无怨无悔的话。
    人活的时间挺长，怎么可能没有困惑迷茫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样说话，有些不动脑子，不辨是非，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人不会后悔，怎么会珍惜？人连后悔的感觉都不能有，也像是被剥夺了什么，其实并不真实。
    在外语附校的几年，是我们共同奋发进步的几年。
    这几年，深刻作用着我们的当时和我们的后来。
    这几年，对于三千附校的学生，如同春天里一泓碧波微澜的湖水，蓝天白云之下，悠悠荡荡，清朗温馨，童年少年的故事，童话一般如梦如幻的故事，伴随我们终生。
    家庭之外，我们是来往最多的。
    我们互相来往着，互相关心着，互相帮助着。
    这也许不是我们的选择，这也许就是我们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外附人的历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