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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电视曾不止一次放映一部使我难忘的纪录片，它记录了解放后搞土改时的情形以及农民分得土地时所表现的激动心情。片中有这样的两个镜头：一是农民拿着土制的量杆，在丈量土地；二是政府发给农民土地证、农民手捧土地证时欣喜而感激的形象。为什么我会特别注意这部纪录片呢？因为我在故乡参加过这场运动的收尾工作。
1951年暑假刚从学校回家，乡政府便来人叫我在假期参加土改，任务是抄写土地证。虽说我年龄小，刚读初一，但在当时的农村就算是知识分子了。我很高兴能做点事。前三天是跟着人做丈量土地的收尾工作，后来就在一家宽敞的堂屋里的宽大的八仙桌上抄写开了，一抄就是整整一个月。统统用毛笔。一共三个抄写人员，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本县外乡人，另一个是曾经教过我的本村私塾先生。那个外乡人是我们的头头。他三十几岁，读过初中，写一手好字。老私塾先生虽然字好，可写得太慢，有些表格需填写阿拉伯数字他又一窍不通。不过他的绝活儿谁也比不了：算盘打得又快又准，有些时候要核实一些数字非他不可。我呢，十几岁的孩子，人家叫干啥就干啥。我们一大早（大概7点左右）就到那家大桌前开始写，中午就在那家吃派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因公吃派饭。由乡政府最后结帐。每天抄写大概不少于九个小时。
乡政府告诉我们，我们抄写完本村百十户的土地证即完成任务。这是贫苦农民们的胜利果实，一定要小心对待，我们根据要求和规定非常仔细地清楚地抄写每一个户主的姓名、每一块土地的地名、所在位置和长、宽的尺寸。，其他非得田户农民也需要我们替他们重新写一份自家土地的新证明，我们决不可马马乎乎，掉以轻心。我们几个人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但写起那些红红绿绿的道林纸的土地证书，比替人家写春联还开心。尤其是写到我家的那份时，我太高兴了，想写得特别认真，又怕太认真了反而写不好，特地请了那位字比我好的外乡人代劳。
这是我的一次不寻常的经历，半个世纪了仍记忆犹新。每次看了那部纪录片都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回忆那些农民们翻身后的红火的日子，回忆我本人对党的感激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也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那个跃进的年代。
几年之后，1958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声号召“还是人民公社好”，全国农村包括我的家乡所有的农民的所有土地一夜之间都入了公社，改姓了公，后来甚至连一点自留地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割掉。报纸、电台成天大叫大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可农民们感到迷茫、不解、担心：以后地到底怎么种？“干不干，一斤半”，日上三竿才下田，太阳偏西即收工。再加上大炼钢铁，庄稼无人收，收上一些也无人问，饥荒也就不可避免地于58、59 年之交到来。59、60、61那三年的天气是少有的好，至少在我的故乡是如此，可是明明是人祸造成的那场空前的大饥荒却被说成是“严重自然灾害”。
如上所说，每次看了那部土改纪录片，我都很自然地想起农民们土改时幸福的笑容，也很自然地想起“自然灾害”时期挨饿和饿死的农民的痛苦形象，因而也很自然地要问：是谁赋予我们的领导人一句话就将农民的土地归公的权力？既如此，为什么当初还要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既然农民们已失去土地，为什么还要放映这部纪录片呢？这会不会勾起农民对人民公社的痛苦记忆呢？ 这部影片还使我想到一个更为迫切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圈地之风越刮越凶，农民们每天都在失去土地。以后谁供给我们粮食？数以亿计的农民都能进入城市找到工作么？如果他们既无法进城又无家可归因而都成了游民，那将不堪设想！历代游民暴乱（我们称之为农民起义）的教训还不够严重还不够深刻吗？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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