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调 人 生  （连载十四）

编者按：叶念伦校友著《对调人生》全文共99段，本站预计用20期陆续刊出，敬请留意。

我亲爱的萍，
    ......
    我写的胡同里的又一个故事――“华夏万象”专栏稿：《军阀的子女》。
    “申老太爷曾经是南方一个省里的小军阀，因为抗日有功，与蒋介石有矛盾，解放前为共产党作过一些事情，刚解放时当过一届政协委员。他在北京的胡同里买了一栋大四合院，同大儿子和小女儿两家住在里面。其他的四个子女解放前就分别在国外定居下来。
    上个世纪的一九五七年号召给党提意见时，快近八十岁的申老太爷本不想说什么，但经不起党内的同志一再地作工作，不得不说了几句应付场面的话，结果被打成了“右派”。照顾到他的年事已高，是有一定影响的民主人士，没有把他怎么样，只是让他在家养老，不久去世。他的小女儿当时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研究所工作。因提了“苏联专家不一定什么都正确，不应该一切服从”的意见，也被打成了“右派”，给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八年。回到北京后便成了家庭妇女，完全靠她当工程师的丈夫的工资生活，自己在家里把两个孩子抚养大。不久又来了文化大革命，一家两个“右派”在当时所遭受到的惩罚都落在她一个人头上――她被抄家剃了鬼头，每天一大清早就得起来扫街，上午和下午要参加繁重的挖防空洞劳动。邻居强占了她和大哥两家住的大屋子，他们被赶进了院子中的小屋子里住，这一切他们都坚强地顶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后他们在国外的兄弟姐妹们同情她的遭遇，把她的全家都接到了国外去定居。后来也把大哥的两个孩子弄了出去。政府为了落实民主人士家庭的政策，把强占他们房子的住户也先后迁出了大院子。
    大哥认为父亲传下来的家业，即这栋大四合院必须有人守住。尽管兄弟姐妹和自己的子女都要把他接出去，他视老大守家责无旁贷，坚决不出国。老房子年久失修，夏天雨季时到处漏雨，冬天仍烧着蜂窝煤炉取暖，每日要上煤清渣，又脏又累。大哥夫妻二人年纪大了，伺候不了那么多房间的炉子，就是给自己取暖的炉子每日也添不动几次煤了，室内的温度最多十度左右。快八十岁的老大最近得了癌症住在医院，大空院子里只下了大嫂一个人。”
    ……
    你的托尼（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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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托尼，
    “洪氏中医诊所”或称“洪氏中医医院“真是个奇妙的地方。首先谈谈这里所说的中医治疗，其实就是无论什么病都给扎上三十来针，至少收费五十多英镑；病人临走时还要人家买上一小塑料包的草果回去泡水喝，又另收五镑钱。我的中医知识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草果会这样用于治百病，不过知道用它泡水喝也无害。洪大师的小仓库里有好几大麻袋草果，据说是曾经在唐人街开过中药铺的一位老先生临回香港退休前留给他的。
    洪大夫什么病人都敢治，我见过好几个患了癌症的病人，已经到了皮包骨，奄奄一息地给抬进来的地步，他也给人家扎针灸，到人快死时，才告诉人家爱莫能助，因为没有包制百病的医书。治的最多的病症是减肥，戒烟和阳痿。当然也几乎没有治好的，他就说还要配合他的食疗――每天来他的“中国保健食堂”吃“健康午餐”。其实就食一碗煮得稠糊糊的五谷杂粮稀饭，味道儿跟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吃的忆苦饭差不多。厨师是位西班牙的老头契苟，他的个子很矮。每次见到我时都要张开双臂，踮起脚尖儿，把我重重地拥抱亲吻一下。不过讨厌的是他在亲我之前一定要伸出舌头，把上下嘴唇舔满一圈儿，弄得我的嘴巴子湿漉漉的，好不恶心！不得不赶快去洗手间撩些水，再用卫生纸擦干。契苟一高兴就跳起欢快的西班牙舞，并且总爱跟我唠叨一些有关洪大师和诊所里各色人物的逸闻趣事儿。总的来讲我还是觉得他很可爱。
    来了两个月，看到洪大师治好的唯一病人是一位垃圾工。你知道你们英国每个星期垃圾车来一次街道拖垃圾，每辆车跟着三四位垃圾工，把各家事先摆在房子外的垃圾桶抗在肩上，走到车后，倒进车里。长年如此，肩膀痛成了他们的职业病。一天这位扛垃圾桶的来到洪氏诊所要求治肩膀痛，洪大师首先从问诊中套出他没有带多少钱，就很不耐烦地在他的肩膀上插了六针，在床上通了半个小时的电，就把他给打发走了。没想到几天后这位病人带了五位垃圾工来扎肩膀，说他上次扎针后肩膀感觉好极了。洪大师这下子高兴热情了，同他们大吹了一番，又各给扎了六针，并说服他们都心悦诚服地各买了两包草果带走。从此垃圾工来诊所扎肩膀的络绎不绝。
    ……
    你的萍（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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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萍，
    继上次的《军阀的后代们》一稿后，我这次在“华夏万象”上的专栏稿是《将军逝后》。
    “这位将军可不是中国解放前的军阀，而是解放后被授予少将军衔的一名共产党员。他住的也是一栋四合院儿，临街除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朱门外，旁边还有一个更大的绿色车库大门。这样的门面在改革开放前的北京十有八九是中央首长或者部队高干们的住所。
    将军十五岁参加红军，在根据地“肃托”运动扩大化时，当时连托洛茨基是谁都不知道的他，被打成了“托派分子”，关押在一间土牢里。他整日啼哭，隔壁女牢中的一位也被打成“托派分子”的红军女战士听到他的哭声，经常隔着薄墙安慰他。他们不久被平反出牢后，在战斗中建立了感情，后来就结了婚，并且生了三个孩子。
    解放后他们虽然一位是将军，另一位为高干，却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得很严。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被打倒的将军，完全可以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当时被认为是年轻人的最好出路的部队里去参军，而他们却非要子女们分别同大多数同学一起去了北大荒的生产建设兵团，或者山西陕西的农村插队落户，并且从来没有帮助过他们调回到北京。
    但是将军的妻子却因是旧北京市委的一名高干被迫害致死。将军当了几年光棍。后来介绍他参军入党的一位老上级也被迫害致死，留下一位四十多岁的独生女，已嫁给了一个曾经留学苏联的大学教授，生了一个女儿。大学教授在运动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和“反动学术权威”。已成为“黑五类子女”的教授夫人为了自己和女儿的将来，同教授“划清界线”离了婚，嫁给了对这位老上级的遗孤特别同情的将军，带着自己的女儿住进了将军的大院儿。
    一个月将军终老逝世，他与前妻亲生的三个子女从外地赶回北京奔丧。发现后妈及其女儿已不知去向。另外据将军大院儿的勤务人员说，她们两人在将军去世后的第二天就叫来辆车，把当时被人们认为值钱的电视，冰箱，照相机等几大件都搬走了。不久又从将军的银行把他仅乘的五万元存款全数取走了。从将军的遗嘱上发现，将军要把其中的两万元上缴党费，另外三万元平分给他的后妻母女俩与前妻亲生的三个孩子。按规定将军留下的空院儿要转给其他首长或部队高干住，这三个孩子又早已没有了北京的户口，因此只有他们作为将军的家属出席追悼会的兄妹三人，在办完丧事后只好两手空空地各回外地。”
    ……
    你的托尼（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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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托尼，
    我现在真的必须尽快搬离所在的单元，一个人不敢再住在这里了。原因是我对门单元中的一位孤老罗杰死了，而且死况叫人不寒而栗！
    你们英国人过分强调独处，虽为近邻，若互不相识，真是老死不相往来。偶尔拜访也要提前一两个星期打电话约定。我虽然已在这栋楼中住了将近一年，还从来不知道对门住的是什么人。近来我每次经过对门时，都闻到从里面发出一股腐臭的味道儿；后来又发现其门下和地面的缝中流出一种恶臭的液体，最后甚至流入了我的单元，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报告了我们这栋楼的管理部门。他们叫门好久无人答应，不得不破门而入，结果发现那个单元里的主人罗杰已经死去了多日，尸体腐烂在床上，几乎只剩下了幅骨头架子。
    据管理部门的人介绍说，罗杰原是一家大公司的门房，退休了多年。老伴儿早已去世，子女都在外地或者国外，经常一年都不来看他一次。这次法医检查的结果，断定罗杰纯粹是老死的，而且至少是三个月前就故去了。
    我一连好几个夜晚都作恶梦――罗杰那幅骨头架子来找我。克拉克陪我住了几天，但终因他经常夜晚被通知出去开车，工作到很晚，不能继续来了。
    后来我找到了一位刚从中国来英国学习英文的小秦姑娘来与我同住，我只收她一周三十英镑的房租，主要是夜里有个人同我在单元里，我能睡得好些。但是由于她每天晚上在餐馆里打工，也要到十一点多钟才能回来，不过比克拉克下班的时间要有规律得多。
    从长计议，我决心把这栋单元卖掉，争取多贷些款，买一栋有两三间卧房，带花园的典型的英国小洋房。我自己住一间睡房，其他的出租还贷款。
    ……
    你的萍（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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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萍，
    你上封信中提到的罗杰老人，使我想起赵妈讲过的她帮干小时工的一位老红军的晚年。
    那位老红军到一九四九年的十月已经是解放军的一位团长了。五十年代中国的干部实行供给制，生个孩子国家给包养一切。同时在批判了马寅初教授关于应该限制人口增长的警告之后，在“人多好办事”的权威性鼓励之下，有些老干部一连串生了好几个孩子。赵妈帮工的这位老红军就有五个子女。
    他解放后一直在外贸部门工作，退休前是位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走资派”批斗时，作为“黑五类”子女的孩子们都下了乡。由于他的出身好，文化水平低，解放后在外贸部门干的一直都是责任不大的副职，因此也没发现他有什么重大的问题，很快就被解放了，作为“革命干部”进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子女们也随着得到了那一代年轻人中较好的一些出路――返城当上了工人，工农兵大学生或者到部队参了军。后来又都纷纷入党当了干部。
    现在他的五个子女都出了国，有的在中国的驻外公司当领导，有的在国外的学校里学习，有的以“六.四”“政治避难”的身份居留国外不归，在给人家打工。其中大儿子还与国内的老婆离了婚，在日本又与东洋女子结婚生了个女孩儿；最小的女儿也同一位美国的大鼻子结婚生了个混血儿。因此这位老红军现在既有东洋的孙女，又有西洋的外孙。亲友们提起这些，既羡慕又嫉妒。但当着他的面都说他有个国际大家庭，多人种的子孙满堂，好不风光福气！
    其实他很孤独，老伴儿前年去世了，国外的子女多年不回来看他。自己虽有两千元一个月的干薪，却要拿出一大半来给他正在北京上大学的长子长孙用。自他的大儿子与国内的发妻离了婚后，他们生的儿子被判给了母亲，但父亲有给生活费之责。大儿子现在只顾他日本的那个家，老红军又特别疼爱这个自己亲手抱大的长孙，就主动承担了按月给其生活费的责任，而且总比法院规定的数目多几倍。但是大孙子因为正在大学里热恋，他母亲又不许他常去看爷爷，老红军只能在长孙每个月匆匆来取钱时，短暂地见上他一面。
    老人尽管仍旧享受到国家的很多照顾，但随着物价的上涨，拿干薪的日子越来越清苦。整天的保姆请不起，只好与邻居们合用赵妈这个小时工。一天，赵妈去他家作工时，发现他跌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经法医检查，证明是心脏病突发，已经默默地故去好几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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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托尼（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