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

如此打针

那年冬天，天气格外地冷，一场流感大爆发。

院里大人小孩，很多人都传染上了，打喷嚏，流鼻涕，嗓子发炎，发烧等等，大家纷纷到卫生所来就诊。那时治疗流感的手段和药品也不多，基本就是以消炎为主——打青霉素，一天一针，一个星期是一个疗程。整整两个星期，卫生所治疗室的门口，每天都要有几十个大人小孩挤在那里，等着进去打针。

院里的卫生所本来不算小，有三四个医生和四五名护士，还有一个药房。但是，那时经常有外出“支左”的任务，动不动就抽调卫生所的医生护士组成医疗队，要么去工厂，要么下农村，一去就是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这样一来，院里卫生所一般就剩下一两个医生和一两个护士了。当这次流感大爆发来临时，卫生所的治疗室，就只有小文阿姨一个护士，她在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内，每天至少要给几十个人打针，还不算有什么临时的其他治疗任务。

我们小孩整天淘气胡闹，免不了经常会遇到各种受伤的情况，自然就都要到卫生所来治疗包扎什么的，所以我们对小文阿姨都很熟悉。

小文阿姨不到三十岁，个子不高，言语不多，动作总是风风火火又干脆利落。小孩当然都怕打针，卫生所的医生护士们，谁打针疼，谁打针不疼，我们早都是一清二楚。小文阿姨是我们最喜欢的护士，因为她最大的特点就是：打针不疼！

小文阿姨打针的时候，事先会按摩两下打针处，让病人放松肌肉，下手进针很轻，力度恰到好处，推药也很慢，抽出针后，还会给病人按摩两下，整个过程都显得很轻柔，自然就不会疼了。所以，小文阿姨很受我们这些怕打针的小孩欢迎，每当我们有病需要打针时，进治疗室的时候，都希望能落到小文阿姨手里，因为其他护士医生，打起针来都不大顾忌我们小孩的感受。

可这次不行啦！病人太多了，治疗室只有小文阿姨一个人，她忙不过来了，自然也不会再照顾我们了。这段时间里，小文阿姨天天用白大褂白帽子和大口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的，只露出一双严肃的眼睛，动作迅速有条不紊地按照她自己安排的一整套打针程序，对付着众多患了流感的大人和小孩。

治疗室里增加了一张床，放打针用品的小台子摆在两张床中间，小文阿姨一次就先准备十支消了毒注好了药的针头针管，再预备下同样数量的，蘸满碘酒和酒精的棉签，都摆在小台子上，然后她就开始叫病人进来打针啦。

小文阿姨一次是叫进来两个病人，本别趴在两张床上，她站在中间双手同时操作，涂碘酒、抹酒精，然后双手从小台子上抓起两支针管，象投飞镖一样，猛地一起用力同时戳进两个病人的屁股！这个动作完成得飞快，没等病人疼得哼出声儿来，她接着又是双手大拇指一起用力，两管针药转瞬间就推进去了！这时候病人肯定是又酸又疼，可没等病人再次反应过来，她就极其迅速地两手继续动作，全不象平时拔针那样拿住针头慢慢拔，而是两手上扬，连针管带针头，一下全给拔起来！

这最后一下，是最惊心动魄的一下，也是最疼的一下。从小到大，看过多少次打针，经常见到有人操作不当，拔下了针管，却把针头留在病人的屁股上。可小文阿姨就有这么大本事，连针带管一手全拔，还是两手同时拔两个针，一次也没见她失过手！而且后来我长大了，还知道打针其实挺危险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扎到人的神经上，可小文阿姨这么按她自己的程序大干了几个星期，一次事故也没出过！

遭受小文阿姨如此粗暴对待的病人，无论大人小孩，十有八九都会疼得叫出声来。可不管大人疼得龇牙咧嘴，小孩疼得大呼小叫。平时一向和颜悦色的小文阿姨，在大口罩后面只露出一双冰冷的眼睛，豪不怜悯地叫道：“下面的进来！”……

这场大流感终于过去了，患病的大人小孩先后都恢复了健康，小文阿姨也恢复了平时和颜悦色的样子，一切又都跟从前一样了。

年底，院里召开总结大会，小文阿姨被评为这年的“五好战士”，和院里其他先进人物一起，站在礼堂的台上，胸前戴了大红花。

豆腐房里摔跤

在礼堂和一食堂之间的那排平房中，有一个经常会从窗户里冒出热气的豆腐房。这是院里为改善干部战士生活专办的。看着炊事班的战士们奇妙地做出一屉屉雪白的豆腐，闻着新鲜豆腐发散的特殊香味，那里对我们这些精力旺盛的男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满足好奇心的地方。

这天，王迅和黄克明跑到豆腐房去看热闹。战士们都在忙着做豆腐，没人在意两个小孩儿跑进跑出的。地上摆放这一屉屉刚做好的豆腐，还在冒着热气，两个小孩就在笼屉和雾气中穿梭追逐着……

地方狭窄，两人追逐之下，狭路相逢，相互扭打了起来。这种扭打是小男孩之间十分常见的游戏动作，那时每个男孩子都对摔跤打斗等等的技巧十分迷恋，不用说，他们两人就此开始比试起摔跤的技艺来了。

黄克明脚下使了一个绊儿，王迅一下子四脚朝天地摔到了一屉新鲜的老豆腐里去了！黄克明大惊，赶紧把王迅拉起来，两人不顾浑身的汤汤水水，趁着炊事班的战士们正忙没注意这边，马上跑出门外。但是他们又不甘心就这么跑掉，就偷偷扒在窗户外面，想看看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

正在忙着的炊事班长一回头，就对着地上的豆腐屉，一脸纳闷的表情：好好的一屉老豆腐，怎么一转眼就清晰地印出了一个“大”字的人形？

被驴咬了一口

我们每天上学，都要经过翠微商场（现在北京翠微大厦）。当时的交通运输还很不发达，郊区商场难得有运货的汽车。给商场运输农副产品的，主要都是农村的马车，个别时候，甚至还有从西山运煤过来的骆驼队！

小孩天生对各种动物就有着特殊喜好，经常到翠微商场来的马车，极大地吸引着我们注意力，那些拉车的牛马驴骡，是我们每天放学时都要见面的朋友。

天天见面，我们对每匹牲口的特征，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还仿照电影和故事书，给一些特征比较明显的马起了名字，自然这些名字也不被赶车的车把式们认可。最常用的名字，是“枣红马”和“白鼻梁”。就因为这个两个名字用得太多，以至于我们中很多人，在多年之后，还以为枣红马和白鼻梁是某个马种的名称呢。

有两匹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深，一匹是褐黄色的欧洲挽马（这个名称是我们多年后才知道的），它是匹拉边套的马，身材矮壮，四腿很粗蹄子很大，总是低头拉车从不抬头看路。我们叫它“农马”，意思就是专干农村力气活的马。“农马”非常温顺，大车卸货的时候，它就是低头吃着车把式给它的草料（我们都很清楚，什么是草，什么是料），我们经常会去摸摸它的肚子，揪揪它的尾巴。它也就是抖抖身子，甩甩尾巴作为回答，从没有其他的动作。对其他的马，我们可没这么大胆，因为马是会尥蹶子踢人的，车把式们通常也禁止我们去接近这些牲口，一来怕伤了牲口，这些牲口都是当时人民公社的重要财产；二来也怕伤了我们这些好奇心太重的小孩。不过对我们接近这匹“农马”，车把式们则从来不干涉，他们也都知道这匹马实在太温顺了。

另一匹马就不同了，这是一匹灰色的，非常高大的乘马（这个名称也是我们多年后才知道的），因为高大，所以它是驾辕的。它的四条腿很细很长，高昂着头，目光炯炯，顾盼自雄，总是在不停地动，一副不甘受人束缚的样子。我们管它叫“战马”，因为它的样子，与电影上骑兵的马一模一样。它还真是一匹战马，听车把式说，它是当年日军投降时留下的，不知怎么的就沦落为给人民公社拉车的马了，算起来，大概有20多岁了吧？这匹马的性格很暴烈，车把式们绝对禁止我们接近它，我们也都很自觉，一向是远远地看着，从不上前去招惹它，谁也不想被它踢上一下。

除了马，令我们感兴趣的还有驴。它们洪亮高亢的叫声，是我们经常模仿的声音。驴有深灰色、浅灰色和黑色的，还有长毛的和短毛的，一概都被人称为毛驴。这些据说很倔的毛驴，看上去都挺温顺的，其实不然，它们也有令我们大为吃惊的时候。

夏日里的一天，我们大家又在围着几辆马车左看右看。我们中一个叫巴云的孩子，对一头灰色的毛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围着这头驴转来转去，一会儿去摸摸它的长耳朵，一会儿去捋捋它的后背。那头驴一直没有任何动作，任由巴云摆弄。最后，巴云高兴得不知该如何对这头驴表示喜爱了，他张开双臂，极其亲热地去和驴拥抱，把驴的整个头都抱进了自己的怀里！

谁知道，这下子那头驴可不干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它狠狠地在巴云胸前咬了一口！

这一口咬得可真厉害，巴云的衣服被咬破了，胸前一大片地方全被鲜血染红了，他疼得大叫一声，一下子坐在地上。我们全都吓坏了，惊恐万状七手八脚地抬着他就往院里跑，一直送到了卫生所。

卫生所的医生给巴云缝合了伤口，胸前缠上了厚厚的白色绷带。从惊恐中脱离了出来，我们又立即有了新的好奇目标，大家都追着巴云问：被驴咬是一种什么感觉？

巴云从来也没说清楚过，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

巴云的伤好了，胸前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拇指般粗细的、象蚯蚓一样弯曲着的狰狞伤疤，这道伤疤将伴随他的一生。

放鞭炮

那年月的春节，小孩们的娱乐活动很少。放鞭炮，可说是我们春节时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了。平时节俭不愿多给小孩零花钱的父母们，春节时一般都不会不满足孩子们放鞭炮的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每个童年时都有许多放鞭炮的记忆。那时候的鞭炮，远没有今天的这么多品种，基本就是以响声为主。我们最常放的鞭炮，不外乎这么几种：“小鞭”，约两厘米长，红纸外壳，爆炸力弱比较安全，价格低廉；“钢鞭”，约四厘米长，比“小鞭”要粗一些，牛皮纸外壳，爆炸力强，响声大，不如“小鞭”安全；“麻雷子”，跟人的手指差不多粗，六厘米左右，里面绕有一层麻线（“麻雷子”名字就是这么来的），爆炸力很强，控制不好会伤人的；“二踢脚”，牛皮纸外壳，比“麻雷子”粗，大约10 厘米长短，两响的，价格比较贵。其他品种也有，如更粗更大的“二踢脚”等等，但都不常见。以我们当时能父母那里能获得的钱，主要还是玩前面四种鞭炮。

春节到了，年三十都是在家吃年夜饭（那时候这种能大吃一顿的时候可不多）。第二天，大家都聚到了操场上，相互比较和燃放自己的鞭炮。初一从下午直到晚上，我们都是在操场的鞭炮声中度过的。

那时我们很少放成串的鞭炮（当时称为“连挂”），一下子就放完了，热闹归热闹，乐趣少了很多。我们都是把鞭炮拆散，一枚一枚的扔着放，尽量延长放鞭炮的乐趣。相互间还用这种方式“打炮仗”，分成两方，相互投掷点燃了的鞭炮，扔不远也伤不了人，但想象中的对抗，令我们产生更多的欢乐。

除此之外就是放“二踢脚”，大家挖空心思变换着玩法，也经常比试谁胆大，敢象大人那样拿在手里往天上放，或者是用砖头之类的搭个发射台，比比谁的“二踢脚”能打得更远。这都是因为有那个大操场，要不“二踢脚”早打到什么人家里去了。

那年的春节，在操场上出了一件事，把我们都笑坏了。那天大家聚在一起放鞭炮。每个孩子手里都拿这一支点燃了的粗香，这是点火用的。一个名叫张云的孩子很得意，他有一整捆（10枚）“二踢脚”，比别的人都多，觉得可以痛痛快快玩一场，很出些风头。

另一个小名叫“小毛”的孩子，跟张云差不多大。他很嫉妒张云有那么多“二踢脚”，于是就趁着大家在一起说笑的时候，悄悄溜到张云背后，想从他的裤兜里偷两个“二踢脚”出来。

张云的棉裤兜，被那一捆“二踢脚”撑得满满的，半截都露在外面。“小毛”动手了，他轻轻地去抽张云裤兜里德鞭炮，却忘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他手里还拿着一根燃着的粗香呢！

一个没在意，“小毛”手里的粗香，把张云裤兜里那一捆“二踢脚”的捻子给点着啦！

这下子可乱了！“小毛”刚一愣神儿，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什么好事儿，张云兜里第一个“二踢脚”就响了！张云给吓的猛朝前一跳，可没等他明白是这么回事儿，第二响就接上了！我们一下子也都愣了，就见张云抱着头就往操场中央跑……

裤兜的“二踢脚”一响接着一响，张云边跑边拼命用手拍打着不断爆炸的裤兜，样子别提多狼狈了！我们也都反应过来了，大家一起大笑着追着张云跑！

张云的拍打根本不起作用，“二踢脚”还是一个接一个地在他的裤兜里炸响，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也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其实没有多一会儿，张云裤兜里的那一捆“二踢脚”就都炸完了。他终于停了下来，满脸冒汗，大口喘着粗气，我们也都围了上去，接着大笑不止。这时，就见张云的棉裤，已经被那一捆威力强大的“二踢脚”给炸开了一个碗口大小的洞，暴露出来的棉絮，还在冒着烟……

不用说，张云今天回家，要为这条棉裤狠狠挨上一顿打了，他爸爸打孩子下手狠，那在我们院里是有名的。

自己造门炮

这也是一个与鞭炮有关的记忆。

春节过去了，可我们手里的鞭炮并没有放完，每个人都有有意识地留下部分鞭炮，在以后日子里慢慢地重温放鞭炮的乐趣，这种情况一直能持续到四月清明时节，院里还有孩子在放春节时留下来的鞭炮。

这就不像春节时那样大家集中在一起互相攀比了，而是各玩各的，一般就是两三个比较要好的在一起，放鞭炮的花样儿则是穷极所思，都在开动脑筋要玩出新的名堂来。有用鞭炮插在墙缝里搞“破坏”的，有集中若干鞭炮尝试能在沙堆中炸出多大坑来的，有点燃了鞭炮再用弹弓射出去的，有把鞭炮插进蚂蚁洞看能不能炸开的……

我和同楼的金卫阳一起，想出了专利属于我们俩的一个玩法：我们要自己造一门用鞭炮射击的微型炮！

说是造炮，其实很简单，材料就是子弹壳和一个缠线用的小木头线轴，用橡皮筋把子弹壳缠在线轴上，子弹壳就是炮身，线轴就成了炮架和两个炮轮，很微型也很形象。

要光是这么点事情，就没有什么刺激的乐趣了，我们运用在其中的智慧还多着呢。做炮身的子弹壳，选的是7.9毫米口径黄铜弹壳，这就是过去旧式79步枪用的子弹。我们这个院管着八一射击场，我们从小就对各种枪械弹药的名称和数据耳熟能详。每年暑假院里办夏令营，都要组织我们这些小孩去射击场打靶，在那里捡子弹壳，比在麦田里捡麦穗都容易，所以我们每个孩子手里，都有不少各种口径的子弹壳。

79步枪的子弹壳比较粗比较长，用来做那门微型炮的炮身最合适了。把子弹壳前头那一小段收缩的部分用钢锯条锯掉，整个炮身前后一般粗，正好放进一枚“钢鞭”。在子弹壳的后部用钢锯锯出一条缝，再用铁丝弯个小钩子，放进“钢鞭”之后，用小钩子把鞭炮的捻子从缝里钩出来，就可以顺利地点火开炮啦。

但是这还没完呢，还得有炮弹呢！炮弹就用7.62毫米口径的子弹壳来做，这是解放军的制式弹药，我们手里最多的就是这种弹壳。如同那个大的黄铜弹壳一样，把前面一小段收缩的部分也锯掉，正好就可以插进做炮身的黄铜弹壳口里，严丝合缝！

一门微型炮就这么造好了。到哪儿去射击呢？那时候院里干部流动性挺大的，经常有人家搬走。留下的空房子，就是我们这些淘气男孩们经常钻进去玩耍的地方。门窗紧闭上锁都难不倒我们，撬窗户拔插销我们个个都熟练得很。所以，我和金卫阳造好了炮之后，很快即选定了一处空房子作为我们射击场。

我和金卫阳的家，都在38号楼，这是一幢两单元的两层楼。我们家楼下的郭洪岩家，这时刚刚搬走不久。她家搬走没两天，窗户就被我们给撬开了，现在我们俩想进去，那是再容易不过了。

这样的空房子里面，一般都会留下几件家具。那时候部队干部家里的不少家具，都是公家配给的，搬家时留下很正常，公家一时难以派人来整理收拾（小孩进来都没人管）。这些家具就成了我们在这些空房子里玩耍的舞台，把床板跳坏了，桌腿弄断了什么的，都是常事。而且经过我们多次进来玩耍之后，这样的空房子一般剩不下几块完好的玻璃。

我和金卫阳带着鞭炮和那门“炮”，从厨房的窗户钻进了原来的郭洪岩家，直接进到了主卧室。房间的中央，摆放着一张大双人床，这就是我们准备“开炮”的地方，尽管这时床板上满是厚厚的尘土，可对我们这些整天会滚成泥猴儿样的男孩子来说，算得了什么？

在床的中央摆好了那门微型炮，安装好鞭炮和“炮弹”，我们的目标对准了两三米开外的窗户。从小就接触的军事常识告诉我们，要注意“跳弹”的杀伤。所以，我们就不能把炮对着墙，以防给我们自己造成伤害。对着窗户，正好可以试试这门炮能对玻璃造成多大的破坏。

炮捻点燃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得一声闷响（跟鞭炮燃放的声音完全不一样），微型炮象电影里真正的炮在射击时一样，猛地向后跳了一下，这一下可比电影里那些炮大多了，微型炮直接从床上弹到另一侧的地下。也就是在此同时，窗玻璃发出了一声短促的脆响，“炮弹”射出去了！准确地击中了目标！但是，却没有听到我们早已熟悉的那种玻璃破碎的稀里哗啦之声。

原来，鞭炮爆炸的能量，经过“炮身”的聚能之后，实实在在地将作为“炮弹”的弹壳射了出去，与我们造炮时的设想完全一样！而令我们惊讶的是，这枚“炮弹”的威力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想！

窗户的玻璃上出现了茶杯口大小的圆洞，边缘基本是整齐的，玻璃沿着洞的外缘呈现出细密的放射状裂纹，这与真的子弹射穿玻璃的状况很类似，只是洞的直径大一些而已，整块玻璃并没有像被石块砸了那样粉身碎骨。可见，我们这枚“炮弹”的速度非常大，在近距离内可与真子弹媲美了！

我俩高兴极了，　接着继续安装鞭炮和“炮弹”，一而再再而三地“开炮”射击，两人手中的五六枚弹壳和“钢鞭”，很快就全都放完了，窗户的多块玻璃上，留下了若干大小差不多的圆洞。我们俩这才有些不舍地离开了这所已经弥漫着火药味的空房子。

当时我们俩谁也想到，这其实是个挺危险的游戏，若是象子弹一样速度的弹壳，打在人身上，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当时没有去想，微型炮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已经超过了我们对危险的考虑。

钻进了体操房

70年左右，整个社会生活在慢慢恢复正常，原来解散了的各个专业运动队也逐渐恢复起来。可那时候“三支两军”还没有结束，各个部队单位，都有自己对口的“三支两军”单位。我们那个院的对口单位，就是国家体委。当各个运动队逐步恢复起来的时候，我们那个院就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经常有各种体育比赛的球票。

那时候社会影响面最大的项目，就是我们的国球——乒乓球。国家乒乓球队是最早恢复的运动队之一，那时正式的比赛和国际比赛都很少（71年出现了“乒乓外交”之后，比赛就多了）。所以能有机会看高水平的体育比赛，对一般人来说还是挺难得的。而我们就有这个便利条件，不但正式比赛和国际比赛能有票到首都体育馆和工人体育场去看，连国家乒乓球队在北京体育馆的队内比赛，我们都有机会去看。

北京体育馆，当时就已经不举办对外的体育比赛了，主要用于各个国家队的训练比赛。那时国家队的明星球员们，我们都非常熟悉他们的身影，名气最大的，首推庄则栋。他也确实很厉害，国家队的队内比赛，都是真刀真枪的实干，名气再大也没用。可国家队队内比赛时，我们就没见庄则栋输过球。日后名满全国的梁戈亮和许绍发，那时还是年轻队员，很难引起观众的注意。有一次，我们还看到过著名女运动员郑敏之，在向年轻运动员郑怀颖（70年代初期的中国女队主力队员之一，后来成了梁戈亮夫人）发脾气，吓得郑怀颖不敢说话。

尽管有那么好的机会看高水平比赛，尽管有那么多家喻户晓的明星运动员参加比赛。但我们这些小孩，对观看比赛的热情并不高，因为我们看过的比赛太多了！每当有比赛的时候，院里给各家发票，还派车去。比赛通常是在晚上，大人们白天要上班，球票就经常便宜了我们这些小孩。差不多每星期有两三次比赛可看，再好的比赛，看多了，也就失去兴趣了。我们这些整天如野草般生长的孩子们，谁也没有想着自己也去学习那些明星们的精湛技艺，更没有谁想去当运动员。

这天，我们一起七八个小孩，又到北京体育馆去看比赛。整个场地上，摆了八张球台，国家队的那些明星们都在极其认真地比赛。可我们看得就无聊了，都看了多少次了，没意思！我们开始在体育馆里各处转悠，寻找新奇的事物，碰上门就去拉一下试试，看能不能打开。

转来转去，我们找到一处小门没有锁！于是一窝蜂就都钻进那个小门里去了，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小门是通向什么地方。反正是我们没去过的地方，先进去瞧瞧再说！

进了小门之后，随着走廊和楼梯拐来拐去上上下下，我们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因为尽管都来过北京体育馆多次，可我们并不熟悉这座建筑的结构，所以也就根本不知道我们转到哪里去了。反正就是顺着走廊和楼梯走，见着个门就去试试，管它通到哪里去呢。

走着走着，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不知不觉我们进到了一个大房间里，这里摆放着各种体操器械，地上铺着很厚很厚的海绵垫子，应该是进行体操训练的地方，这对我们来说可太新奇了！

可我们不是第一群来到这里的人们。房间已经有两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男孩在玩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哪儿来的，反正看上去不象是运动员，大概和我们一样，也是来玩的。就是不知道他们又是如何进到这里来的。

可他们的玩法，立即吸引了我们：那里有一具跳板，应该是体操运动员平时用来训练的工具。那两个男孩把跳板抬到海绵垫子旁边，然后拉开距离，助跑、起跳！跳板的弹力把他们弹得很高，可以在空中翻一个筋斗，然后落在松软无比的海绵垫子上！

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就全来了精神，上前就把那两个男孩赶跑，我们要玩！看我们人多势众其势汹汹，那两个男孩也不敢反抗，乖乖地把跳板让给我们，去尝试操练其他器械了。

我们照着那两个男孩的玩法，一个接一个地助跑起跳，然后尽最大努力做出自己能想象出的空中动作，不管多么无理多么荒谬，反正最后都要落在海绵垫子上！一时间，体操房内充满了欢笑声，我们一个个在空中翻转得晕头转向，在海绵垫子里摔得晕头转向……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反正我们是一直沉浸在各种各样的翻滚跳跃头下脚上的乐趣之中。体操房的门突然开了，进来了几个工作人员和运动员打扮的人，他们一个个满脸惊讶，连声地问我们：“你们是怎么进来的？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说实话，这时候我们谁也说不清，我们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早把来路都给忘了！

我们被轰了出来，兴高采烈地被轰了出来。

另类看电影

看电影，是始终贯穿在我们童年少年生活中最主要的一项文化娱乐活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和数不清的特别记忆。

那时在部队中，电影是最重要的宣传和娱乐方式。各级单位里，都有专门的电影放映机构，每周两次电影放映，是雷打不动的。冬天放电影是在院里的大礼堂，夏天就在大操场上放露天电影。

每当晚饭后，大操场上挂起了银幕，我们小孩边都立即随之兴奋起来，电影还没开演，各个不同年龄的男孩女孩就都在大操场上开始嬉戏打闹，弟兄姐妹们混作一团，大家笑啊叫啊跑啊跳啊，都不知道在高兴什么呢。而且看电影的时候，绝大多数孩子都不和自己的父母家人坐在一起，电影一结束，各家各户都是满操场找孩子。

放露天电影的时候，银幕的正反两面都可以看到影像。所以我们小时候，有许多电影是在银幕反面看的，成年之后再重温那些影片时，影像往往就与记忆中的对不上号。

66年，运动开始了，绝大多数电影成了“毒草”不让放了，可部队每周两次放电影的制度却不因此改变。于是，除了《新闻简报》等纪录片之外，就是有数的几部故事片来回放。７０年代以前，大致就是《南征北战》、《地道战》、《突破乌江》、《列宁在十月》等两三部故事片，那时连《地雷战》、《列宁在一九一八年》都不让放呢。于是这两三部电影我们不知看过了多少遍，每一个镜头每一个人物动作，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我们都记得一清二楚。比如，《地道战》中有一个场景，拍摄电影的工作人员在镜头中穿帮了，连出品这个电影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审查时都没看出来，可被我们看出来了！

其实在那个年代，电影并不象现在人们想象的那样贫乏。因为尽管公开放映的片子很少，但还有另一个渠道：批判电影。就是以反面教材的名义，放许多电影给大家看，让大家对这些影片加以批判。于是，许多电影，特别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那些经典之作，在那个非常年代，还是经常在许多机关单位的礼堂中放映着。

可当时院里放映这些“批判电影”时，有一个天理难容的规定，令我们一提起来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不许初中以下的小孩看！

这还行？有电影不让我们看！做出这个规定的的人，可实在是低估了我们广大少年儿童看电影的决心和智慧了，随后在我们中间衍生出来的种种看电影的奇谋巧思，令所有大人们无不瞠目结舌。

“批判电影”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在礼堂里放映，门口设了哨兵，不允许我们进去。可这难不住我们。院里的暖气道四通八达，凡有暖气的房子，就至少有一个井口。礼堂的暖气道井口，就在舞台后面的化装室内。将《地道战》看得滚瓜烂熟的我们，早就把院里各处的暖气道钻遍了，哪条管道通到哪里，哪里有井口可以出入，管道工恐怕都没有我们熟悉呢。于是，每当礼堂里要放映“批判电影”的时候，事先得知消息的我们，就都在特定的暖气道入口处准备好了。等电影一开演，我们就顺着暖气道鱼贯而入，在黑暗中连手电都不用，熟门熟路就能摸到礼堂后面化装室的那个井口处。通常参与这一行动的，有六七个人，个别的时候，还会有一两个胆大的姐姐或妹妹加入我们的队伍。

在黑暗中，我们可以听到礼堂里的音乐声，由此判断电影已经开始。于是我们最前面的人，就顶开水泥的井口盖板，爬进没开灯的化装室，其他人一个个悄悄蹑手蹑脚随后爬出来，从化装室通向舞台的小门（小门的锁根本难不住善于溜门撬锁的我们），溜到舞台上躲在银幕后面，再逐步分散从舞台两侧的楼梯溜进礼堂大厅里，各自在黑暗中找一个角落，就可以和大人们一起看电影啦！

这条秘密的地道，经过若干次的利用之后，终于被大人们发现了。于是他们不但修好了化装室被我们撬开的门锁，而且用桌椅等重物把暖气道的井口压住。这一下，我们就不可能再玩地道战了，井口的水泥盖板对我们小孩来说就够沉重的了，再压上那么多重物，从下面是无论如何也顶不开了。

但是，这样还是阻挡不了我们看电影。很快，我们中间就有人发现了另一个秘密：礼堂的窗帘，永远是拉不严的，不管哪扇窗户，都可以通过窗帘的缝隙，看到礼堂里面放映的电影。

礼堂两侧，共有１０扇大窗户。每个窗户都有差不多三米高，离地面也有大约两米的高度。我们要爬到窗台上去，才能从窗帘的缝隙中看到礼堂里正在放映的电影。爬上窗台就不容易，我们还都是小孩，身高不够，需要“搭人梯”。这可难不住我们，院里放过的电影，除了故事片纪录片动画片之外，有时候会放些军教片，如《侦察兵技术训练》、《越野障碍要领》、《三点固定攀登》、《凝固汽油弹对江河防御的作用》等等。所以，“搭人梯”对我们来说，那是早就从电影上学会了的技术，别说上礼堂窗台只需要两人的“人梯”，我们连六七人组合的三四层“人梯”都会搭呢。

窗台的宽度，仅够一个人立脚的。我们就只能一个挨一个挤在窗台上，最前面的人蹲下，后面一个人半蹲，再后面的弯腰，最后面的踮起脚尖……从上到下，头靠着头，沿着那条可贵的窗帘缝隙去看电影。

一个窗台上，大约能挤四五个孩子。每当有电影的时候，整个礼堂所有窗户上都会爬满各个不同年龄的男女小孩，加起来有好几十！

就这样，我们在那个年代里，看了许多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最著名的那些“批判电影”，如《清宫秘史》、《武训传》、《舞台姐妹》、《抓壮丁》、《红日》、《兵临城下》、《早春二月》、《燎原》、《五更寒》……我们都是这样看的。不仅如此，我们还看了个别现在就是到电影博物馆也看不到的影片拷贝。如《革命家庭》，有一部彩色的拷贝，后来被毁了，现在只有黑白的拷贝了。而我们当年看到的，就是那部彩色的拷贝！还有《青松岭》，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那是７３年左右拍摄的彩色片，其实６０年代中期，就有一部黑白的《青松岭》，我们当年也都看了！

７０年代初期，我们那个院搬到了北京城里的朝阳门附近。离那里不远的地方，是总参第一招待所，我们叫做“海运仓”（胡同的名字）的地方。那时是叶帅主持军委工作的时期，全军都在学习现代化战争，经常举办全军高级会议的总参第一招待所，也就在各种会议期间，经常放一些跟现代战争有关的记录片和故事片，称为“内部电影”。

这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绝好的看电影的去处。那时我们院单位缩编了，调出去不少干部，小孩数量锐减，16岁以上的不是去当兵了就是去插队了（７０年代初期，还没有恢复高中教育，初中毕业就当兵或插队下乡了），１０岁以下的也不多了。我们十三四岁的，经常敢于出院活动的男孩子，也就十几个人了。每当我们得到消息“海运仓”有“内部电影”，晚饭后就七八个人结队行动了。当然，有时候“情报”也不准确，没有电影，令我们白跑一趟。

那个招待所门卫森严，不放我们进去。所以我们每次都是从后院的墙上翻进去的。那时社会治安良好，各个单位的保卫很松懈，即便是有高级会议，也没人管我们小孩翻墙进去。放到今天，真是不可想象了，可那时的事情就这么简单。

进了院子，礼堂可就进不去了，门口不但有岗哨，还经常能看见停着若干辆高级干部的红旗车——有首长前来看电影。我们对那个院的暖气道什么的都不熟悉，传统的“地道战”肯定也不行了。那个礼堂，比我们原来那个院的礼堂要高级得多，有会间休息的走廊，把窗户与礼堂大厅分隔开来，我们过去那种爬窗户看电影的招数，也用不上了。

路是人走出来的，困难永远敌不过我们热爱电影的激情。那礼堂正因为很高级，有男女厕所，这就是我们的秘密通道！厕所的窗户很小很高，那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是障碍，“搭人梯”不是从小就会嘛，上个窗台有什么难的？

不过上了窗户还是进不去，还得把窗户弄开才行。玻璃窗户关得严严的，里面还有一道纱窗。这就又用上我们最熟练的本领啦：撬窗户！当初院里干部搬家后留下的空房子，三楼以下的都被我们撬开过，把这点手段用在这里，那是驾轻就熟。

玻璃窗怎么撬？先要找一块大小合适的砖头或者石头，用来打碎玻璃。别以为我们会让窗玻璃来个天女散花，那样还不把参加会议的全军领导都给惊动了？这需要有技巧：找准窗玻璃的角儿，用合适的力量猛地敲一下马上收手，把握住砖头不脱手，不能重了也不能轻了，关键在于那一下的爆发力。这样玻璃的一角就会在响声很小的情况下，被打裂或者直接出现一个洞。然后我们再用砖头一点点敲击有裂缝的地方，逐渐敲出一个能伸进手的洞来，整块玻璃还是完好的。然后伸手进去把窗户的插销拨开，整扇窗户就打开了。为完成这个动作，有时候手会被玻璃割破，但要看上电影，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

玻璃窗开了，里面还有一道纱窗呢。用砖头石头解决不了纱窗，我们就只能忍着疼，一下接一下地用拳头去打纱窗，直到把纱窗打破，再伸手进去拨开插销，那就大功告成了。

秘密通道打开了，但使用的时机是很有讲究的。打开通道的时候，就不能让周围来来往往的解放军发现，在窗台上操作的只能是一个人（当然是我们搭人梯把他送上去的），其他人要四下散开，不能成帮成伙聚着引起怀疑。还是等到电影开演以后，我们才重新聚到窗台底下，搭起人梯，一个个爬上窗台溜进男厕所，先上去的都记着伸手拉后面的，遵循着“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从没有先上去了就不管下面这样无情无义的事情出现。

等进了男厕所，我们再每隔一分钟两分钟出去一个人，进到礼堂里就自己找地方悄悄坐下，尽量不坐在一起。反正每次放电影都没那么多首长，前排的空位子有得是。只要我们保持安静和分散，一般都不会引起礼堂里观众的注意。

在这里看到的电影，基本上是没有可能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多是些跟现代战争有关的记录片。如《为苏联服务》（ 苏军1967年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第聂伯河大演习）、《人民的忠实的儿子》（介绍苏联战略火箭军情况）、《恐怖的和平》（介绍美国战略空军情况）等等，看得我们惊心动魄同时也糊里糊涂。当然有时候也有一些故事片，象有名的日本电影《日本海大海战》、《山本五十六》、《啊！海军！》，苏联的系列战争片《解放》等等。总之，给我军高级领导做参考的许多电影，想不到都让我们这帮小孩给看了。

但我们这样看电影，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电影放了一半，礼堂里的工作人员会发现，有小孩混进来了。于是电影暂停，开灯清场——把我们一一捉拿给轰出去。而我们则一个个会伪装老实，乖乖地被军人们赶出来。等我们出了礼堂，他们就不管了，谁有那功夫去处理我们啊？于是我们就会又溜到男厕所的窗下，等礼堂里的灯关了，电影继续放映了，我们就会把经秘密通道进入礼堂的程序再重复一次。最严重的一次，是一场电影被我们闹得停下来了三次。连轰我们出来的军人们都奇怪：怎么每次都是这几个小孩？而更令我们奇怪的是，这些军人们从来没问过，你们是从哪儿进来的？

终于有一天，我们的秘密通道还是暴露了，男厕所的窗户，被厚实的木板牢牢地钉死了！但是，我们对电影的热爱却从未因此而有丝毫的减退。男厕所不行了，不是还有女厕所么？为了看电影，我们那里还顾得到什么道德廉耻？于是女厕所的窗户，也被我们用同样的手法给打开了，新的秘密通道又有了！或许是由于这样的会议和电影场合，极少有女性参与的缘故吧，我们在那段时间里多次进出女厕所，从没有遇到过尴尬的场面。

等到女厕所的窗户也被钉死的时候，我们用这种特殊方式看电影的行为，已持续了一年多，这段时间，正是军队高级机关放映“内部电影”的高潮时期。

那些给我们带来无穷新奇感受的“内部电影”，在后来的日子里，再也没有看到过了。

杏仁茶

71年左右，我们那个院整个单位缩编，搬迁进了城，各家陆陆续续离开了这个给我们的童年留下了无数美好记忆的地方。

随着干部的调走，院里的孩子们有的随父母去了别的单位或者外地，大一些的都去当兵或插队了，留下的也逐渐随着家里搬进城去了。小孩的人数一下子少了很多，再没有当初动辄聚集几十上百小孩一起游戏的场面了。到了最后，还有几户人家尚未搬走，小孩就剩下了三个：周申申（小名老七），韩立克（外号“糖饼”）和我！

大的走了，小的也走了，男孩走了，女孩也走了，偏偏就剩下我们三个！都是男孩，老七最大，我居中，“糖饼”最小，年龄都是相差半岁，真是奇怪！

偌大的院子，一下子变得非常空旷，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成群孩子一起玩耍游戏的场面，已经不存在了。可即便就剩下我们三人，那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习惯却是永远去不掉的，我们还是不愿意和家人在一起，而是尽一切可能和伙伴在一起，虽然这时候只有我们三个人了。每天放学后，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有事儿没事儿都要聚在一起。尽管这时我们是在三个不同的学校。

聚在一起干什么呢？仍旧是满院里到处乱窜，四处寻找可以让我们觉得刺激的事情。但是，这时候整个院里的人已经很少了，食堂和卫生所也都搬走了，大量的房子都是空空如也，能令我们感到新奇刺激的事情，已经没什么了。

我们三个这时经常干的，就是这么几件事：先跑到俱乐部去打一会儿乒乓球（乒乓球台还在），也打不了多一会儿，因为我们对这种运动的兴趣不大；然后一起到翠微路商场去转两圈儿，老七经常要把他们家的一些料子衣服拿到那里的干洗店去（他父亲在海军工作过，有许多出海时穿的毛料军装），我和“糖饼”就经常陪他一起去。干洗店那些服务员大妈都认识他，每次我们一进门，她们就说：“周申申来了！”可见老七早把他家的这项业务承包了。

除此之外，我们也没太多的活动，往往是各自用仅有的一点点零用钱买点零食之类的，再看看商场的热闹，仅此而已。更多时候，我们还是跑回院里去，一起到“糖饼”家里去折腾。

“糖饼”的父亲去外地“支左”了，母亲天天上班很晚才回来，哥哥们都当兵走了，家里空空荡荡的。我们在他家，一会儿钻到桌子底下，一会儿钻到床底下，反正是没事儿找事儿，不知该干些什么才好。

折腾累了，三个人就坐下来，一边吃着一同买来的零食，一边聊天儿。老七比我们大，看的书多一些，就给我们讲他看过的《一千零一夜》之类的故事。他讲故事时很投入，非常反感我和“糖饼”不注意听他讲。可看他那副认真的样子，我总是忍不住要发笑，一笑起来就止不住，结果就把他的故事打断了。每当这时，老七就会很愤怒地去责骂“糖饼”，他总以为是“糖饼”在有意引我发笑，故意破坏他绘声绘色的讲述。“糖饼”从小就是幼儿园出了名的淘气大王，所以替其他小孩背黑锅的时候就特别多，在大人那里是如此，在我们中间也是如此。老七一责骂，“糖饼”就会立即做出一副极为无辜的滑稽表情来，更引得我大笑不止，弄得老七无可奈何……

这天，我们仨又是一起去了翠微路商场，和老七一起去了干洗店之后，还是各自把零用钱凑起来去买零食。这次我们发现，柜台里多了一种新鲜物品：纸袋包装的杏仁茶！那时候这类冲泡的饮品很少见，一般就是麦乳精之类的。见到了新鲜的饮品，我们很高兴，一人买了一袋，再加上一些花生仁之类的小零食，三人兴高采烈地满载而归。

回来后我们还是一起到了“糖饼”家，三人还是照旧边吃零食边聊天儿，轮流讲着自己看来的各种故事……等到后来零食快吃完了，我突然想起来，我们还有杏仁茶呢

我刚刚说了一句：“咱们泡杏仁茶吧！”，就见老七和“糖饼”这俩家伙“嗖”地一下，宛如离弦之箭，没等我反应过来，就都冲到厨房里去了！这是为什么呢？

“糖饼”的母亲，每天上班前，都要烧好两暖瓶热水放在家里，以便她的淘气儿子玩渴了有水喝。厨房里还放着两只特大号的搪瓷茶缸，这都是做母亲的给儿子预备下的。现在老七和“糖饼”两人急着冲进厨房，原来他们俩是要抢大茶缸！茶缸只有两只，人可是有三个，不能一人用一只同样的茶缸。大茶缸水装得多，能泡一大缸子杏仁茶啊，原来这俩家伙不约而同都是要占这个便宜啊！

他们俩动作快，我就只能拿一个普通的陶瓷茶杯来泡杏仁茶了。他们俩抢到大茶缸，兴奋不已，抓起暖瓶来就“咕咚咕咚”一人倒满了一大茶缸热水。可是谁都没想到啊，每袋杏仁茶就那么一点，放到这一大缸子热水中，根本就成了“泥牛入海无消息”，在一大缸子热水中全然淡而无味啦！反而是我的小茶杯，装的水不多，冲出来的杏仁茶粘稠适中，味道正宗！

滋滋有味地品尝了正宗的杏仁茶，看着这俩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家伙，一人捧着一大缸淡而无味的热水，满脸沮丧和尴尬的表情，我笑得满地打滚儿（“糖饼”家的地被我滚的十分干净！）。最后，我故作大方地允许他俩也品尝一下我的正宗杏仁茶，所要付出的代价是：被我指着鼻子反复讥笑了一下午！

直到今天，我们见面时，这件事还会被我用来讥笑他们俩！

我家的猫

70年代初，我们家搬到了城里，住进了老式的四合院。这个四合院是清末民初的建筑，很有些年头了。象这样的北京老房子，通常都会有老百姓称为四大“家神”的动物出没，就是老鼠、青蛇、刺猬和黄鼠狼。这个老房子里，就有我们在郊区楼房中很少见到的老鼠。

父亲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对这类“家神”是深恶痛绝的。为了消灭这些令人厌恶的老鼠，他命令母亲养猫——从前他是不允许家里养任何动物的。

我从同学家里要来了一只小母猫，毛色就是北京人说的“火烧烂棉絮”的那种，黑色中夹杂着散乱的黄色。后来我看过些资料，才知道这种猫有美国猫的血统，当时可并不知道她有这么高贵的出身。

小猫进了家，对她的工作非常称职，不时就抓个老鼠给我们看。她长得很快，不久就成了一只仪态万方的猫贵妇。到了第二年春天，引得周围无数的猫每天晚上在我家房上房下流连忘返，爱情小夜曲大合唱不到天明绝不休止。贵妇棉絮很快就怀孕了，接着就是她自己找地方哺育下一代，一切都不用我们操心。

小猫在我家房杂物的房间里出生了，用种种含义复杂的叫声宣告他们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是我们看不见他们，都隐藏在各种杂物形成的隐秘角落了，只有棉絮夫人知道他们在哪里。过了一两个星期，小猫就不时地从各个角落里露一小脸儿给你看，一共有四只。再接下去小猫就不怕人了，每天纷纷出动，登高爬树窜房越脊操练武艺。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又有新的爱情小夜曲响起了。

小猫们年复一年以几何级数在我们家增长。最初几次棉絮夫人生小猫的时候，我们还很新奇，还想着给她准备个窝，增加点营养，给新生小猫洗个澡什么的。后来小猫越来越多，可就照管不过来了，这玩意儿繁殖的也太快了！我曾经注意过一次，从我家房杂物的那间小房子里，一次能走出大大小小十六只猫！那些年，我们全家所有人跟别人接触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家要猫么？”

猫一多，吃就了问题，一开始母亲还逐步增加给猫们准备的饭食，可这种增加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猫们的增加速度。最后母亲每到给猫开饭的时间，就只有我家猫族的始祖棉絮夫人有铁饭碗享受计划内供应的伙食，其他的猫，母亲就干脆全不管了。更由于猫的数量众多，家里的老鼠之类“家神”早就销声匿迹了，偶尔只有棉絮夫人还能抓到个把老鼠，叼在嘴上走来走去，向后辈们炫耀着她的武功。猫的社会内部，有着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一点也不了解的长幼之分，棉絮夫人享用她的食品时，其他的猫从来也不会上前去谋求分一杯羹。

那其他的猫吃什么呢？根本而没必要替他们担心。他们一个个早出晚归，也不知道他们都去干什么，反正周围比邻的平房对他们的行动毫无阻碍，就见他们一个个毛色光鲜日渐肥硕，反正每天他们都吃得饱饱的，从不在乎在我家有没有吃的，这里只是他们休息和玩耍的地方。

母亲从来也不给猫起名字，管棉絮夫人叫“老猫”，其他的一概都称之为“小猫”。非要特别指出一下的话，就说“黄的小猫”、“黑的小猫”什么的。由于小猫众多，血统早就分不清了，什么花色的都有，我们也很少注意其中有什么特殊的品种出现。就记得有一年，小猫中出现一只“鞭打绣球”——，绒毛很长，通身雪白，一条黑尾巴，两耳之间有一块黑斑，的确很漂亮。后来被我的一个同事拿走了。

有一次，一只黄色的小猫出了大问题。他不知是为了偷吃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咬住了家里房檐下用来挂东西的铁钩子，结果被那铁钩子从嘴里进去刺穿了下巴！那年月社会上也没有宠物医院，母亲看着这只小猫的惨状，实在不忍，天天指挥我们去把他捉来，给他清洗伤口，上药消炎。这成了那段时间里我家的一件大事——抢救小猫。天天上药消炎，可小猫就是不见好，伤口越来越大，感染化脓，小猫身上烧得滚烫，整天萎靡不振，连叫声都是有气无力的，尽管当过医生的母亲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小猫还是眼看着就要不行了，全家人都束手无策。我说了一句，是不是给他“安乐死”？立即招致全家人的抨击，经历了半生枪林弹雨的父亲，对此持有最坚决的反对态度，说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听天由命”。最后，还是把这只奄奄一息的小猫放到猫们集中的那个房间角落里，让他自生自灭去了。

可谁知道，几天之后奇迹出现了。没有了医疗，这只小猫不但没自生自灭，反而一天天地好起来，开始吃母亲给他准备的食物了。两周之后，这只小猫居然彻底痊愈了！细心照料，百般用药，状况是越来越坏；不理不管，反而痊愈了，这只小猫到底是神仙还是贱骨头？

划船艳遇

那年夏天，学校组织我们游园，时间是星期六上午，地点是颐和园。

上午老师领着我们登山，给我们做一些有关颐和园的讲解。我和几个平时常在一起玩的同学，谁也没心思认真听，就等着游园活动结束。好不容易等到午饭后（午饭是我们自己带的面包鸡蛋和香肠），老师宣布游园结束，所有学生可以回家啦。于是我们一声欢呼，所有人都作鸟兽散。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想回家，我们所期盼的，就是这一下午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在颐和园里玩，这比跟着老师听讲可不知道要快乐多少倍呢。

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沿着长廊一路看画一路前行，眼看已经走到了排云殿下面的游船码头。我突发奇想，说：咱们划船吧！

大家一致叫好，谁也没去仔细想想，我们这一伙五六个半大小子们，没一个真划过船的。

大家把身上那一点点零用钱都拿了出来，租船的钱终于凑够了。码头上的服务员，也根本不在乎我们是一群小孩子，就卖给了我们船票。本来一条游船规定只能乘四个人，大概是看我们小的缘故，让我们六个人都上去了。

我们谁也没划过船。最初出了这个馊主意的我，自然就责无旁贷要操桨了。这船还真是不好划，我费尽了气力，船还是象条蛇一样，在水面上扭来扭去。

正在忙乱之中，对面突然也划过来一条船，看上去和我们一样，操桨的人也不会划，船也像蛇一样在水面上扭来扭去，船上坐着的，是与我们年纪相仿，不知是那个学校的几个女生！

眼看两船就要相撞了，我们中间一个小名叫“二弟”的男孩坐在船头，他疾言厉色对着那几个女生喝斥道：“你们让开！”

对面船头上的一个女生也毫不示弱，同样疾言厉色地喝斥道：“你们让开！”

这一下可热闹了，那年月我们这么大的孩子，男女生之间的关系都很紧张。我们船上的几个人一起愤怒起来，开口高声叫骂，对面船上的几个女生也都愤怒了，一个个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与我们对骂起来！

我一边手忙脚乱地划着船，一边还要回头帮腔儿跟着大家一起骂人，别提多费劲了！对面操桨的那个女生，想来情形也与我一样尴尬吧？

双方骂得热闹，气氛越来越紧张。可就在这时，我们这边带头叫骂的“二弟”，不知怎么的，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这一笑，引得对面船上带头的那个女生，同样也笑了出来！

这一笑，两边的男女生们，突然一下都陷入了莫名其妙的静默。短短几秒钟之后，双方不约而同地都爆发出了不可抑制的大笑！

这一笑，对立一瞬间就变成了友好。两条船上的男女生一起共同努力，互相忙着指导对方如何划船。没一会儿，两条船都变得十分顺畅，安然接舷而过，最后分别时，两条船上男女生们，居然都还相互挥手告别，谁还记得几分钟前的怒目相向呢？

男女之间，就是这样地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