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君子》

                非常佩服惠杰的浮想联翩，从翻译《伪君子》，即语言学，跳跃到了行为学，舞台表演。
        舞台语言（俗称“台词”或“对白”）和舞台形体（即“表演”）总的来说是夸张的，动作是过分的。这里有个台上和台下的问题。在台上独白声音大、哪怕是刺耳，但是能被观众所接受，把舞台上的动静放在日常生活中试试？肯定是送“安定”的结局。
        台词和表演要忠实于原著不假，但还要考虑到观众，也就是给谁看的问题。这和翻译是同一个道理。
        对于中国观众来讲，他们大多分不清到底是高卢热烈的形体语言还是盎格鲁冷面的外观。这和他们只说“老外”或“大鼻子”一样。所以，无论是脚本的语言、舞台上的表演，都要照顾到观众，他们是上帝。
        除了台词和表演，舞台上还有布景和服装。这是表现剧作背景和烘托场上气氛不可或缺的。林伟想像到了要是答尔丢夫整个“千”啥的，一定乐翻。
        其实，这是个大有学问或值得探讨的课题。
        对比一下京剧和外国剧（概论）的布景，外国剧的布景雕梁画栋，门窗俱全，连自杀的躺椅都是半靠背式的，而不用床，可能是便于观众看到人体静止的曲线；反观京剧的布景道具简化到“零”！手一比划就是开门、关门、上门插……等会儿打起来了，什么门、墙全没了，整个舞台就是演武场。一个具像到精微，一个宏阔到无涯。
        我觉得这与不同人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我们老祖宗的思维是非常宏观的、哲学的、抽象的，而老外的则是细微的、科学的、具象的。举例来说，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大写意，白纸一张、墨色点染，但是有近、有远、有轻、有重、有声、有意……西方的油画，说是用油料堆上的应不为过。即使是印象派大家的作品，能够看到写意的神韵，但在技法上仍然滞重，摆脱不掉已经渗透到每根神经的窠臼。这里无意评论高下，因为我也很喜欢印象派，它不仅给人以幻化的色彩，并且开拓了想象的空间。
        再举一例，烹饪。教老外做中餐很累。你告诉他：放一点儿盐、一点儿糖、一点儿酱油……他们立即的反应是：Mr. Something，你滴能说仔细地吗？一点儿是多少？3克、5克？他头大，你也头痛。 可是即使是最简单的“素炒白菜”，用的是黄芽白还是大青口、是秋天地里刚收上来的，还是开春从地窖里请出来的，用的帮多还是叶多，刀工的厚薄，灶头火力大小……讲个“炒白菜”得写本《大逻辑》，晕菜去吧！
        舞台上的最高境界乃“似是而非”。

和“夜语”剧社的演员见过几面。
一个业余剧社，大家互相不打听，能在一起演戏就好。我的习惯不好，见一个问一个，人家看我年长，不嫌我，也都说了。我知道，剧社已经集合了不少人才。
已知，除了“夜语”，北京的业余剧社有11家。
想想啊，他们演戏，非得有人乐意看才成，赚钱赚不到既然不是目的就不说了，台下观众要老是比演员多，剧团维持不了多久。应该不是农村集市的艳舞两元脱一件，应该也不是今天的电视剧一半是虚假一半是臆造，那他们演什么呢？这么想着，觉着他们有些个诡秘。
我们崇拜艺术。谁说艺术了，像天空里想起了什么好听的声音，我们仰起脑袋看。艺术肯定是我们自然状态的升华，要不然老老实实过现在的日子得了。现在明白，我们这样简单朴实的工农的希望，对于今天的世界，过于苛刻。
当年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虽然那些人腿普遍长过我们，但是觉得真的打起仗来，他们可以帮我们干点儿什么，他们嫩一些，好歹是自己人。后来来了个日本齿轮座，演一摸一样的《红色娘子军》，硝烟弥漫，杀声震天，但是男人长发，女人的眼神悠来荡去地诱惑男人，有些乱。
看今天的中国青年演戏，差不多是日本齿轮座演《红色娘子军》。
他们不真实。
或者说，他们没有很多真实生活的浓缩，很多时候是在抄袭别的演员，而那些别的演员不过是另外一个时间的不真实。抄袭未必错，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抄。不过是，要痛快，要感动，假的不成。
这样想着，觉得以外附人的经历和修炼，可以产生不少优秀演员。
穆社肯定可以是一个。

想到今儿是夏至，明儿是端午，祝几位好。

“夜语”剧社成立5周年，参加了他们的一个生日聚会。
“同文译馆”的彭蓉来了。这是个外附的鬼机灵，虽然胖了不少，还是当场随意说了几个想法，我觉得即使久在话剧行当里的人未必有这些见识。她问你到底要弄成个什么呀？是洋味儿的散文诗，是《桃花扇》，是《茶馆》，还是王朔呢？我说是啊，这些我知道，都挺好，真材实料，可我怎么办呢？
很多专业人士听见谁演《答尔丢夫》，就感到一阵阵恐惧，好像加州一般大小的天外飞船悄没声地飘到了脑袋顶上，有人说要上去驾驭，好大的胆子呀，这种胆量没有根据，弄不好要出事儿。
我努力揣摩这个心态。
其实，中国人的胆子不小，分干什么。前几日，看见新闻，说一将近年迈的山间农民，秘密成立朝廷，有年号，自为天子，把家里人都封了，皇上每天除了拾粪打猪草，还要上朝，处理国事。后来可能是弄了个建国方略，有扩张的心思，才让公安给灭了。我觉得这小子不过是想多弄几个妃子。
相比之下，演个戏娱乐，毛毛雨啦。
当年外附演过《江姐》，唱《战斗到五洲四海都解放》。唱的太好了，弄得我现在都会哼哼。台上主要的道具，是当年教室宿舍里俄式取暖炉子旁边围着的铁丝栅栏，用来表示囚禁，也表示两个空间，自由切分舞台，太有思想了。一样的条件，空政未必如咱们。

抱歉！发重了。见下帖。

“其实，中国人的胆子不小，分干什么。前几日，看见新闻，说一将近年迈的山间农民，秘密成立朝廷，有年号，自为天子，把家里人都封了，皇上每天除了拾粪打猪草，还要上朝，处理国事。后来可能是弄了个建国方略，有扩张的心思，才让公安给灭了。我觉得这小子不过是想多弄几个妃子。”
——这事儿挺好玩儿的。不过，在我国可不能瞎玩儿。
前几天跟季大海、刘峥二位学弟闲聊。大海说：“多生几个孩子，再联络几个亲戚，圈上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搞一个公决，就可以在法国宣布独立。”哈哈……好玩儿！理论上真可能成立。见过这方面的报道。在国内，这事儿可不是玩儿的——弄不好掉脑袋！

听夜语演员串读剧本。
读得不怎么好。
按说，说话么，有谁不会么？语言有重音啊。法文简单，一个词儿一个重音，英文貌似简单，一个词儿不止一个重音。中国人说中国话，应该简单多了，重音放哪儿还要多说么？我说，走你！这个“走”要憋足了劲儿，刚出了声儿就躲了，好像腾格尔发声，“你”带出来就完了。都这么说呀。
演员找不着重音。
后来，有人建议用每个演员的家乡话读剧本。
听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这一屋子人，感情除了我是一个凑合北京人，都不是北京人。
答尔丢夫是青岛人，和他对手戏，一个是川妹子，一个是唱评弹的苏州小生，老太太是牡丹江人，老汉是山西人，导演是湖南人。
又一次感叹：中国，好大呀。
听着，一阵阵心跳。
想到中国方言的珍贵，也想到让说不好普通话的人，用一口京片子，感动观众，也太不容易了。
中戏和北电的学生，都是北京时髦中的时髦。早几年，流行香港话，以后又有台湾的“蛮……怎么样”，当下的时尚应该是京腔。我其实不愿意说任何地方的坏话，但是，论什么，演莫里哀也得会说普通话呀。
用方言读剧本，演员无障碍，热情高涨，剧情顿时疯狂，挑不出毛病。
莫里哀有知，得陶醉死。

看了《伪君子》几个对手戏片段。
之前，英导告知，演员将就能串戏，还没有什么意思。我想着，我这人忒实诚，见人就说，已经和好多人说了，要请人家今年底明年初看戏，戏成不成要紧，我这信用也要紧。有这么多说话不算数的，就别再加上我一个了。
我坚定地认为，否定方言的价值是一个严重的文化错误。但是，一个舞台上面，南腔北调的人激情勃发地搅和一起勾心斗角，看不成戏，光剩下热闹了。
我忽然意识到，以前的北京，是个MELTING POT，除了上海人坚守自己不买账，多数人来了北京，都照北京的规矩办了。吃油饼，喝豆腐脑儿，见面问“吃了没，您呐？”，说秃噜嘴也“你丫……”。总归是北京人比外地人多。现在变了，在北京的外地人比北京人多。再说，你北京有什么呀？吃没有，喝没有，你北京人是什么大尾巴狼啊？
赶紧说，我们也不是什么正经北京人。
我求导演，能不能找几个北京人，能利利索索地说话就行，请人家当老师，让演员弄明白说话的重音在哪儿。
想了想，保姆和小时工是安徽人，卖白菜的是河南人，门卫是湖南人，剃头的是东北人，“七彩云南”餐厅里的服务员是云贵姑娘，这北京人都哪儿去了？
想起来了，开出租的多是北京人。
打出租，学北京话？
成本高了。

看来惠杰郁闷+纠结了。剧本中经典的对白：
“答爷，您吃了吗？”
“没哪！这一晌午都（tmd）跟那个谁磨叽去了，扯了半天犊子，丁点儿实凿的没有。丫d的！”
“那路货能有啥尿水儿，瞎耽误功夫不是。得嘞，咱爷们儿护国寺吃门钉肉饼去吧。”
“真的？你出血（音xie）。”
“那是！咱们谁跟谁啊！走着？”
“走！”

这要是整个天南海北的味儿出来，可就水了。

到今儿，还没有看过整出的《伪君子》。
我觉得他们动作慢了。这些人的工作精神不如外附人。
吊儿郎当归吊儿郎当，门钉儿肉饼不能少吃一个，但是，到时候了，坚决不能掉链子。
等弄得差不多了，一定请林伟、小芒等到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