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从SARS到“花冠病毒”

毕淑敏：从SARS到“花冠病毒”

                                                                          摘自《中华读书报 》

    以8年写一部作品的效率衡量，毕淑敏显然是“低产作家”，25年内她出版了屈指可数的6部长篇小说；然而以每本书的再版情况看，她又算得上畅销书+常销书的“稳产作家”，即便是一本不打眼的散文集，也会一版再版,总有读者趋之若鹜。《花冠病毒》“捂”了8年好不容易写完了，她还在娓娓地说，写作就像蒸馒头，发好面还要醒一会儿，蒸好还不能马上掀开笼屉。

    这显然是她最用心的一部作品，每一个字都凝聚着她的思考。毕淑敏说，《花冠病毒》融入了她最多的想象力和对人性的拷问。

    从1987年发表处女作《昆仑殇》起，到《预言死亡》、《婚姻鞋》和此后的《红处方》《拯救乳房》等长篇小说，毕淑敏就以其作品沉重的主题、磅礴的气势和对人生、社会的冷静理智关怀赢得了广大读者。“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她太正常、太良善，甚至于是太听话了。”王蒙曾这么评价毕淑敏。即使是写小说，毕淑敏也没有忘记她作为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毕淑敏的确有这样一种魅力，她的语言和文字一样，春风化雨般无声地滋润、净化甚至提升着每一颗走近她的心灵。

爱看毕老师的的书，喜欢毕老师的文字，性情，人格魅力。力挺

读书报：我很喜欢《花冠病毒》中于增风对于病毒的描写，他用华丽而新奇的语言形容病毒，让人觉得很震憾。但是在阅读的开始，我感觉节奏缓慢，语言有些啰嗦。您的散文通常被选入教辅书，甚至是全国高考考卷，您的语言也一向讲究，但是在这部小说中的表达和以往不同。您是怎么考虑的？
毕淑敏：刚开始写作时，就像发动车辆，需要慢慢着车。我想后面的悬念够激烈了，前面的节奏应该舒缓一些，所以用平静的生活韵律来讲述。我想，作为作家，不必特别集中地用爆发式的语言展示我的才能，而是应该服从于故事，于增风是医生，他描绘未曾见过的病毒，这是他的发现，有一种惊喜在。这一描写附着于我的基本判断。

读书报：说到故事，我觉得《花冠病毒》情节迭荡起伏，扣人心弦，而且有画面感，很适合改编影视剧。您的很多作品也的确很有影视缘。但是很多人认为，一旦侧重“讲故事”，便成大众文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毕淑敏：不同的文学样式，应该是互相尊重吧。像丝绸、呢子和毛线，一定说丝绸比毛线好？它们的用处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文学界，愿意把圈子越缩越小。当然纯粹用语言表达一种境界，是文学独特的魅力之一。比如《红楼梦》，改编成影视剧就不好了吗？我会尊重不同的门类。评价一部作品，首先不必把这件事情看得特别重要，人永远不是为了评价而存在。如果真正得到大家的喜爱，给人正面的鼓舞，就有存在的价值。

读书报：您非常乐观，无论作品中如何展示生存的困境、面临的诸多问题，也会传达给读者积极向上的情绪。
毕淑敏：我的作品传达有希望有力量的东西，并不是粉饰。我们面对的是泥沙俱下的生活，尽管有种种的悲哀和不如意之处，我个人相信人类还是有希望，相信人心最主要的部分是关切、善良、互助这些美好的品质。

读书报：写作这本书，您不但阅读了大量有关病毒的图书，而且SARS期间您走访外交部、国家气象总局、北京佑安医院，走访那些一线的医生和护士们，走访从非常危险的病症当中恢复过来的病人，包括焚烧SARS所有排泄物的火化场，以及研制抗击病毒药物的第一线科研人员等等。拿出写报告文学的案头工作和实地采访写小说，您认为是必需的吗？
    毕淑敏：掌握的资料写作时基本忘了，它只是让我在写作的时候，有能力用这种方式表达这个题材。就像中医的望闻问切，如果不见病人就诊断，在我来说做不到。实地考察、阅读资料之后，再进入自己的想象中写作，我大概遵循这样的过程。勤奋，是我当医生的职业习惯。
现在的读者多聪明啊，我个人觉得，下笨功夫是尊重读者。我跟读者潜在的对话是，我跟你说的是我见到的，是在我的感知里、在所能掌握的素材里描绘出来的。读者一方面对作家很宽容，在阅读时体会作家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读者也是火眼金睛非常苛刻，如果不能提供独特的东西，他们也不会看。所以你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不能耍花招。我不能保证所有人满意。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我写我相信的东西，真诚地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一直秉承这样的理念。

读书报：这么说写作在您的生命中还是最重要的，甚于医生？
毕淑敏：一个人的心理能量是有限的，我将所有能量投入到写作，用文字和别人分享对世界的看法，分享对于人性、对于自我的感悟，让我觉得快乐并且有意义。我热爱写作，精心搭建我想象中的世界，可能不一定完美，我在其中尽力，也很开心。当她印刷成小说，这本书会承载我对世界的看法，也许会翻越万水千山，和素不相识的人相遇，这让我感到万分奇妙，十分快乐。文学始终是我非常热爱的工作，目前我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事情，之后我不知道。

读书报：那您觉得自己能写到什么时候？
毕淑敏：创作生命的问题，每个人不同。我写作时岁数就大了，发表第一部作品时35岁。每个人能写的时候，必然有内在的动力，如果停笔了，也是生命的选择。一个作家能提供一篇让你记住的作品就很好了，不必太在意。我现在觉得还有写作的激情。我10年前就跟家人说，如果哪一天发现我在重复自己无病呻吟，不要怕我不高兴，务必告诉我，我一定会放下笔，反思自己，尊重行业，尊重读者。每个人有能力的极限，也要接受时间的规律，写与不写我都会坦然接受。

读书报：写《花冠病毒》的起源来自什么？
毕淑敏：2003年4月，北京SARS流行，在5月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打来的电话，要求我第二天就参加一个特别的采访组开赴非典的第一线，而且通知我们到SARS一线去不得回家。在那之前我知道有一些人报名参加，但是我没有报名，是因为当时我的老母亲被诊断为肝癌，正在密集的治疗当中，我这一走她怎么办？如果真的有什么意外，我自己在所不惜，但老母亲要经受怎样的创伤！我就很迟疑，问他们为什么要让我去？作协告诉我说，我具有医学知识，而且以前当过兵，应该在这种紧急关头接下这份使命。我依然说你让我想一想。但我妈妈听到了，她说，国家有难，你应该挺身而出，既然已经被派遣，就不应该推辞，你放心好了——在《花冠病毒》的开始部分其实和事实有一点相似，就是一个女子要放下自己患重病的母亲奔赴前线。

    读书报：2003年您就参加作协组织的采访，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完成这部作品？是什么触动了您的写作？
    毕淑敏：从SARS一线返回以后，和我同去的报告文学家都早早地交出了作品，例如何建明、王宏甲。从2003年春天我开始写，整整八年过去了，这对一个作家来讲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我没有一天忘记过这些病毒，而且和这些病毒亲身接触当中发现病毒远远比我们人类更为古老。如果把地球比作一间房屋的话，当人类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这个房间所有的地方早已遍布病毒，它们是非常原始的一类生物。
今天的人类从来没有面临过险恶的生存环境和挑战。我以一个做过几十年医生的身份和作家的思考，觉得我们必须要居安思危，我们和病毒必有一战，谁胜谁负尚在未知之数。人类怎样面对和病毒之间这样一场巨大的博奕？又将怎样独自面对死亡的威胁和未知的恐惧？我买了很多关于病毒的书，包括《病毒大辞典》，读得非常吃力。医生要求非常实事求是，我希望写得有一定根据，又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最后我把它定位于科幻，一下子找到了支点。我想写一种可能会发生的现实。如果曾经发生的事情，想象无法展开。科学家说，这也是科幻小说重要的流派，科幻小说不完全都是没有边际。对我来说，用这样的方式最好。

    读书报：您的作品都很重视题材的新颖，《红处方》写戒毒，《女心理师》写心理咨询，《血玲珑》写骨髓移植和生命伦理，《预约死亡》写临终关怀医院，包括《花冠病毒》，几乎每本书都涉及到一些医学的敏感问题。因为新书有一些科幻的色彩，有人评价为您的“转型”，您认可吗？
毕淑敏：我从16岁当卫生员，经过严格的训练，是把医生作为终生职业的。这和去医院体验、和医生交朋友的感觉是不同的。当我成为作家，那些职业的习惯没有停止或者遗忘，而是深入骨髓。严格的医学训练对于写作不见得都是优点，但是在这个职业中培养的严谨、认真、冷静、务实等医生的准则，包括人道主义的情怀、对生命的珍惜，对生命领域的关注和好奇，都有很深切的感受。我在所有作品中对生命的延续、对生命的关切，是一以贯之的，贯穿着对人性的观察和感悟。可能写散文或者小说、科幻，可能哪天写个剧本，万变不离其宗，就其内容来讲，一定是贯穿对生命的热爱和思考，不但热爱自己也热爱别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