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故事

当下，收藏往往和财富、投资、天价直接挂钩，好像收藏就是为了赚钱。对此，真正的收藏爱好者深恶痛绝，那感觉像是受了奇耻大辱……。
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攒过糖纸、烟盒、瓷片……，那时候没什么金钱价值概念，但输掉一块心爱的瓷片眼珠子都红了……
知道什么叫收藏了吧？

理论总是灰色！
以后有空给大家讲点儿收藏方面的小故事。大多是行内的老调，方家一哂，同学一笑，可也！

《辛冠洁收藏偶记》
五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春节，荣宝斋内柜为书画家、收藏家举办内部展销会，展出几十件明清书画，我看中了这件文徵明的行书立轴。黄体大字，大名款，小图章，全幅三十个字。行笔文雅大方而又神采飞扬。写一首七言诗：「年来观道漫澄怀，长日焚香闭小斋。春到梧桐今几许，碧云如玉印空阶。」落徵明二字，下着两小印。我极喜欢文徵明的黄体字，亦喜欢澄怀观道的哲理诗句，于是便付了定金，预订下来，并挂了订单，到展览结束即可付款取字。不料后来又被画家黄胄看上了，黄胄这位先生是一个不拘小节的名士，在熟人之间可以皮打皮闹的。他说他要与我辛某一争，并且不顾荣宝斋的劝阻，打上了「黄胄鉴赏」的藏章，后来这幅又被当时的对外文委主任张奚若教授看上了，并且于展览结束时就取走了，真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上述情况我一无所闻，直到正月十五展览结束后，第二天我去取字时才知情，我的态度是明确的，莫说黄胄、奚老，即便是天老爷来争，我也不会放手的。我告诉荣宝的朋友，请他们三天以后把这幅字送到我家，果然不出几天，字到我手，打开包袱皮一看，还有一个智超的题笺：「衡山翰墨晚年极精品，智超得此喜极」。可谓知音矣。不知智超为何许人，未曾考究。

辛冠洁先生现年90余岁，为当年中南海收藏“俱乐部”（当时可不敢这么叫，是我给安上的）中的小字辈。戏称：组长为康老、副组长为氓公。陈老总孩多钱紧，积极参与很少出手。田家英等同为小字辈......

毛主席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毛泽东一向酷爱书法，对书法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字体，博采众家之长独具一格，一直为书法界所推崇。１９５９年，毛泽东得知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便与黄炎培议定借用一个月。真迹借来之后，毛爱不释手，工作一停下来，便捧起翻看，反复揣摩，时而拿起笔来对照练习，练到兴头上，连吃饭都忘记了。毛泽东没有忘记一个月的借期。然而，黄炎培更珍惜这本王羲之的真迹，借出一周之后，他便不断打电话询问主席看完没有，什么时侯归还。警卫员婉转报告主席说：“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毛泽东说：“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警卫员解释说：“他不是催要，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我看，”毛泽东喝了口茶，拿起烟嘴，继续说道，“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惦记着他的艺术珍品，又来电话了，这次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是谈了些别的事情，最后又问起那本真迹。毛泽东说：“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事后，毛泽东风趣地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一个月到了，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警卫员，并郑重嘱咐：“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警卫员说：“黄老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毛泽东摆了摆手，严肃地说：“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未经考据，权当演义。

谢谢刘源大姐（刚搞清是大姐不是学兄，哈哈）夸奖！有人爱看就好，有空再贴给大家看。

张伯驹与《游春图》

      《游春图》的作者展子虔是北齐至隋之间的大画家。有人认为展子虔在中国绘画史上，“可为唐画之祖”。
    《游春图》为历代鉴赏家所珍视，递藏于宋徽宗、贾似道，元代鲁国长公主，明内府、严嵩之手，清代经梁清标、安歧等人之手而归清内府，后溥仪携其至长春。战后此画落入北平古董商马霁川之手，后经人斡旋，马放弃将此画卖到国外的想法，同意以220两黄金让给张伯驹。

　　220两黄金对张家来说也不是小数目。为了保住《游春图》，他决意卖掉自己位于弓弦胡同的宅院。这宅院原为李莲英所有，十五亩大，“有四五个院落，果树葱郁，芍药、牡丹盛放，好几个会客厅、长廊”，是张伯驹最喜爱的居处。但为了购买《游春图》，他忍痛割爱，将其卖给了辅仁大学。据马未都先生估算，这个宅院搁到现在，光拆迁就得一个亿。

　　张伯驹把卖房所得2.1万美元，换成220两黄金前去买画，但马霁川又节外生枝，借口金子成色不好，要追加20两，不然《游春图》将另寻新主。张伯驹万般无奈，只得回家想办法。
   
    这就引发了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张伯驹回到家，让妻子潘素把她的首饰卖掉，凑足20两黄金。潘素自嫁给张伯驹后，无事不顺从丈夫心意，但这一次她看到房产卖掉了，连家里的细软也要卖，不觉踌躇起来。这时，年近五旬的张伯驹像小孩子一样一下躺倒在地上，怎么也劝也不起来了。比他大几岁的潘素无奈答应了他，张伯驹这才从地上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若无其事地回屋睡觉了。

    《游春图》终于到了手。可没过几年张先生就将它和《平复帖》等国宝无偿捐给国家。

     又过了十几年，文革中被发配外地的张伯驹夫妇回京治病，甚至连吃饭的粮票都没有，不得不舍下老脸求助陈毅元帅……


     

康生死后，他收藏的文物到哪儿去了 （节选自《王力反思录》）

作者：王力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 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骯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 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蝈蝈的魅力》　　
　王世襄在《说葫芦》一书记载：
　　　三十年代，管平湖先生过隆福寺，祥子（卖虫者）出示西山大山青（北京附近产的一种山蝈蝈），其声雄厚松圆，是真所谓“叫顸”（指蝈蝈等鸣虫叫声雄浑低沉，有回声者。为鸣虫极品。——引者注。）者。惜已苍老，肚上有伤斑，足亦残缺，明知不出五六日将死去，先生犹欣然以五元易归(当时洋白面每袋二元五角)，笑谓左右日：“哪怕活五天，听一天花一块也值!”此时先生以鬻画给朝夕，实十分拮据。
　　　1955年与先生同就职中国音乐研究所，每夜听弹《广陵散》。余于灰峪捉得大草白，怀中方作响，先生连声称“好!好!好!”顺手拂几上琴日：“你听，好蝈蝈跟唐琴一弦散音一个味儿。”时先生已多年不畜虫，而未能忘情，有如是者!

注：　管平，苏州人，字吉安，号仲康，从金北楼先生学画后改号平湖。管平湖先生演奏的琴曲《流水》曾遨游太空。1977年，美国宇航局为了探索太空生物，发射了“旅行者号”探测器，探测器上搭载了一张金唱片，意在向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传递人类的信息。金唱片中，就录制了管平湖的琴曲《流水》。

曹立庵不惧杀头刻印 毛泽东收藏印章的故事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与相识二十年之老友柳亚子重逢山城。柳亚子《赠毛润之老友》七律送毛泽东后，又向他索诗。毛于离别重庆前的10月7日将《沁园春·雪》抄录给柳亚子。
　　柳随即赞曰:“展读之余，以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乎。”
　　当时毛泽东没带印章，无法在词上钤印。柳亚子当即向毛泽东表示“赠印两方”。事后，柳特请篆刻家、十万印楼主曹立庵刻了一方“毛泽东印”白文印，一方“润之”朱文印。印刻好后，柳亚子先将两方新印加盖在毛泽东抄送他的《沁园春·雪》后，再将二印奉致毛泽东。
　　当时，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胆敢给毛泽东刻印，是有杀头之险的。但曹立庵却掷地有声地说:“我人虽是肉长的，刻印刀却是铁铸，为毛泽东刻印何惧有之！”
　　无独有偶，1948年有篆刻王之称的谢梅奴，也冒着生命危险，在满街飞驰逮捕共产党人的警车呼啸声中，在深更半夜昏暗的灯光下，飞笔走刀，为毛泽东著名的《沁园春·雪》刻下30多方印章。当时长沙尚未解放，篆刻王是以自己的热血和铁笔为我国刻下第一组毛泽东诗词篆刻艺术品迎接黎明。这一组篆刻已视为珍贵文物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1950年夏，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接老画家齐白石到中南海促膝谈心，朱德总司令也应邀前来。品茗赏花后，三人共进晚餐。毛泽东将政务院聘请这位名扬四海的大艺术家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的喜讯告知老人外，还特别感谢他赠印之情。原来，齐白石对毛主席情深谊长，他在开国大典前夕，以名贵的寿山石精雕细刻“毛泽东”朱文、白文印各一方，转赠毛泽东主席。
　　著名书法家邓散木也以寿山石为毛泽东刻印一方。此印独出心裁，有两大特点。一是将“毛泽东”三字横刻，他还将“泽”字的三点从左边挪到右下端。原来“毛”字笔画较少，与繁体字笔画多的“泽东”二字排列不协调，邓散木这一大胆创作真可谓“画龙点睛”之笔。二是此印为龙钮大印，顶部空琢双龙，并刻边款，这一珍贵文物现陈列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
　　钱君匋是当代著名篆刻家，生前因崇拜清代治印大师赵之谦(号无闷)、黄牧甫(号倦叟)、吴昌硕(号苦铁)的篆刻艺术风格，于是在他们三位名家中各取一字作为自己的斋名——无倦苦斋。国画大师潘天寿、朱屺瞻、刘海粟等皆请他治过印。
　　1954年，钱君匋在北京中国音乐出版社任副总编。一天，他应邀赴中南海，毛主席笑着与他握手说:“你刻的印非常好，谢谢你。”原来钱君匋曾为毛主席刻过一方“毛泽东印”白文印。此后，毛泽东又通过上海博物馆请钱君匋刻了一方“毛氏藏书”朱文印。
　　（ 来源：人民政协报　 王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