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未完成的新民启蒙》摘选及有感

:“作者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已经构成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公众,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公众空间,以分享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这种读写相长是可以促进公民的自我成长和自我优化的。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优化和成长不是一个人人格的自我完善,而是政治上的成熟和自觉,其中包括能力、知识和智慧。”
“从文本走向生活，从虚拟走向真实，对发生在自己或别人生活中的事情，发表感想，同时，希望自己的议论也能在社会上引起别人的有感而发，从而能在人与人之间通过言论的交流形成一个由想法和议论交织而成的话语共同体。显然，这里所谓有感而发的‘感’，不仅仅是情绪的感触，而且是智性的感悟、价值的感知、意义的感想，也就是思考和思想。它带给读者的也就不仅仅是一种看法，还有支持看法的学理，尽管这种学理往往隐含在作者的社会问题意识和批评意向之中。它的作用就在于使社会公众意识回归常识和理性，使之成为一种以优化公共生活和公共文化为目的的启蒙。”
“作者在写作中始终贯彻了这样一种态度，即对待社会公众事件，往往是从公共生活、公共伦理的角度发表意见，严格区分公共行为和私人行为，公共伦理和私人伦理。比如腐败问题，他认为，只有从公共伦理的角度加以分析和批评，才能避免消极的反腐败，而变为积极地提倡社会正义。在这里，社会正义固然与道德有关，但所涉及的绝非个人道德，甚至不是集体道德，而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也就是社会秩序。进而言之，只有在体制和制度缺乏正义性，或不具有正当性时，腐败才有可能滋生。”
“而他（梁启超）所谓公德，即‘人人相善其群者’，其中包括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意识、自由平等理念、自我管理能力等能使人‘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者’，也可以将其概括为社会国家伦理，或公共伦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通过自我教育，获得有关政治民主的必要知识，摆脱政治愚昧，而变得善于运动自己的头脑，参与公共事务，要求知情权，没有知情权，也就没有政治自由意义上的公民。”
—摘自解玺璋《未完成的新民启蒙》
《我的联想》：
我第一次听到“一半儿一半儿”之说是在80年代初，台湾刚解禁时。一位远亲（杨厚彩之公子）先驱来到大陆探亲走访。他当时亲眼目睹了大陆的发展，又听我说一直以为“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即表示：“两边的宣传只能各信一半儿一半儿”。 我说毛主席是革命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而你们蒋介石是不学无术的，特别是当听到我说“大流氓”三个字时，他先是由感到意外和突然地一愣，既而非常耐心地为我解饰了蒋曾读过国内外的哪些军校...而他的父亲，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司令杨厚彩更是对共产党的亲友直抒—“胜者为王败者寇” 。
倒退比那更远的文革初期，所谓《二月逆流》期间，钟德鲁邀请我去他家，他的父亲钟期光将军曾大为赞扬地为我朗读传单《三问中央文革》，并告诉我当时老帅们经常去颐和园相聚。老人在那时就敢于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由于他了解许多历史的真相。当过后德鲁发现我听了他父亲的话紧张得对他有些神色不对劲儿时，就吓唬我说：“谁要是敢去揭发我爸，我定要秋后算账，打烂她的屁股！”而我当时的态度是对他不予理睬，没有向他表白或给他吃个定心丸儿。当然很快我们又开始成了终身的挚友。
至于说到社会的腐败与制度有关，我在近期的医疗方面很有切身体会。比如到国家公立医院去看病，医生少则数百，多则一两千地给你开药。（比如我节前犯眩晕，医院一下给我开了一千多元的口服药，回家一看一大半都有恶心和头晕的负作用，我根本就不能吃。）而带孩子到美国人和香港人在北京开设的医院即非如此。比如一次外孙感冒发烧，去美国的《和睦家》医院就诊。一位海归医生查看了孩子的嗓子，说没红即没发炎，咳嗽可能是鼻涕淹的。什么药也不需吃，一个星期左右烧即退了亦能痊愈。结果她的话果然应验。从此小外孙几年来从未似其他孩子动不动即去医院打点滴。另一次是带外孙去香港人开的医院（他爸爸的外企给家属上了外国医院就医的医疗保险），医生开了处方后说，我们这里的药太贵，同样的药外面药房很便易即可买到，不必在此领药。为何同一个城市内我们的医院要你尽量花最多的钱，而美国和香港医院则相反？这就与是否有医疗制度的腐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