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我出生在1968年的北京。在儿时的记忆中,白广路头条一号这个部队大院是如此的平静,大人们都搞运动去了,这里成了孩子们的伊甸园。长大了才知道,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一个恶梦般的年代!然而即使在那时,书法作为唯一的传统文化精粹仍然顽强地延续着它的传承,记得那是1975年,外祖父教我写红模子,他自己善隶书。
我十岁那年哥哥云飞在高泉老师的指导下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受其影响我立志做一个画家,并开始学习素描。但最让我开心的还是临摹那些刚出版的连环画,那时管它叫小人书,除了封面以外全是黑白印刷,没有颜色。记得有一套“三国演义”,每个星期出一本。现在想想,我对线描的认识原来始于此时!
1980年我糊里糊涂地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简称外附,这是一所由周恩来总理授意创建的新中国第一所外国语学校。我成了这所学校最后一个法语班的学生。父母希望我将来能做一名外交官,可是在外附宿舍的壁橱里,我不倦地临摹着丢勒、门采尔和达芬奇的素描,固执地作着我的画家梦。每个寒暑假,我都跟着长我五岁的大哥,也是我的老师,出入在王府井老美院的画室里,听着他们班同学热情洋溢、毫无保留地谈论艺术。现在想想,我的学艺过程除了自己的坚持剩下的就是环境的熏陶,后者的意义竟远远大于所谓的学院派教育。
85年的暑假,我有幸短期成为赖少其老先生的学生,在广州每日到他家看他画画。赖老一边跟我聊天,一边画画,深入浅出地把如何观察、如何体会、如何创作的道理讲给我听,还现身说法,劝我在不放弃学习法语的前提下走一条自己的路!令我受益终身。
85年的中国是弄潮儿的时代,所有人面对开放都不同程度地吸收着外来文化的影响,长期的封闭使我们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收着新的东西,关注传统文化在当时远远不是主流。我们这一代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着。
这是个万花筒一般的时代,绚烂多姿而几近虚幻,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我们离市场越来越近却离劳动人民越来越远。世界如何才会更美好?
二十多年来,带着我的理想和怀疑,我寄居在这个表面繁荣的现实世界里,在书堆和旅行中寻求着自己的答案。我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潜心研究传统、研究自然,才是我想要寻找的方向。象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在经历了89 的天安门、97的香港回归和2003年的非典,在经历了轿车、洋房、因特网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后,我越来越清楚地明白自己身上肩负的使命。
90年走出校门我便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一面靠做导游、翻译养家糊口,一面闭门潜心画画,并坚持每天练字。
98年开始我每一两年都会在法国呆上一段,巴黎的博物馆、人们普遍良好的文化素质和受到保护的自然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开始抛开书本,真正接触、了解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2003年我搬进宋庄喇嘛村的农家小院,条件虽然简陋,但能和很多爱艺术的朋友在一起,艰苦创业,是促使我和他们聚在一起的原因。也有好心的朋友告诫我不要去凑基数做分母,毕竟在这里成功的是少数。但我觉得宋庄的魅力恰恰不是那些所谓的大腕儿。在最困难的关头,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父母从来不愿让我走这条路,这是一个一生充满怀疑、痛苦和寂寞的职业。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吧。这一年女友黎丽从法国搬来和我一起生活,她成了生活在宋庄的第一个法国人。
2005年在法国一家出版社的帮助下,我们徒步从法国中部的勒普( le Puy en Velay )走到西班牙的圣地亚哥 ( Santiago de Compostela ) ,历时67天,行程1800公里。之后在法国出版了《
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朝圣之路》,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审视在欧洲越来越热门的天主教圣雅克之路。这是一本水墨速写集,同时还有一些感想,是用法文写的。这本书和这次旅行成了我和女友相互了解的一块感情基石和共同财富,也为我从宗教角度深入了解这个世界开了一个头。
2006年我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在法国出版了《一个中国画家的普罗旺斯》大型画册,把因为凡高、塞尚和印象派而闻名世界的普罗旺斯用水墨的形式重新展现在法国人的面前,受到好评。并连续在各大城市展览,6000册书被抢购一空。在萧条的法国出版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可对我来说,一条通往大爱大美的属于我自己的路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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