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这是我的立场》

      李零先生的杂文集《鸟儿歌唱》新近面世，书中收录的文章，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革命、启蒙、普世价值等某些二十世纪关键词的看法。而他的四部精读古籍的作品不久前辑为《我们的经典》，推出了套装。出入古典与现实之间，李零先生在当代学人中独具一格。上周，他接受了青阅读记者的专访。
　　青阅读：您的新书《鸟儿歌唱》有个副题，叫“二十世纪猛回头”。我们的采访也主要围绕时间上虽已过去、但远未离开我们的二十世纪展开。
　　李零：二十世纪，我在回忆。我想读读《毛泽东年谱》、“文革大事记”之类的东西，找个时间写一个简短的读书笔记。不是做研究，主要是清理一下过去的印象。
　　我活到这个岁数，年轻的时候和现在是非常强烈的反差。我觉得大家被洗脑洗得很厉害。我是憎恨恶势力但又无能为力的人。我在《鸟儿歌唱》这个集子一开始就说了，我要表达的是我的文化立场...　　
　　...最近刘禾（编者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香港出了一本书《六个字母的解法》，里面谈到了奥威尔的“黑笔记本事件”（编者注：1996年，英国《卫报》记者根据解密档案，发现奥威尔在1949年曾向英国情报机构提供欧美共产党员或亲共人士的黑名单；七年后，他的一个黑色笔记本被曝光，里面按字母顺序排列了135个名字，其中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作家、导演、演员、记者等。黑名单即来自这个笔记本）...
　　奥威尔是左派，但是他又对苏联特别不满，他参加西班牙内战，被苏联当托派同情者追杀，有内心伤痛。他一会儿骂丘吉尔，一会儿骂斯大林，一会儿说对苏联要抱了解之同情，一会儿说斯大林比希特勒还坏。他摇摆在他认为的两种“恶势力”之间，最后还是倒向英国。理由是，他的祖国毕竟有民主制度，有言论自由。知识分子特别害怕言论自由没有了，不让说话了。这种病我也有。我也害怕过有组织的生活，但我不能以我的感受作为评价革命的标准...　　
　　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多半是出于对劳苦大众的理解和同情，但他们又害怕暴烈的、愚昧的民众，害怕他们破坏了秩序和文化...但“革命”最受人诟病的一点是，自己人整自己人...　　
　 我觉得洗脑都是要借势的。借着“文革”后大家的思维定式，反“左”永远都不会错。当然还有国际大环境...
　　青阅读：关于奥威尔还有一个戏剧性的翻转，就是斯诺登事件出来以后，对《1984》的解读似乎一下子就有变化了。
　　李零：我想这种解读也没什么很复杂的，这只是一种很自然的联想。原来欧美国家给你洗脑，说全是共产党国家在监视人民，现在你知道了，他们自己也这么干—不过，监视这个事也有一定的中性，比如警察抓小偷，都靠摄像头...
青阅读：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暴力革命不好，不流血的革命才好，比如说，英国革命好，十月革命糟。
　　李零：革命暴烈不暴烈，要取决于那个国家的背景，像法国大革命，绝对主义那么厉害，王权那么强大，当然革命就比较厉害。而且暴力的使用程度是双方的，像俄国革命，双方都很残酷。如果你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看问题，没有人能规定使用多少暴力是合适的。谁不希望兵不血刃呀，如果不用暴力或少用暴力就能解决问题，谁都会选择不用或少用，如果解决不了，它才升级。
　　西方的评价体系，关键是意识形态。从前，英国是老大，当然英国革命最好；现在，美国是老大，当然美国革命最好...
记者：80年代对传统文化全面批判，最后出了一部纪录片叫《河殇》。您当时对这种风气有什么看法？
　　李零：我有一个对谈，给《河殇》泼了点冷水，后来《河殇》的一位撰稿人挖苦我，原话怎么说的，我忘了，大意是说我跟潮流作对。后来，他到美国，说了一句话：“我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土地。”你会发现，有好些原来使劲骂传统文化的，现在都成了传统文化迷了。
　　青阅读：80年代的精英们，经历过90年代，很多人发生了巨变。
　　李零：人就是个变形虫...

李零这些年为北大研究生开“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的课，一个学期讲一部重要古籍，比如《论语》，《孙子》，《周易》等。他上课讲的内容与他的学术写作连成一片。往往是课一上完，书稿的初稿就整理出来了。因此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著作颇丰。

《鸟儿歌唱》：李零深度反思"启蒙""革命""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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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环球同此凉热
　　现在的世界，还处于方生方死之际。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没开始。我们仿佛又回到了20 世纪初，一切都重头来过。
　　环球同此凉热，我说过，这不符合科学，地球上的各地如果是同一个温度，地球就完蛋了。但诗不是科学。
　　这里，我想说的是，世界已成一盘棋，中国的事，无论好坏，都不是中国一国的事，而是整个地球上休戚相关的事，就像全球的气候变化，这儿旱了，那儿涝了，这边刮台风，那边掀海啸，这不是哪一国的事。这个地球上的事，越来越有同步性，看似相反的东西，往往是一回事。黑影都是强光照出来的。
　　比如，大家都还记得吧？ 1968 年，中国在闹“文化革命”，批刘邓路线；捷克在闹“布拉格之春”，反社会主义；法国在闹“五月风暴”，反资本主义；美国则有大规模的反战运动和嬉皮士运动。现在的各种乱也是如此，有“阿拉伯之春”，也有“华尔街之秋”。
　　美国有病，大家都有病，病情不同，其实是同一种病，同一种传染病。
　　1．冤有头，债有主
　　2010 年，我在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演讲。同一天，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也在“中研院”演讲。台湾人管他叫杭士基，真怪。他说，美国是邪恶帝国（evil empire），台湾是美国的帮凶，中国大陆也在美国的掌控之中，把台湾人吓了一跳。
　　我认识个挪威人，著名的语言学家。他老骂中国，说中国是唯一的吃人国家，成天欺负少数民族。我问他，语言学家，美国谁最棒。他说，乔姆斯基。我说，他的政治立场，你赞同吗？他说，赞同。我说，很好，那你们欧洲就是这个邪恶帝国的最大帮凶。结果，他突然变得谦虚起来，说我们已彻底衰落，老二，绝对不敢当。
　　有些人批评美国，老是以奥威尔说的那种“上等人”自居。他们说，要批评，也只能由他们这些了解西方社会的“后现代”来批评，生活于“铁幕”之下的“前现代”不配批评“现代”。他们喜欢玩理论，保护地球，保护动物，保护女性，保护同性恋，自以为超现代。但这个世界，最应保护的是谁？恰恰是他们视为不民主的穷国和穷人。他们的反对，尽是虚招子。这些虚招子，全是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容忍的限度内讲话。
　　他们自说自话，说了很多年，早就被主流社会消化吸纳。年轻人，荷尔蒙过剩，你是嬉皮也好，前卫也好，摇滚也好，野合也好，这叫商业文化，这叫大众娱乐，根本伤不了主流社会的一根汗毛。
　　中国为西方打工，苦熬苦挣，突然变得阔起来。但人民币还不是世界货币，中国也没有海外驻军。钱再多，也还不是个世界体系，相反，它是在这个体系的掌控之中。中国，虽被美国视为另类，但并不是一个成心与美国作对的国家。相反，它正一步步靠拢和加入这个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它也有和美国一样的问题，也有1％和99％的贫富对立，也有潜在的金融风险和泡沫经济，也有种种令人痛心的不公平、不公正。
　　现在，中国已告别革命，但革命的影响尚未绝迹。如果中国的执政者代表的只是中国的1％，只帮资本家做蛋糕，不帮穷人分蛋糕，失去对他们的监管，问题是一样的。这样的“崛起”，站倒是站起来了，但奥威尔说了，这是像猪一样站起来。
　　说实话，我并不担心中国会不会当老大老二。我担心的是，中国的强大是不是还是美国式的强大，中国会不会与它联手，共同宰制这个可怜的世界，一块儿欺负穷国和穷人，不管是本国的穷人，还是外国的穷人。
　　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靠盘剥外国穷人，养本国穷人，污染外国，环保本国。我国的大城市和小城市，城市和农村，也有类似问题。这是资本集中的优势在作怪。美国是借“中产阶级”维护国内秩序，借“中产阶级国家”维护世界秩序。
　　维稳都是这么维。
　　现在，我们已经学会像美国一样讲话，“咱们应该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这是外交辞令。我不是政治家，我不会用这种方式讲话。
　　天下不负美国，美国负天下久矣。美国欠下的债，不只是钱。我对美国的批评，不是基于利益，而是基于道义。基于利益的作对，其实是亦步亦趋，紧跟和追随。
　　我也批评中国，但绝不是以美国定黑白。相反，我是以美为鉴，我是把美国当作源，中国当作流来批评。我对中国的批评，是从这个源头上批评...
详见：http://book.sohu.com/s2014/li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