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小四入学50周年庆”

我们在清华园里做工七年，我和赵博雅是第一员工食堂的炊事员。每天开饭时都能看见涂为林穿着工作服，腰间系着

  电工的皮兜，钳子，螺丝刀，电工刀一应俱全，排队打饭，饭盆应该还是附中时用的那个，表情举止一如上学时那样沉稳，

  冷静。只是多了些成熟。郄子维，穿着白大褂，走起来显得急匆匆，瘦小的个子在校医院里要穿着做透视用的大皮围裙。

  估计是饿了。尖尖的鼻子还是那么有个性。赵博雅早就把大盆大盆炒好的菜借助他那细腰边的胯骨搬上前台。那可是很有

  挑战性的动作，也真够难为他了。开完饭，能看见从二员工食堂下班回来的佟中。一脸稚气 总是比同行的几人快半步，

  可能是累了，想快些放平在床上。后面是王燕风,眼神里含着忧郁。迈着宿命的步伐，像在告诉大家啥叫生不逢时。

  外附人就是这样在清华园里蛰伏了七年，眼巴巴看着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一开全校

  大会，还经常坐在阶梯教室，二教里面，看着讲台，心里好不是滋味。要是写出来一定被认为是抄袭高玉宝的故事，

  要是说出来  就思想问题严重了:不安心革命工作。想上学，错了么？可那年代不讲理。小常宝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八年，

  我们比她少一年，可是一点盼头也没有，还不如她呢。谁料想，铁树开花枯枝发芽竟在1978！


    一天下午我去膳食科交账时碰见李峰，他告诉了高考的全部信息，甚至包括俄语考到哪本高中教材。外附人外语还算有

    点底子，其他科目基本没学过。说起来人还以为你在说相声：历史知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地理知识--几个国家，

    首都。文言文---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我掐指一算离高考还有整整两个半月。到李峰那取取经，看看怎么复习，其实

    我们不能说复习，明明是扫盲。一看他宿舍的墙上贴满了卡片，地图，一片狼藉。看着想笑，可再笑就是缺心眼儿了。

    转身便走，去找中学课本，借资料。与时间赛跑开始了。

      熬夜，一杯浓茶，上班，二眼血丝。看样子是豁出去了。有空还得几个人凑在一起呢，这不，紫竹院湖心上孤零零漂着

   一只船，那是张洪海王经纶当年的福利或者特权（也算不正之风吧），我们在船上一块复习了一上午。小船儿漂来漂去，

    信马由缰，王经纶忽然见景生情，诗兴大发，抑扬顿挫：

                形似同舟共济，心思破斧沉舟。

      张洪海： 男儿有志撼山河，不试岂能放手？

      王经纶： 古人秉烛夜游，我等夜如白昼。

      张洪海： 挑战悬梁锥刺骨，上榜孙山前头！
   
        我说：废寝不能忘食，饿了嘿。

     晚上，紫竹院理发馆里灯光明亮，俄语班几个同学聚在一起相互切磋，刘小中下班后骑车赶来指导答疑，模拟口试。

  那场面很是温暖，已经超出了团结的范畴。不知谁唱了一句：穷不帮穷谁照应？。。。听腻了的样板戏突然觉得很亲切，

  调侃中隐隐着悲情，不是同代人不理解，不是外附人理解不透，真应了那句“不是情人不泪流”。本来么，正是读书

  大好年华被推出校门，眼见青春荒废殆尽，一线希望令你措手不及，狼狈不堪。或许老天爷有意这么安排， 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让我们五连同学日后有一段聊起来便眉飞色舞的经历，让外附人有了（至少在清华园里）传奇色彩？

     这里只是用高考来证明我们外附人的勇气，能力。其实没选择上大学的也是事业有成或行业精英。人生没有假设，对此

  段京华很是耿耿于怀。她说那时经常挤兑78级同班同学：“我们班（俄4）同学随便来一个都比你们强！”可见上不上

   大学我们都是好样的。如果没有十年动乱。。。。

    缺少自知之明的人往往自以为是，我们却因为缺少自知之明而从不自满。五连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复制群体：勤奋，乐观，

    正派，豁达。

    我们离开附中已经40多年，但是七年的附中生活给我们打上深深的烙印，似乎永远定格在特殊的位置，像一片湛蓝的天空，
   
   一只美妙的乐曲，令人怀念，回味无穷。时间的流逝非但没有淡化反而使它变得越发清晰，恍若昨日。点击微信右上角，

   你会惊异地发现，五连人又排成了整齐的方阵！只等王增阳喊一声齐步-----走，唰 唰 唰。。。。
  
     据说人老了记忆是有选择的。颤颤巍巍，语无伦次地唠叨什么外附，和平门，五连的一定是若干年后的我们。

征稿函

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1964入学的同学们，
外语附校“小四”、或者”五连”、或者“老五连”的同学们，
亲爱的同学们，

2014年9月，是我们入校50周年。
我们心里淡淡地泛起不安和紧张。
又是多少年过去了。
时间过得这样快，桥下的流水呢，哗哗地又流过去了多少，头上的白发呀，悄悄地又添了几多根，门前的那棵大槐树啊，转眼之间，怎么变得这么高啊、要使劲儿扬起脖子看它那顶上的紫色的花儿了？
我们几乎不愿意有这样的日子。
本年级这160多人，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纪念的呢？
我们普普通通，上学，有了一份职业，成家，换职业，换了好几次职业，或者几十年来一直不换职业，养孩子，或者不养孩子，离婚，离一次，离两次，或者不离婚，或者准备第三次离婚，或者压根儿不曾结婚…… 我们和普通人一样。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有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五十年以来，虽然世事巨变，我们相互之间一直不间断地保持着联系。我们不顾各种滚滚雾霾，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始终坚定地保持和维护着友善、真诚、纯洁，我们竟是那般顽强地长期与文明、文化、正义和理想站在了一起。
有这样的不一样，无论如何足以让我们珍视了。
人类不珍视这一类纯朴的感情关系，还有什么更值得珍视的呢？
我们这个年级，是外语附校一个特别灿烂的年级。我们仍然最有热情，我们仍然有着不屈不挠的乐观，我们仍然十分努力着，让生活的每一天不辜负我们自己。
为纪念入学50周年，我们诚恳邀请所有的同学提笔，记录你们愿意记录的关于你们的任何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生活，部分地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把你们的文章好好编纂成一本好看的书，一同分享。
具体时间：2014年6月30日前截稿
入学50年活动筹备小组：党政、宋协民、方卫平、刘惠杰（本函执笔）
《纪念文集》编委：党政、宋协民、方卫平、刘惠杰、王仲寅、张德喜、王晓明、杨建西

牧师谈“盲人摸象”
夏白凌

自题
白为七彩----有识
凌云观世----无志

在海外，大概都会碰到宗教信仰的问题。这是个敏感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摩西。你要和当地人打交道，特别是融入社交生活和朋友圈子，这方面的坦诚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八九年夏，我结束了在圣玛丽大学第一阶段学习后，由加拿大东岸的哈利法克斯飞到了西岸的温哥华，开始了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学习。项目为我在温哥华安排了一个Host Family，这是一个摩西（Moses）牧师的家。
这里要说明的是，基督教新教的牧师是可以成家育子的；天主教、正教的神父和修士则必须苦修，包括修女，不可有色欲和性。
从摩西牧师把我从机场接回家起，便开始了我和这个极其虔诚的基督教家庭的一段共同生活。摩西牧师当年五十岁左右，牧师夫人则年轻很多；他们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知书达理”，聪明可爱。我每天看着他们全家祷告，晚餐后也经常和他们聚在一起聊天。孩子们还经常拉我去听他们弹钢琴。几个孩子都弹得很好，有时可以说是用“心”在弹，很美。当时老大已考过了钢琴八级，最小的也已达到六级。孩子们的目标，就是学好各种能吃苦和帮助人的本事，以后去非洲和亚洲贫困地区传教。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孩子们真诚的眼神，他们和我平时接触到的加拿大孩子不太一样。
摩西牧师拥有神学硕士学位，知识渊博。摩西夫人告诉我，摩西除了布道和管理教会事务外，仍在参与UBC神学院的研究，还想拿神学博士学位。摩西牧师家的房子很大，有八间卧室。后花园除了花坛还有几十棵果树，有樱桃、李子、梨和杏树等。除此之外，一座有三百多个座位和很大院子的教堂也是他名下的财产。摩西牧师告诉我，教堂是他去德国圣公教会“募”来的，反正一切都属于上帝。
我参加过他教堂的多次活动，尝试去了解他教会里会众们（会众不一定是基督徒）的生活和思想信仰。作为一个到加拿大不久的人，我主要是想知道如何融入这个地方。那是一个以前我从未接触过的领域。我尽可能去了解和理解他们，同时也使自己努力积累更多的知识和经历。交往时间长了，大家的话题也渐渐涉及到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方面，包括他们的信仰和宗教生活。其中也有一些“基督徒”，我并不认为他们已有了“信”。不过也没有人向我提出有关“信”的问题。直到有一天晚饭后，和摩西牧师坐在壁炉旁一起喝茶，我正盯着变化跳跃的火苗出神，摩西突然很严肃地问我：“白凌，你的信仰是什么？”
听到摩西问话的瞬间，我脑子里不知有多少东西在翻滚。
其实我自己思考这些问题也有很长时间了。我的经历不算少。在国内学习和工作时，我就对哲学和自然科学史极感兴趣，痴迷“量子对”现象，同时发现这些“科学”都和神学方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例如：现代物理学是由天体物理学发展而来，而它的祖先却是“占星术”；现代化学则是由追求长生不老的“炼丹术”发展而来；现代医学也是由教堂里进化出来的。西方直到现在最负盛名的医院仍是教会医院。其实医院里护士们戴的那个“馄饨帽”就是修女帽传下来的。试想一下，古人当时如果将“占星术”和“炼丹术”贴上“迷信”的标签封禁掉，那还会有今天的现代科学吗？其实真理和科学都是相对的，界定标准也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改变。我的认知里，从未把“宗教神学”与“迷信”等同，也不会认为神学是与科学对立的。就像英语中Theory和Theology的关系一样，它们来自同一词源。我们现在认为是科学和正确的东西，如果若干年后被我们的后代批判否定，甚至嘲笑，那也毫不奇怪。我从不会把一些事物还未搞明白就摒弃。至少我明白一个道理：当你一开始就将某些事物拒之门外时，最后往往会发现，被关在门外的是你自己。我对人类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在哲学上的理解，其本质就是人对有限（包括生命）的无奈和恐惧，以及对无限的想往和追求。
面对摩西的问题，当时在我心中翻滚的思绪中最先跳出来的几个字竟是：“盲人摸象”。我厘清了自己的思路，开始坦诚地回答摩西的问题。我对摩西说,我先给你讲个“盲人摸象”的故事吧。
几个盲人去摸象。一个盲人摸了摸象的身子，就说：“我知道了，象原来是一堵墙。”另一个盲人摸着象的牙，说：“象跟又圆又光滑的棍子一样。”第三个盲人摸着象的腿，就反驳他们，说：“你们俩说的都不对，象跟柱子差不多。”第四个盲人摸到了象的尾巴，就大叫起来，“你们都错了！象跟粗绳子一模一样。”四个盲人你争我辩，都认为自己说得对，每个人手中也确实都握有真实的凭据。几个盲人谁也不服谁，最后差点打了起来。
我了解到，现在世界主要宗教分为四大块：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稍小一些的宗教就太多了，有考证的大概两千多个。每个宗教下又分有很多支派，各自都认为自己代表上帝（真主、佛祖）的真谛，别人均为异类。后代们甚至将这些分歧越来越细化，搞得越来越不可调和，并为此打打杀杀几千年。当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认定耶路撒冷是自己的发源圣地时，是否应多想想他们可能有共同的“根”？为什么《圣经》（包括《新约》《旧约》）和《古兰经》里的内容有那么多相同和近似的地方？大家都在强调“分”，却很少谈及“合”。这岂不是“盲人摸象”吗？我和摩西还继续探讨了很多。比如，我一直想搞清楚为什么基督教地区是用刀叉吃饭，佛教(包括儒教)地区用筷子，而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地区直接用手抓饭吃。这种进食方式的不同是否和宗教文化的发展有关系？玛雅文明是怎么消亡的？等等。不少话题因为我的语言水平有限，无法完全表达清楚，实在是意犹未尽。但我发现我和摩西的交流并不需要什么高水平的语言能力，他完全可以理解。
最后，摩西又是突然打住话题再次严肃地问我：“白凌，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追求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呢？”
我站起来身来，同样严肃地答道：“我认为我已回答了你的问题。我相信那几个摸象的盲人都握住了真实现象和正确的理念。但我不会仅仅为抱住一条象腿或揪住象的尾巴而满足。我要追求的信仰是象的内外全部和本质！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完全理解象的本质和大部分可能仍被遮住的全相，但是我会毕生探索追求。”
摩西最初对我的回答颇为诧异，接着脸色越来越红，非常激动，走过来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对我说：“谢谢你！Brother！我希望你能到我们神学院去做讲座”。
我后来当然没有去。我也没资格去做“讲座”。但我受邀参加过摩西他们神学院的讨论班。置身于这些专业神职学者中的感受是非常特殊的。思想和智慧的意识流，使我获益良多。这些“上帝的使者”都真诚地称我为“兄弟”。我与摩西以后交谈的就更多了。关于宗教与神学的很多知识概念，我本来比较模糊，在他的帮助下也基本理清楚了；一些非宗教问题我也经常向他请教。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至今仍感谢与摩西牧师一家在一起生活的那段经历。
我后来同穆斯林朋友们打交道也是坦诚的。他们也同样称我为“兄弟”。现在我的加拿大、美国同事和朋友，不管来自哪个宗教或族群，不管社会地位如何，也喜欢称我为“兄弟”。
我自觉与这些兄弟朋友的认知还是有所不同。我在认知过程中一直明白的是：没有精神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学无止境，追求无限。仅此而已。
2014年6月于多伦多

一个外附人在糖尿病新药研发历程中的心得

梁音
医学博士，理学博士
现在美国Johnson & Johnson 从事糖尿病新药研发


我们英四班的童鞋们今年迎来了入学五十周年的庆典。
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群里，五十年庆的例子见到的不多，这也是我们外附人在平常人中的一点不寻常吧。其实，要说我们外附人不寻常的特点，我想应该提到外附为我们培养出的求知欲望和敬业精神。这两个特点对我们外附人五十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有着结结实实的烙印。
我离开外附后，先是在天津二五四医院作护士，然后去第四军医大学读书，拿理学博士，再到西德念医学博士，接下来就奔美国去做博士后，其动力就是自己对医学特别是糖尿病学的求知欲望。
做完了学生，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糖尿病中心做了八年有关糖尿病基础理论的研究，算是打打基础。再然后便一头扎进制药公司，去做糖尿病新药研发了。这一扎，就是十八年，可以算是十分的敬业了吧。值得我骄傲的是，美国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去年推出一个治疗糖尿病的新药，INVOKANA，上市不到一年，治疗效果相当的好。而这一新药的动物实验药理学的全部数据，都是出自我带领的研发团队。回想这几十年来的在糖尿病领域里的科研经历，总能感到外附教育对我的影响。
糖尿病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流行病”，在中国也不例外。现在中国人糖尿病的发病率已居世界之首，真是“后来者居上”啊。聊起糖尿病，不少童鞋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这应归功于近年来糖尿病的普及教育。糖尿病的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可至今也没能够找到治愈这一疾病的药物。这主要是由于糖尿病是一个由多种致病因素综合引发的征候群，并伴有众多器官功能失调。糖尿病的主要治疗原则是降低血糖，以延缓由于高血糖而诱发的各类心血管，神经系统，肾脏，以及视网膜病变。在糖尿病的治疗过程中，医生和病人的作用各占50%。糖尿病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是保证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每年的国际糖尿病学术会议中，总是有一定数量的有关糖尿病人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学术专题分会。糖尿病治疗与其他疾病治疗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是“终生服药”，这就要求每一个治疗糖尿病的药物都必须具有极好的安全性，也就是说，副作用越小越好。我也经常阅读国内的有关糖尿病药物的宣传，其中很少提到药物的副作用和安全性，令人有些担心。或许是由于搞药研的关系，我每每吃药，总是首先阅读说明书中的药物副作用一栏，不搞清楚，不吞药片。
由于糖尿病是一个能量代谢的疾病，很多患者往往不再敢去追求“舌尖上的享受”。其实，糖尿病治疗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使糖尿病人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包括品尝各种美味佳肴。不少糖尿病的患者科学进食，并不断摸索饮食与血糖的升降关系，加之配以药物治疗，活得十分滋润。
我们这一批外附人，马上就要进入“花甲之年”了。保持身心的健康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的头等大事。外附赋予我们的求知欲望的特性，很有助于我们去探索防治各种老年疾病的奥妙，在属于我们自己的日子里活得健健康康的。

沃土中国

秦小鸥


让同学们知道我，我也想了解同学们。
我的梦想：
为了中国的坏境，为了食品安全，为了沃土中国而努力践行！

我叫秦小鸥，原名秦卫星。一九六四年，我同姚建、陈平一起，从芳草地小学考入了外附，我和陈平分在西四班。在学校期间的表现：老师认为我算一个好同学，男同学眼里是小坏同学，女同学眼里是一个没有主见、围着某个叫“大头”的同学团团转的小屁虫。由于种种原因，我稀里糊涂地混过了小学的生活，尽管还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我入伍当兵，在沈阳军区四十集团军一一八师战斗连队当一名战士，曾经同初二西的万小穗在一个连队，以后和高三俄的钟德鲁同在一个海军基地（还有徐庆来），一九九一年七月转业回北京。
我在部队度过了将近二十三年的时光，历任战士、先行班班长，先行排排长、师、集团军作训参谋、团参谋长等职。在部队服役期间，打过坑道，盖过房子，种过地，挖过煤，参加过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救灾，组织过对越特种分队作战的适应性训练，组织过营以下分队、师、团和集团军战术战役的实兵实弹检验性对抗性演习。虽然没有离开部队，但是可谓工农兵学商全都经历过了。
此后，参与并经历了共和国大事记中“四五”、“六四”等重要事件，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获先进团司令部和集体三等功各一次，拿过军事技术竞赛的多项冠亚军。一九八九年，调入海军试验基地，参与了一九九〇年东北地区海军码头校阅阅兵式的组织工作。在部队的生活中，个人品质、意志、体质得到锤炼，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在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学习三年，军事参谋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转业到地方后，相继在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的办公室和工会工作。在此期间，接触了金融、证券、投资、信贷、项目、房地产和国际贸易等业务，在商海里扑腾几年，被表扬过，也被审计过，也下过岗。经历了许多起起落落。
从一九九七年起至今，我和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一九七六年毕业的雷云飞学长从事藻类活性细胞肥的推广和应用工作。
雷云飞先生是活性细胞肥的发明人。
活性细胞肥里面主要含有两类细胞，一类叫固氮活性细胞，另一类叫光合营养细胞。这两类细胞是地球上古老的原核和真核微生物，已存在了近三十五亿年。固氮细胞的功能为高效固氮与分解，由无数个小孢子组成，每个孢子如同人的心脏一样，有节奏的涨缩，缩的时候将空气吸进来，涨的时候将氮气吐出去，供给植物根部吸收。光合营养细胞的功能是高能营养和光合。我们把我们的产品称之为“地福来”。
“地福来”获得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授予的“绿色产品标志认证证书”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授予的“环境友好型技术与产品”证书，并获得了“有机肥生产设备”和“藻类混合生物肥”两项国家发明专利。
这不仅是全球唯一的藻类活性细胞肥，而且也势必将中国农业生产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活性细胞有超强的吸附和降解作用，可以吸附土壤里的化肥、农药和重金属等残留物，再通过其分泌物化解，从而降低污染物残留，改善生态环境，有益于人民群众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另外，活性细胞肥进入土壤以后，会围绕农作物根部形成保护层，阻挡有害物质，从而降低果实中的化学残留物。再有，可以改善微生物的生存环境，使微生物增加，从而改变土壤的结构，达到酸性土壤中性化和有机物增加的效果。使用藻类活性细胞肥的土壤变得疏软、透气，土壤内微生物增多（比如本来没有蚯蚓的土壤里有了正常数量的蚯蚓）。此外，活性细胞肥本身就是一个有机氮源，它能为有机食品全生长期提供至少30%的有机氮肥。
我国将在今后一段时期面对严峻的治理水源和土壤污染的局面，国家为此拿出了几十个亿的资金。实际上，现在进行的工作大多都治表不治本。只有在水源地周围土地减少使用化肥，从而减少土壤中农残对地下水和河流造成的污染，降低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才能实现“治本”的效果。
我们的生产基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虽然仅有五名工作人员，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却可供一千万亩土地使用。
我们的宗旨是：还土壤以生命；给作物以营养；保生态之平衡；为人类之健康。
我写这篇稿子的目的，就是想让同学们在失联的时段中知道我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现在在做些什么，今后想做什么和期盼什么。或许这也是大多数同学的愿望。
我想，我的梦或许就是：沃土中国！
我的期盼就是：有志愿、有能力、有人脉、有资源的同学们，为了国家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人类健康而携手同行！

香山祭

刘惠杰

我第一次爬香山，十一岁。骑车一路西行，过了植物园以后，上坡开始十分吃力，知道香山不远了，也累了，小腿要抽筋，这时候要呐喊几声，给自己鼓励。路上没有人，偶尔一个从山上骑车下来的，也是紧握着车把，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路况，生怕冲下来的速度太猛，刹不住。

北京香山，远离市区喧闹，是那时一般北京人可以去的最远的一处景区。秋天去时，碧云寺里的风搅动松柏，舞蹈枝梢树冠，在几乎绝对无人的寂静中发出奇奇怪怪的吟唱。

二○一四年八月三十日，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一九六四年入学小学部的同学和老师携家属并嘉宾九十余位，在香山饭店聚会，纪念入学五十周年。

这是我接触最多的一个同学群。五十年了，来来往往不断，看一下自己的日程，老是有和他们有交合。按说时间久了，什么就都淡了，即便是失去挚爱的爱人、失去至亲的亲人这样激烈的情绪也要渐渐地淡了，中国特色窝儿里斗的文化传统更是应该把这样一些不管怎么折腾也保持着自信、自视纯洁的人分崩离析。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百多同学一直联系着。此次到会的同学，组织聚会和到会的，嘴里在温情地慰问没有到会的同学，心里都在骂；没有到会的不管嘴上说了还是没说，都歉疚。面对这样美好、珍贵的同学之间或者人之间的友好情谊，人的反应都相当可爱。

我们年级人称“五连”，这个名字形成在一九七○年前后，这也许是我们最好的时候，英俊少年，二八的姑娘，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什么都要争最好，以后在学校留下了一个“老五连”的好名声。老师大都很喜欢我们，后来的学生都知道，外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非常优秀的年级。原来不熟悉我们、非常挑剔的学长们后来也欣然同意，五连可以是外附的优秀代表。我们对有这样的待遇不感到奇怪，也许我们老是听到类似的赞扬，也许，我们就是当得起吧。

很难用中国流行的定义诠释这个人群。官儿，钱，势力，关系，黑社会，潜规则…… 我们都不怎么出色。可是，我们学历都很好，随便拉一个出来，就是一顶级名牌大学的博士，或者是这个学校的博士生导师。他（她）走过来，不和你侃学问，他（她）说他（她）一直在找当年和平门桥东南那家那样儿的老豆腐，那一次和你一起吃的那种，牛肉汁儿味儿浓啊，那韭菜花儿…… 他（她）作梦都想，馋死了。为聚会设了一个微信群，不知谁开了个头儿，写诗写了“愁”，和诗的蜂拥而上，把个“愁”字咬住不放，蔓延开来，接二连三，没完没了。

爬香山我是不行了。听医生话里的意思，爬山于健康没有特别的益处，一定要爬，多半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本来不好动，也就不爬了。外附人也有爬山的，我发现家属更能爬，胡文学的先生余中先走路嗖嗖的，说疾步如飞，夸张不了多少。方卫平要表现自己身体好，来了两天，爬了两次鬼见愁。

老同学交往，必有一个召集人。五连现在的核心召集人是方卫平。十多年来，他一直这么召集，不辞辛苦。他协同宋协民和党政几个人，老是想着找个由头，把年级的人弄在一起热闹。同学情谊贵重，能在熟悉的人群中鉴定自己，修养身心，同时携手亲密，分享美好的记忆和淳朴的感情，是值得特别珍视的人生部分，这应该是方卫平深层次的想法。

聚会的会场比较平淡和老套，杨壮博士讲话，凃为林博士讲话…… 季晓东讲话，宋岱讲话，后面这两位的名头儿可能更大一些，也没打问。《外附之歌》的钢琴曲不错，这么一提拔，有点儿殿堂的感觉。

我也讲了几句。为聚会专门出了一本书，名《吾时念》。此书成书，杨建西和余中先、胡文学夫妇出了大力气。前者设计出书印刷，后者审稿，极其用心，极其认真，一丝不苟，没有这三个人，没有这书。之前我参与为外附编了文集《天上的学校》和大型画册《世界有我们就更美丽》，比较而言，《吾时念》精美，质量好，编辑过程愉快，满意。

因为不公开发行，大家下笔轻松了些，我一字一句地读，知道了好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有很多亲切和感悟。这么一些人，坦白地把自己告诉你，是一种大流量毋庸解码的交流，我因为被信任而感动。

《吾时念》这个名字是杨建西起的，有了出书的想法的第二天就有了这个名字，没有争议。书的整体设计一开始就这样，也没有大的改动。杨建西与我们失联将近四十年，我们在文化层面上没有隔阂。   

除了设计书印书，杨建西还设计了一套茶具，作为聚会纪念品，他夜行千里，亲赴景德镇生产现场的窑上坐镇监制。一升容积的壶代表“一生”，印了学校的大门，也代表学校；四个杯子印了四个班学生的头像，取“一生（升）一辈子（杯子）”之意。他说，壶，还与“福”谐音，有另外意义上的吉利。我觉得牵强，发音不清楚的不是外附人，非得大舌头了，才能把两个音捏股在一起。杨建西和大家同学两年就失联，原本学法语，看来欧洲文化是全废了，弄了一身的国学。

壶和杯子特别可爱，质量也很好，已经用上了。麻烦的是，喝茶的每每拿起杯子就要举高了转着研究，就要问，这个显老的是谁呀？才十岁眼神就这么深刻？这小姑娘俏啊，长大了准好看，她是谁呀？五十年了，认自己都费劲，认不全了。

香山裹入了中国商品市场经济，白天人多如潮涌。这几年跟我问路的人多了，又有人上前问了：大哥，香山的红叶在哪儿啊？我哼哼哈哈。我想说这儿本来就没红叶，就算有，人比红叶多，不如在家里种一棵什么，想怎么看就怎么看。话说出来伤人，就没说。

上午报到入住，拥抱，自助午餐，说话，合影，仪式，听讲话，晚宴，祝酒，给老师鼓掌，唱歌…… 入夜很感疲倦。窗外的香山此时恢复了往昔的宁静，月色衬出的山林轮廓依然是多少年前的样子，入秋了，隐在夜色中的山频频地送来凉意。那一次，我从和平里家中骑自行车到香山，爬上鬼见愁，是鬼见愁上最小的孩子，然后骑车原路返回，晚上照常玩官兵捉贼，没有疲劳，只有自豪。

从二○○四年“大潮”大聚会迄此，过去了十年。大多数人的形象都明显有了岁月的痕迹。时间流逝，逝者如斯，从来令人伤感。不过，我们其实想得不多，我们在一般人都必须做的事情上，一向只会比一般人做得好很多。

我在晚宴前，呼吁学一样乐器。没几个人响应。我再呼吁一遍。

中国历史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缺憾，最值得我们找回来的、我们还来得及找回来的，是音乐。马上拿起一样乐器，什么乐器都可以，别下滑到葫芦丝就成。玩乐器，感官享受，锻炼身体，方便交际，有百利而无一害。

我们同学在一起，老忆旧、喝酒，单调了，也快喝不动了。如果我们合奏一曲什么，或者合奏一个晚上，或者在天安门广场快闪，或者约英国大提琴师和阿根廷排箫演奏家在埃菲尔铁塔下，或者十年后以演出的形式重聚香山，让音乐伴随我们的人生，那我们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正能量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啊。

二○一四年九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