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二

“文革”工作组在附校

杨芳林

“文革”开始时，毛离京南下沪杭，刘、邓经毛的同意向北京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去接替原单位的领导。1966年5月中旬，附校也来了由外交部派遣的以吴化远、江彦为首的十几人工作组。他们起初依靠党总支，把教师队伍一个个排队，分别找出依靠、团结和斗争的对象。凡有群众的地方都会有左中右，对于在阶级斗争中摔打出来的工作组的成员们，找出斗争的对象简直如探囊取物。与此同时，他们号召全校教师深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狠批自己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毒害，更要挖出八杆子打不着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并用大字报贴出来让学生们评论。先是在乐育堂会堂张贴，后又贴到外边一排排的席棚上。学生们除了看这些大字报外，还积极地到处打听某些老师的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并贴出大字报，小字报，开大小会议对他们认为是“重点对象”的老师们加以揭露和批判。有些大字报说某A老师是“大毒蛇”, 另一些大字报又说某 B老师是什么“破烂货”，还有些大字报骂某老师是臭流氓，也有学生传言某某老师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甚至反毛泽东思想，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不少学生还敲着脸盆和簸箕三无成群地跟在某些老师后面喊一些侮辱性的口号。说来奇怪，至今我也不明白学生们对不少老师和职员的各方面底细怎么会那样熟悉，很多情况是不可能从老师们自我批判的大字报得来的。可以说这时学生（尤其是高中学生）因受多年的极左路线影响，很容易同工作组的想法和步调取得一致，即习惯性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教师。平时对学生要求严格而且工作方法欠妥的或被认为欠妥的（尤其是当班主任的）老师们更是首当其冲。高三西语班的班主任张辅仁就是一个可悲的例子。

张辅仁同志，天津人，“文革”开始时大概三十六、七岁，上个世纪50年代末毕业于北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为人忠厚老实，教学效果很好，说一口流利清楚的标准普通话，但比较内向。写一手漂亮的字，却从不以此炫耀。据说他在北师大读书时，曾积极参加鸣放，虽未划为右派，也算是犯了严重错误。从此他吸取教训，多做事少说话，任何思想问题，无论大小，都向组织汇报，且以书面汇报居多。反右到文革，十年下来，档案里的汇报（包括检查）材料一定会集成一大本。他本以为多汇报可以赢得组织的了解、信任和帮助，想不到反而成了索命的神符，成了“漏网右派”的铁证。1959年附中刚成立，他就被分配来教语文，而且后来长期做班主任。他不但教学效果好，对学生们的学习、思想等各方面的要求也都极其严格，常进行家访或以别的方式与家长沟通。对成绩不好又不努力的学生常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包括开班会点名批评及配合家长教育。这一切努力曾得到校领导的肯定，但也为他自己在学生中树敌过多。平时看不出，现在，当学生们在工作组的指导下（每班都有工作组成员），多方面地寻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迫害家庭出身好（即后来称为红五类）的学生的典型例证的时候，那些潜在的敌对因素就被激活成了革命的动力了。当年，解放区土改时贫雇农把土改工作组当作亲人和革命的领路人，向恶霸地主作坚决的斗争；同样，今天红五类的学生们在文革工作组的领导下，要向迫害、摧残革命学生的一贯对党不满的漏网的资产阶级右派们（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分子”们）清算另一笔血泪账了。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张辅仁同志被本班学生揪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1966年6月初的一天中午（约11点半），我从教员单身宿舍楼——新生楼出来，去教职工食堂吃饭，到了前面的院子，正要往西转，忽见一人满脸漆黑，从南面的教室楼（乐育堂）东山头往北我所在的方向狂奔，后面还有几个拿着棍棒、笤帚的学生在追赶，一边追一边嘴里还骂骂咧咧。我一眼便认出那被追的是张辅仁，并且意识到是学生开会斗了他、打了他、还用墨涂他一个大黑脸。我让他跑了过去，拦住了学生们，劝道：“你们先吃饭去吧，有话以后再说。” 那几个学生转身走了，我却转身回到宿舍，怒不可遏（毫不夸张，因为气得手直抖，几乎写不了字），飞快地胡划了几句，跑到食堂去广播（食堂装有扩音器）。这时大概只有一半教师还在吃饭。我广播的内容是：“工作组你们是干什么来的？领导我们搞文化革命就是矛头向下指向老师吗？学生对老师进行人身攻击、侮辱、打骂，用墨涂黑脸符合政策吗？你们为什么不管？你们赶快去新生楼看看张辅仁就知道我为什么向你们提这些问题了。”咳，谁知文革后来会闹成那样？谁知张辅仁会在两个月后和北京成千上万别的“牛鬼蛇神”一道被活活打死？早知会发生后来的情况，我就不会那么少见多怪、大惊小怪地瞎嚷嚷了。当时不少同事为我捏一把汗，怕我犯错误。可不是吗，大庭广众之下，动用宣传工具质问工作组，不是典型的反工作组吗，不是典型的右派向党进攻是什么！？ 我从内心里感谢他（她）们，我曾在反右时因替右派鸣不平而受过团内严重警告处分，深知组织纪律的厉害，但我从小就有爱打抱不平的怪毛病，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自己也很奇怪，从反右到“文革”快十年了，为什么还没吸取点儿教训，遇事怎么还那么狂躁。同事们为我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一是根据历次运动都搞知识分子的一贯做法，二是当时北京很多单位已经在抓反工作组的大小“游鱼”（相当于右派）了，只是我对此消息毫无所知罢了。

外语附校虽在属闹市区的和平门外，但我们住校的老师们，整天埋头四面墙内，对校外发生的事几乎一无所知。其实那些天很多学校——尤其是清华、北大等大专院校——已经闹得很凶，很多师生都因反对工作组而被打成了“游鱼”。住在校外的教师们肯定有所耳闻，但谁也不敢传播这些“小道消息”。 驻我校的工作组当然很清楚这些情况，而且他们也知道学生们在传播不利于他们的“小道消息”。既然群众对校党总支意见大，他们干脆踢开总支，单独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这样就轻而易举地把“革命的怒火”巧妙地引向了校党总支。党总支（校长、书记、教导主任都是其成员）很快就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了。可是这一来，也就没有人替工作组去做具体的事情了。于是工作组经上级同意，就领导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来协助他门工作，并企图以此平息学生们心中的愤懑情绪。这个委员会由什么人组成比较合适呢？学生是主要的，教职员工是次要的。学生们选出的代表是高三俄语班的萧铁塔，当正主任；教职员工选出的代表是我，做副的。还选出几个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委员。我担当这个职务，真是历史的误会.，大笑话！我从不愿跟任何领导打交道，我受不了任何“官场”的约束，我不愿盲从上级而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也不愿对任何人指手画脚，发号施令，一句话：我没领导别人的那个命。我天生是受别人领导的命。

既然被选进了这个委员会，就必须“在其位，谋其政”。同事们既然看得起我，我哪敢不识抬举而犯众怒？工作组为使附校的文化革命搞得热闹些，不致象外面一些学校的工作组因搞得不得力被学生们轰走，于是急急忙忙开了批斗主管学生工作的教导主任阎鑫泉同志的全校大会，以解学生的“心头之恨”。我也是协助筹划、组织批斗大会的人员之一。但没过多久，学生（主要是高三学生）中盛传萧铁塔不够革命，说他家庭也有问题，不适合当革委会主任，说如果继续当，他们将采取行动，同时要求举行第二次选举。工作组的人都是久经政治斗争考验的，立刻嗅出这是什么味道，知道革命的激进分子们来头不小，而萧铁塔的父亲萧三，尽管资格特老，毕竟属文人圈子，天生就比那些高层革军、革干低三等，于是决定“顺从民意”，举行新的选举。结果萧铁塔走人，他的同班同学钟德鲁当上了第二届革委会的主任。教职员工这边呢，仍然象上一届一样，以几乎百分之百的票数再次选了我当副主任。这实际上又是一次误会。我感谢我的同事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但同时我内心的难受滋味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适合做这种工作。时间大约是1966年7上旬。

新的革委会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干了些什么呢？为不使自己显得落后，也分别开了批斗会批斗了附校的第一、二号走资派齐平（校长）和李涛（专职书记）。这时学生中的主要头头与外界联系越来越密切，正在寻找或开辟一条新的斗争路子。与此同时，据说根据上级命令，工作组要求全校教职员来一次“洗手洗澡”，并说明是一次“温水澡”：要深入、要刺刀见红、要决心同旧的自我决裂，即要彻底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并且说明要在学习班上当着同事们和学生们的面宣讲自己的检查。这一声令下，教职员们除了三顿饭外，都在夜以继日地写呀写，可是越写越感到难写，越写越感到害怕：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自己的命运完完全全地交给学生了吗？工作组这一招太厉害了。我和一些比较谈得来的同事聊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也有同感。而且一天之内又有十多人找我说咱们不能这样“洗手洗澡”，否则后果严重。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可拒绝“洗手洗澡”是反工作组的行为啊。我当时的真实想法是：不管怎样，“洗手洗澡”必须拖一拖再说。能拖几时拖几时，说不定形势会起变化的（我的确听到一些别的学校已经很乱了的风声）。我直接找工作组组长吴化远和副组长江彦，说：“大家还没准备好，要谈，就要谈好，得象个样儿。再准备几天吧。”他们同意过几天再开始。上帝保佑，过了几天事情果然起了变化——教职员们不用在学生面前“洗手洗澡” 痛骂自己了！就在非“洗”不可的前一天——1966年7月29日上午，工作组的主要成员和革委会的主要成员（包括钟德鲁和我）都奉命去了人大会堂参加所谓“首都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听了邓、周、刘的讲话，最后毛走上了讲台，没有说话，只挥了挥手，鼓了几下掌。 回校后我们把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都集中到二门内的院子里，听钟德鲁作大会的传达。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和钟德鲁他们还都认为：别的单位和学校的工作组水平可能很低，我校的工作组成员都是外交部派来的，还是有水平的。只要上级领导对头就行了。或者大部撤走，留下几个指导工作也行。但工作组心中有数，几天之内十几个人都撤了，一个也没留，说是“为了让革命师生放开手脚干革命。”当然不论怎样，反正“洗手洗澡”不再提了。

当时附校的教职员工们（包括我本人）对工作组撤走是怎么想的呢？ 我和很多老师、工人聊过天，我们心里都没底，不知以后怎么办，尤其是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包括历史问题）的教职员更是感到朝不保夕，度日如年。他们认为不管是原校党总支还是工作组甚至文化革命委员会，毕竟都算领导，有了领导心里就踏实些。而今什么领导也没有了，乱哄哄的，据说不用具体的领导了，干革命有毛泽东思想就行，而红卫兵就代表了毛泽东的思想。可落在红卫兵手中，能有好果子吃吗？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完全是对形势的正确估计。“文化革命委员会”此时已经不死不活半死半活。没有人下令解散它，偶尔来人找学校负责人，还得去它的办公室，可它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它的主任已经成了红卫兵的头头，领着他的队伍到处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去了。红卫兵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暴露出它政治怪胎的本质。夜以继日地在很多学校煽动革命造反，拉帮结派，炫耀武力，冲会场，绑架人。那支“拿起笔作刀枪” 的造反歌现在想起来还使人毛骨悚然。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的红司令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并且在和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谈话时说不要那么文质彬彬，“要武嘛”，因此宋彬彬立即改名宋要武。三天之后——8月21日夜北外附校的红卫兵将语文老师张辅仁和总务主任张富臻活活打死以及随后的北京打、砸、抄、抓的邪风恶浪只不过是那场“要武”的红色恐怖的开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