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高的高考 好大的大学

杨建西

我从小就一直被动地接受着中国传统的“读书”教育。如此这般耳濡目染、氤氲缭绕，形成了我天经地义要高考，顺理成章读大学的思维定式。

谁知，以革文化的命为发端的文化大革命，先一把灭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资修”，接茬儿挑起了“读书无用论”的幡幌。一夜间彻底颠覆了以往根深蒂固的世界观，那时我做梦都想改变自己“臭老九”的家庭出身，汇入工农兵的革命洪流。七十年代，我随父母从北京下放到云贵山区。在一个布置了写几篇读《毛选》心得的寒假作业后，就再也没开学了——我也不知不觉、莫名其妙地中学“毕业”了。而且很快干起了一份临时工，一天六大毛——我长大成人，我工作啦。更重要的，我是个准工人了，也就快“无产阶级”啦。高考，高考是什么？大学，大学生也在我们班组和我一起“扯呀扯呀扯大锯”（彼时吾乃木工）。那年月，可真是扯到“姥姥家”也没“戏”呀！

在批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时代，我这个劳力者（已为正式国家二级工）常常和一些大学生被抽到队部写两笔文章涂几板墙报。我这个偶然客串一下劳心者的劳力者常卑鄙地为偷得几日体力之闲而窃喜不已。工友们羡慕地说，有文化能写点东西还不赖。我一时又对这种颠三倒四的社会现象感到一种欲寻无着的彷徨。根植于心中的“高考”、“大学”的不死草好像又有了返青的感觉。

很快，不少人读上了“工农兵”，傻冒都知道上大学比在工地窝一辈子强。某年南京大学法语专业来工地招生，本人可是小学二年级就考进“外附”法语班的“专业人士”。尽管那时只知道“manger”五的，可还是在众兄弟的怂恿下，费了翻几座山的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招生的老师。他们很惊讶在这个山沟里还有这块“料”。连声说，快让队里推荐上来。我一听就凉了——支书身旁的团支部正副书记、先进工作者、青年突击手…… 可都在那候着那，别说那时不兴扩招，就是兴也一准没本人的份儿。

粉碎“四人帮”不久，恢复高考。不啻晴天霹雳也！本人可以享受“国民待遇”参加高考啦。

可咱就是一小学生呀。高考，已经能抬头看见了，但它太高，我跳起来也够不着；想考个中专——大学太大了，但又心不甘情不愿，“不死草”还在那窜那。于是，我放弃了七七年的高考——，我得练好弹跳，然后，运气—— 助跑——起跳——摘下高高的高考。

七八年，那真是中国历史非常动人的一年。我带着一年多辛苦的准备，记着二哥（高三西毕业77年考上）对我的谆谆嘱托，揣着祖父留下的老怀表踌躇满志地踏进了考场，不少相熟的人都说我进错了场子。我同监考老师再三核对无误。可一个大的不能再大的错等着我——一个文科考生被分到了理科考场，这就意味着我将要临时改“文”为“理”。一身的冷汗湿透了我全身的衣衫。我急忙冲出去调停斡旋，未果。此时已开考三十分钟，由于监考的老师均系母亲教书的同事，纷纷劝我先考了政治中午再作理论。心绪大败出师不利的我匆匆答完提前出场。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经过三个多钟头汗流浃背坚持不懈地用那种解放战争片中常见的摇把儿电话的联系，总算和远在五十公里以外的县招生办的某干部联系上，苦口婆心殚精竭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到了，人家还是那两句我肯定会记一辈子的话：“备用卷是用来应急的”，“考文科考理科不都是上大学”。结果是我当场摔碎了那时很珍贵的电话机，遂在开考一个钟头后走后门进入考场，带着毫无用武之地的大半腹历史（下午文科考历史）经纶在物理试卷上打了个大大的“X”，奋笔而成一篇声讨官僚主义的檄文（也检讨了我头一天未认考场的过失，但那是来回近四个钟头的山路），告别了一九七八年的高考考场。是晚，我分别给《人民日报》、省教委写了应该很令他们感动的信，但是石沉大海。

后来，成绩出来了：政治60，其它几科均为0。

好高的高考呦， 好大的大学呀！

在经历了一年拿起书本无味弃之不读难耐地摸皮擦痒般地复习，在右手两个手指差点工伤报废的七九年，我又一次参加了高考。因怕耽误考试，我头天下午走了两个钟头的山路认了考场，也没回山对面江对岸的宿舍，借坐（那家没多的床）在山脚下一个朋友家整整一宿。再一次坐在考试的教室里，往事像幽灵一样从记忆里爬了上来，复习过的知识竟像放馊了的剩菜让人反胃。反刍对人来讲是残酷的——整个考试模模糊糊，乏善可陈。

还算被一所省内大学录取，但与我心仪多年的那所名校失之交臂。

好高的高考， 好大的大学。

高考真的高吗？大学真的大吗？

2003年5月10日于深圳三行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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