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

——回忆与几位学生的家长的交往

（一）

鲁宝元

佛教讲究“缘”，人与人相遇、相识、相处，看起来有很大的偶然性，其实那都是缘分所决定的。教师这个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广泛地与人结缘。我在北外从教，到今年的8月，整整有40年了。其间送走了一批批的学生，人数不知有多少了。能与这么多学生结缘，应该说是幸福的事。当教师不仅是与学生结缘，学生都有父母，由此又与无数的家长结缘。特别是在外附任教时期，学生住校，家长就把孩子交给你了。与一般学校老师与家长的关系比，怎么说也不一样。回想起来，我与许多家长的缘分也是弥足珍贵的。

借《和平门》这块园地，我想写写和几位家长的缘分。这期先说说和熊伊瑂同学的父亲——熊德基先生、母亲陈老师的一些交往。记得熊伊瑂同学是小四俄语班的吧。现在好像在俄罗斯工作。多年没有联系了。小学时是个用功的好女生。她的母亲当时做着东城区某重点中学的校长。我总是称她为陈老师。应该是在家长会上认识的吧。因为她是老教育工作者，我是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所以对她格外敬重。大概是同行的缘故，共同语言很多。现在虽然记不起都向她请教过什么，但讨论的好像都是有关教育的问题。每次谈话都使我觉得受益非浅。后来虽然不教熊伊瑂同学了，也还保持着来往。文革中，记得是1973年夏天，陈老师特意到我在马甸桥附近的家里，看望我才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带着相机给我孩子和妻子拍照。之后又洗好送过来，这几张黑白照片我至今仍然珍存着。

熊伊瑂同学的父亲熊德基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知名学者。文革前大概是因为忙，没有到附校来过。文革中，空闲多了，我得以有机会去拜访他。熊先生学识渊博，文史哲兼通。家中藏书丰富。我那时因为无聊，总想学习点什么，所以常常去他家里请教、借书。熊先生总是热心地给我指导。他把自己文革前写的指导研究生的讲义借给我。要我首先了解基本的治学方法。他的讲义写得深入浅出。从如何选题、如何搜集资料、如何考证，如何寻求结论，到论文书写格式等等，非常具体、实用。熊先生的这本讲义使我初步了解了治学的过程和方法。那时候他就对我说，对清史，一般人的了解多是清末的腐败、没落。其实清太祖努尔哈赤是个很了不起的英雄。康、雍、乾几代对建立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一段历史研究得很不够。那时正是中苏交恶，边界发生战争以后，熊先生建议我读读康熙时代中俄关系的史料。他把《清史稿》和许多相关的书籍借给我。那一段时间，我热中于清前期历史的研究，做了大量的笔记。每周都去他家一两次，向他请教。可惜，文革后，由于教学的需要，我不得已而去研究语文教学，放弃了研究清史的打算。近几年有关清前期历史的史学论文、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大行其道。这常常使我想起熊德基先生那时对清史研究的看法，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

文革末期，四人帮猖獗，周总理、毛主席逝世，中国的政治风云激荡。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无不为之焦虑。熊德基先生也是如此。所以拜访中的话题除了谈历史，常常是对四人帮的批判，互相交流一些“小道消息”。那时江青自诩为武则天，熊先生就谈武则天时代的历史，以为江青学到的只是武则天残暴、丑恶的一面。粉碎四人帮不久，熊先生出版了一本评价武则天的专著。我有幸得到了一本赠书。那书的观点其实在四人帮得势时就已经酝酿成熟了。

和熊先生的交往有一件事可以说是缘中有缘。我频繁来往于熊德基先生府上的时候，有时也会碰到他的别的朋友在座。有一次碰到一位朋友，熊先生介绍说，这位朋友是曹雪芹的后裔的亲戚。谈话中知道，曹雪芹的后裔叫曹仪策，是个面塑艺术家。至今曹先生家里还保存着一本曹氏宗谱。熊先生那天说了许多谱牒对历史研究价值的事，大家聊得很投机。能认识这位曹雪芹的后裔的亲戚，对我这个搞中文的人来说，觉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过了没有几天，我去夏录娟老师家串门，夏老师在附校常和我搭班子，她教俄语，我教语文。都教过熊伊瑂。所以我就说起了在熊府认识了一位曹雪芹的后裔的亲戚。夏老师的爱人冯其庸先生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也是我常常请教的学术前辈。他那时正在研究《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对这一消息大感兴趣。就托我尽快和熊先生的那位朋友联系，想去拜访曹仪策先生，看看那部曹氏宗谱。熊先生的朋友也是热心人，经他介绍，在护国寺剧场旁边的一个四合院的小房子里我拜访了曹先生。

其实曹先生在民间艺术界早就大名鼎鼎。号称“面人曹”。他做的面人小不盈寸，但是人物的须眉、五官清晰，表情生动，衣冠、袍服具备，栩栩如生。装在绘有背景的核桃壳里。欣赏时要用放大镜。他的作品早在文革前就蜚声中外。作为曹氏后人，我觉他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大家风范。令人一见而生敬佩之心。他说愿意结识冯其庸先生，但由于家居狭窄，不便待客，相约和我一起去冯府见面。那天我参观了曹先生珍藏的自己的许多杰作。“桃园结义”、“林冲夜奔”、“黛玉焚诗”，个个有情有景。我惊异于他的巧夺天工的技艺，更惊异于他深厚的文化功底。后来曹仪策先生和冯其庸先生见了面，带了那册宝贵的曹氏宗谱。再后来，冯先生对这部宗谱详加考证，写出了《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在红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两位先生也成了好朋友。再后来，冯其庸先生和熊德基先生也见了面，大家成了朋友。顺便多说几句。在结识曹先生以后，我又曾多次拜访他，有幸亲见他雕塑面人的过程。记得他的案几上放满了各种颜色的面团。随着他手指的运动，首先用白色的面捏出人体，插在竹签上。然后用象牙做的小钎子塑出五官、须眉。再用黑色的面做出发髻，再用彩色的面抹成薄薄的衣饰，一件件贴在人物身上。内衣、外衣，一丝不苟。整个过程令人眼花缭乱。不一会儿，一个精致的古代人物就活生生地立在你的眼前了。

言归正传，再回到和熊德基先生和陈老师的交往上来。1977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像熊德基先生这样的学者，陈老师这样的校长，都忙了起来。我的研究方向也转向语文教学，写书，编教材，然后是几次在国外任教。开始时是彼此都怕打扰对方，减少了联系。时间长了，不经意中就断了来往。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一直没有去拜访过熊德基先生和陈老师。学生聚会，我都没赶上，连熊伊瑂同学也一直没见到。但时时我又记起他们。每当翻开照相簿，看到陈老师拍的照片，总是对女儿和妻子说，这还是熊伊瑂的母亲陈老师给拍的呢。

我由熊伊瑂同学而结识她的父母熊德基先生和母亲陈老师，又由熊先生结识了曹仪策先生的亲戚，进而又结识了曹仪策先生。而曹先生又由我而结识冯其庸先生，然后是大家成了熟人。说来不可思议，其实就是“缘”吧。我们的人生正是由于这些无数连锁的“缘”，而得以丰富，事业得以发展。所以尽管后来和那些曾经知遇过的朋友未通音问，但我一直是没有忘记这些珍贵的缘分的。

2003年夏匆匆于致远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