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彭光

黄建滨

　　和同学们建立起联系后才得知我们的同班同学中已有四人去世，其中有彭光。他这么一个精力旺盛、充满活力、充满理想的人竟如此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令我痛心不已。

　　小学时他个子较高，喜欢运动，喜欢穿一双回力鞋，走起路一跳一跳的，因此我们给他起的外号是“弹簧鞋”。文革前他不太突出，学习大概和我差不多，属于中不溜秋的那种。我和他个子相差很多，他体育好，我体育差，但我和他关系不错，大概因为我需要他的保护吧。文革中他表现相当积极，对文化大革命充满热情，对不良现象疾恶如仇（这在文革前就是如此，并非文革的熏陶）。早早地就加入了红小兵（复课闹革命后我们还是小学生），对班上的落后分子批评起来毫不留情。由于停课期间我完全是在玩，因此复课后我的学习也就很一般了，对运动也不感兴趣，更无批判他人的热情，和胡志强、冯大兴等人一起属于不活跃分子，我们暗地里把那些红小兵们叫“片儿汤兵”。不过我们与落后分子还有一定差别，因为我们在班上并不捣乱，因此班干部们把我们列入可以争取的对象，并专门对我们进行传帮带。由于以前关系就不错，彭光和我结对，对我进行重点帮助，他也因此对我更为关心，经常跟我谈心，和我一起玩。我还到他在礼士路的家去过几次，一起在小院里踢足球。我逐渐被感召，消极话说得少了，到了中学还写了加入红卫兵的申请书，记得在班会上也曾不痛不痒地批评过一些不良现象，这一“进步”现在看来可笑，但在当时还是受到了表扬，这当然应归功于彭光的帮助。

　　他对我的影响何止如此。尽管我在外附时没能加入红卫兵，但到了河南，由于我学习成绩一下显得突出起来（河南初中为两年，我在外附一已上初二，但父母觉得我基础一般就给我报了初一，结果我的同龄人在那里都是读的初二。其实我在外附学的比景山中学的初二的还多，他们初二连负数都没学过。结果这又影响了我的一生，因为如果我去就上初二，我就可以在70年9月毕业了，说不定就当兵或工作了，当时部队的子女还是受照顾的），受到老师关注，居然做了班干部，后来在1970年底在河南确山二中（文革中改称新安店中学，但二中名字一直在用）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里是农村小镇，没怎么受到文革冲击，红卫兵运动很快就过去了，团组织基本没有断，现在想来真不可思议，他们可是在京广线上啊！）。

　　之后1971年2月我随父母回到了四川。我尽管初中没毕业，但已读了两年半初中，所以经与宜宾五中多方联系，加上我是共青团员，他们就录取了我（当时是根据生日，凡71年4月1日未满16岁的均可报名，而满16岁的必须上山下乡。瞧，历史就是这样的在跟人开玩笑）。结果我成了当时学校里唯一的学生团员，后来发现我的学习也很好，比那里所有上完中学的学生都好（后来恢复高考，我是两个班100余名学生中唯一通过高考考上大学的，由此可见外附对我的影响），因此受到重视是当然的。当过班干部、班和年级的团支书，学校团组织的干部，还出席了宜宾市共青团代表大会，算是辉煌过一阵。

    可以说这一切都与彭光的影响和帮助有密切的关系。可这一切他都无从知晓了。呜呼！

    和外附的同学恢复联系后，从同学们那里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俄语班的宋协民有一次到杭州出差，找到了我和彭光的弟弟。我们一起谈了很久，谈到彭光，真是一言难尽。他的理想，他的才华，他的奋斗，他的坎坷，他的慷慨，他的刚强，他的疾恶如仇，他的英年早逝。唉，我们又失去了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战友。

    愿他的灵魂安息！

　黄建滨，原名黄健滨，1964年小三，法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