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夏天，学校搬迁至外语学院西院，军代表决定，用人搬。
我们十四岁，每个人搬运几趟，每次搬运一个桌子。
从和平门到魏公村，二三十几里路，穿了背心裤衩徒手走，于今也是非常之举，而我们是负重，是夏日炎炎烈日之下的负重长途运输。
搬运一张床事是容易的，单人床两个人搬，一前一后，脚底下不磕绊，床重，吃力，但不过是走走停停，可以办成的事，只要不计较时间。
搬一个五十年代生产的课桌却非常不容易。
桌子下面有横撑，迈不开步子，抱着桌子一步一趔趄，走不了几步。换一种方式，桌面向下桌腿朝天，抗着，我们人小，手够不着桌子腿，扶不住。再换一种方式，斜挎，也不行，桌面老打开，另外桌子太重，前后倒，挎不住。
我们只好头钻在桌子下面，用脖子抗，好像当年北京城里的窝脖儿。这样的姿势，人脸朝地，看不见前面的路，只好走几步，使劲抻一下脖子，挣扎着看看路。
我们是学校的最高年级，还有三年级的和我们一起搬，加起来一共几百人。
我们从和平门出发，走音乐堂，拐上长安街，一直向西，到了钓鱼台路口向北，到白石桥，从白石桥继续向前。
几百人，男男女女，散布在沿线几十里路上。
当年的老百姓都忙，都没心思，都胆小，放在今天，我们这样的壮观场面，全世界都会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