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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里通电话时得知，刘惠杰在找我，要我在加拿大的电话。我想我不在国内，怎么可能参加入学40年纪念呢？失去这样的一次机会，真是可惜。一晃40年过去了，人生最辉煌的时间。当时我们可都才9岁，还什么也不懂啊。现在却都是已经半百的人了。附校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五年的经历至今无法忘怀。惠杰兄说该写点什么，他们办了个网站可以发，让大家了解。他还说他写了关于我的一点儿什么，也希望我贡献一点儿。还好，在加拿大作访问学者，时间相对比较充裕，不用像在国内时那么忙忙碌碌的，可以奢侈一下，回忆一下过去的岁月。
想当初考外附，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是父母说这么多人都考，硬把我拖上考场。没想到一考就考上了。当时玉泉小学（解放军政治学院自己办的小学）二年级有三个班，最差的数我那个二班，老师被学生气得哭过多少次。可就是这个班，一下考了三个，另外两个班一个都没有，真把班主任老师高兴坏了。另外两位是伍满满（法语）和吴小勇（西语）（听说他们现在都在美国）。笔试后就剩了我们三个。后来还有口试和体检，这时候才知道自己有点近视（0.5和0.9）。
可拿到报到通知的时候，我们家还是吃了一惊。毕竟是住校，而且关键是要交伙食费（每月10元）。当时我家刚从张家口搬来不久，母亲为了进京，不得已放弃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因为母亲当时在张家口一人要管四个孩子和我的祖父和祖母，她受不了了。结果是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就很紧张了，父亲只有90多元的月工资，养活8口之家已经很困难了。但父母的同事都劝他们要让我去外附，因为那毕竟是一所今后可以找到好工作的学校，记得当时的招生说明说今后可以直接升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到外交部门工作，这在64年可是了不得的肥缺呀。父母咬咬牙还是带我去报了到。记得当时在西单转车时碰上了也是去报到的李建军，而且还同是法语班的。第一次离家单独生活一切都很新鲜，也不记得当时想不想家了。最初还是父母来接，后来父母和其他部队单位的人联系上了，就搭他们的车回家。
我当时的个子很小，在班上大概是倒数第二或第三，到了五年级好像还只有1. 3米的个头（只是到了13岁到14岁时才长个，一下子蹿到了近1.
7米）。所以就只能坐第一排了。记得因为个子小，很得那个法国女老师的喜欢和照顾。不过我这人从小就不太求上进，本来在玉泉小学在班里算好的吧，到了这里，比我好的有那么多，根本没有信心当最好的，不过还算是用功，成绩应该还算一般。只是后来到了河南，回了四川，才发现自己是很好的，这当然是应该归功于外附的。
当时学法语，哪像现在什么听、说、读、写、译一起上，当时就是听和说，根本没有写的事，更不要说语法了。不过背法语动词变位表可也够受的。算数和语文也上，和其他学校没什么两样，而且语文上的应该比其他学校还多还好，因为当时上面怕我们这些小鬼长大不认祖宗。所以我的拼音非常的好，至今在电脑上打字用的是全拼，速度也很快。但很可惜的是文革一来我们的学习就中断了。后来较早地恢复上课，但学的都是万岁、打倒一类的东西，对语言学习没有什么帮助。离开了说法语的环境，我的法语就逐渐忘掉了，高考口试时还依稀记得字母表和国际歌，就唱给老师听了。而至今则已差不多是全都还给老师了。到了渥太华也只能听懂merci等极少几个法语词语。
但从小学习语言的经历却为后来的外语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在高中时学英语，根本不费力。当时是文革期间（71-73年），学外语仍然不受重视。我其他课程很好，但并没用功学英语，可考试我总是全年级第一。记得有一次老师叫学生上黑板写单词，没人写得出几个，叫到我，我根据老师的读音，硬是把一个黑板写满了，只拼错了一个词。那次经历在当时当地曾轰动一时，也使高中的同学和老师认识到我的外语水平了（拿现在的标准来看其实是很低的，整个高中才只学了400词）。但高中毕业四年后考大学时，人们仍然认为我该考外语。正是在他们的鼓动下，我用了近两个月时间就把忘了四年的英语学起来了，学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六册中学的英语课本。背了那上面的所有单词和课文，做了所有的练习。考试下来居然有60多分。当时我并不清楚英语成绩不记入总分而只作参考，如果知道，我恐怕不会考外语。能顺利进入四川第一学府—四川大学应归功于我的其他文科成绩。可笑的是我高中时数学非常好，高考时却只考了30多分。我的第一志愿是经济专业，当时自以为数学好，没怎么复习。不过考后就知道两个月的精力主要花在英语上是吃亏了。因为如果数学成绩提高一些的话，我可能会进我的第二志愿—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了（那年四川高考根本没按志愿录取，完全是按总分排队），更早地和外附取得联系了。
我离开外附是1969年国庆后，当时在林彪的“一号通令”压力下，各驻京部队单位都尽力把家属等赶走，我父亲已于68年去了河南的一个干校。当时母亲匆匆办完手续就带我们一家到了河南。到了之后，父亲的战友觉得我这样的离开外附太可惜了，今后前程可能就没了，所以又带我回北京到外附，看有没有办法住校（文革复课后有几年没有住校），但学校说我必须在北京有亲戚才行，这样我就又回到了河南，永远地失去了在外附学习的机会。
在河南时我一直和同班同学如刘惠杰、胡志强、彭光、冯大兴有通信联系，了解高他们在苏州街新校区的全新面貌，学习生活那么有趣，真为他们高兴，也真羡慕他们。一年多后，林彪再次发难，1971年初，我父亲被逼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我们一家就回到了故乡—四川。我所在工厂的中学没有初二（全宜宾都没有，当时刚恢复初中招生不久），如果上学我得上初一，和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同学，可我已上了两年半初中了呀。从北京外附跌到河南，在跌到连学都没得上，今后何去何从根本无从谈起，反差之大，让一个未满16岁的孩子如何承受。我实在难以适应这样的巨大变化，意志消沉到甚至连家门都不出。刚到四川还曾与刘惠杰等通过信，后来哪还有心写信。后来宜宾恢复高中招生（这在全国，就是四川也是相当早的），我有幸进了高中，心情逐渐好起来，才又想起与外附同学联系，但他们是读大学的读大学，工作的工作，从此联系中断。直到1996年底我在教育部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后，才在与法语组的薛建成老师交谈中谈到我也曾学过法语，还是外附的。经他多方打听为我找到了刘惠杰的电话。我也从此又和外附联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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