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八
和英语“小三”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杨芳林
1971年春节过后，我从新侨饭店回校后不久，学校分配我到英语“小三”班任该班班主任并教英语。所谓“小三”，就是1965年秋入附校小学三年级学习、到闹“文革”时是三年级下学期的小学生。这些年一个个都长成小伙子大姑娘了。按年龄已是初三的学生了。但光长年级不长学问，我们这些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师的，真是忧心如焚，不知如何是好。更糟的是，家长、老师对他们的殷切期望常常得不到响应和回报，不少学生因受“文革”流毒的影响太深甚至把老师的良苦用心当成管他们卡他们压他们的手段，视老师为敌人。我去之前，班上纪律作风已经因前任班主任的大力整顿而有所改观，英语学习方面也经我们英语组的几位老师的刻苦努力而有了不小的进步。当然我到这个班工作还是任重而道远，我决心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工作和教学，使学生们在各个方面都能取得更大更扎实的进步。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我的干劲真够大的：做一个需下大力气整顿的班的班主任、又教这个班的英语课，还要编一本英语教材供下个学期使用。这么多这么重的工作照理至少应由两个人去做。另外还要参加教研组和年级组的一切政治学习和会议。更使我负担加重的是，还象前几年一样，经常发表“最高指示”和重要社论，这就意味着，学生就得停课学习，谈学习这些文件后的感想和体会，并在班会上表示争取进步的决心。我，作为班主任，就得成天陪着学生学，为指导他们，为能多扯几句，还得“预学” 、多学。
我们这个班还真不错，他们究竟是全市挑选来的，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和错误，改起来也快，各科学习（尤其是英语学习）进步很明显，到后来简直一个赛一个地学。我编的教材相当难，但还要另加补充材料，否则“吃不饱”。作业呢，根本不用我操心。我只管布置，他们必定完成。我常教他们写“有控制”的作文，即规定写某种内容，大概字数，可以自定题目。我把可能需要的单词、短语和句型甚至一些句子抄在黑板上，供他们写作时参考。有时我把含有重要句型或内容的几句话写在黑板上，要求他们适当地用在自己的作文里。多年后他们中有人告诉我，在大学做作文时还拿这些东西作参考。他们肯学，我教起来也有劲，早晚自习经常到教室，他们有问题我解答，他们没有问题我会问他们，促使他们多动脑筋。我还在百忙之中让蔡金彪、于德社二同学帮我办了一张英语小报，不定期，可能一周一期，也可能两周。每期三、四页、五、六页、七、八页不等，大大丰富了他们的学习生活。平时我常找学生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教导他们怎样正确认识社会、怎样正确对待老师（尤其是“有问题”的老师）和后进同学、怎样正确对待自己，怎样正确对待有各种背景的家庭，因此学生们和我的感情十分融洽。
那些年学校还保留了“文革”前的好做法：每到年底都要举行“英语晚会”。我记得我们班曾上演过一出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据说是反映美国劳动人民贫困生活的英文剧本。主人公是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孩子（由陆强同学饰），成天夹着个破麻袋捡破烂，累得够戗还吃不饱穿不暖, 似乎比中国解放前的城市贫民还贫困。那个剧本可以说是我们一些人闭关锁国、不懂外面世界的一相情愿的胡编乱造的产物。当然作者也可能明知自己胡说还不得不这么写。这个剧本真是不该用，可是不用它用什么？谁能编个更好的？谁敢让美国人的生活强于中国人？英语老师们明知不对，也少说为佳，反正骂美国怎么骂也不为过。再说，我们一直鼓吹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不把人家放进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解放？
跟“小三“英语班两年，学校内外干了多次体力劳动。其中有一次特殊的劳动，是1973年夏到首体为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服务。赛前几个月我几次找学校领导说明去服务的意义，经同意后我便到首体找有关负责同志——一位姓闵的中年人，向他“推销”我们的班：纪律好、英语好、身体好、觉悟高，迫切需要使用学了多年的英语为邀请赛出力。开始人家实事求是地说：”能有会说英语的学生来帮我们，真是求之不得。但我们怕学生们造反精神强，不听话，瞎捣乱，还是少惹麻烦的好。” 我来后又去了两次，向人家把学生一个一个地作了详细介绍，并保证不会出任何问题，人家才勉强答应。可是学校这边又使我为难：我们班三十几名学生（多一半是女生），这一去就得两个多月，学校不派任何人帮我，让我这个班主任唱独角戏，他们说信任我，相信我一定会圆满地完成任务。我有什么办法？麻烦是我自找的，事已如此，我还能不去么？只能带着学校的信任去做一项生疏的易犯错误的体力加脑力的外事服务工作了。临去之前我还开了几个夜车编了一本英汉对照手册，其内容包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等政治口号、几条毛泽东关于国际主义的语录，当然重点是吃喝拉撒睡及治病等生活用语以及乒乓球运动的用语和词汇，后面还附有亚非拉各国国家名称和它们的首都名称。到了体育馆人手一册，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光发下去不行，还得抽空教一些难句子。他们真不简单，在很短时间内，把最常用的东西背得烂熟。
离邀请赛还远呢，像跟人家说定的那样，我们愿意做一切为邀请赛服务的活儿。可是人家分派给我们的第一件事就被我挡了回去。事情是这样的：首体处处又脏又乱，上下里外的千百扇窗子几乎脏得不透明了，馆外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人家看我们的学生们个个活蹦乱跳，身手矫健，自然想到擦高处窗子的任务非我们莫属。当首体办公室向我提出擦高处窗子的要求时，我立即请他们换一个工作，比如拔草什么的。我说：“我们从未擦过这么高的窗子（首体顶端可能有六、七层楼高），学生们年纪小，做事毛手毛脚，有安全带也很危险。万一摔死一两个，咱们负不了这个责任。邀请赛是喜事，万一喜事未办先办丧事，体委也要追究责任的。” 于是他们改派我们拔草。这件“脚踏实地”的活儿我们干得非常出色，一天要干七小小时，成天大部分时间汗流如雨，但精神饱满，毫无怨言。草拔光了，又去擦地板和墙壁。体育馆内的地面没有
虽然活儿很累，我们的心情却是愉快的，学生之间有了矛盾或对我有意见都能及时地在生活会上或会下提出来。伙食比学校好得多，菜的味道也好，主食不定量，后来连很好的菜也吃不完。干活渴了开水、汽水随便喝。。我们住在离体育馆不远的西苑饭店。房间挺宽敞，楼道有公共浴室和公共卫生间。 所以后来邀请赛结束时不少同学脸都养得圆圆的
九月，盼望已久的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开幕了。我们天天忙碌在馆内外，布置、整理赛场、引路、看球、聊天、看病、陪运动员们练球、反映运动员们的要求、意见和情绪。别看我们的学生小，不少人球艺相当高，不要说我不是他们的对手，连不少来比赛的运动员也不在话下。很多国家的运动员的球艺也就是中国初中生的水平，他们纯粹为友谊而来。再说往返路费，在北京比赛及赛后在中国参观游览期间的一切费用全由中国老大哥包了，中国另外还赠每位两套球衣、两块双喜球拍、一打双喜乒乓球，人家干吗不来？说到这里，不由想起一件使人泄气、难过的事。比赛期间举行了一次大型宴会，中国宴会的饭、菜、酒水之丰富举世闻名，这次宴会也可想而知。宴会还没散，有一位山东籍的运动员就出来了，我问他怎么出来这么快，他对我说：“俺吃不下去。一见这么多好饭好菜俺就想起俺爹俺娘。他们在家缺吃少穿，可这里鸡鸭鱼肉乱扔，俺止不住要淌眼泪，怕人家瞧见，我还是快点出来让眼泪淌个痛快。”说着说着又呜咽起来。
我在几个星期的比赛期间，随时随地地鼓励同学们多接触外宾，甚至要没话找话说。我在开始几天常常为他们创造条件，如把一些英语讲得较好的运动员介绍给他们，让他们好好谈谈，或者我会硬拉一些不好意思的女生到一些运动员中间聊聊天，问问对我们的管理与服务工作有什么意见、谈谈中国情况和他们国家的情况，等等。一星期之后我们的工作大见成效。不仅该干的活儿做得干净利索，外国人也说有了这些小翻译他们方便多了，有人说说话也感到心情舒畅。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一次我们的同学和外国人交谈时，山东一大学来实习的大学生们听到这些孩子们英语讲得这么流利，便自愧不如地走开。有的还曾偷偷地问我们的一个学生“你们学几年了？” 我们的学生说“八年。” 他们舌头一伸，不再说话了。
在首体服务的两个月，学生们在思想、学习和对社会的认识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回校后更加朝气蓬勃地生活和学习，可以说毕业时没有一个差的。尽管那时高中只有二年，毕业后还要插队下放，不能直接升入外语学院，但人人心里明白：知识学得越多越好，迟早总要升学的。果然几年后我班人人都进了大学，毕业后的这些年在国内外重要工作岗位上干得都很出色。
一晃30年过去了。30年象一滴水，滴在时间的长河里，无声无息。但我却在这30年里无数次想起过、梦见过“小三”英语班的学生们——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他们亲切感人的话语、他们受表扬时的略带羞怯的高兴神情以及受委屈时的气恼和眼泪；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朝夕相处两年之后的告别班会上的动人情景。那是他们为我送行：他们下学期将升入高二，我却不再随班了。班会两个小时，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流泪，不少人同我说话甚至泣不成声，那个难分难舍的场面，很难想象是师生在告别。他们还赠我一本漂亮的日记本，里面写满了祝福的话语和向我作的保证。我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几十年了，每过一段时间我就要拿出来看一看。每看见一个名字就想起一张天真可爱的熟悉的笑脸——这本日记本无数次地把我带回到30多年前的快乐时光。
是的，和“小三”英语班在一起的两年是我永生难忘的快乐时光。什么时候我才能和全体“小三”英语班的同学在一起重温这段快乐时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