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同志:

   首先请代为转达对校友李建国英年早逝的哀悼。并请代为表达对他亲属的慰问。

   稿件放置的时间越长,就越会发现更多的问题。有些虽然是事实,但更应不言而喻。原谅我将原投稿再次改动如下:

老师和我

杨小松

    记得,当年外附的外语老师皆来源于外语学院优秀教师,外交部翻译及外语学院刚毕业的学习尖子。我高一入学遇到的第一位俄语老师马秀芹就属于后者。以她当时一口标准甜美的莫斯科音,她原本可能分配到中央电台做播音员。但她选择了作教师—教书育人。

 20出头的马老师端庄,秀丽而又温柔。对学生很有亲和力。她刚刚跨出大学校门,教学经验不足,但有高度的责任心,工作勤恳竟业。每天除了课堂授课,早自习与晚自习,我们的教室里也常离不开她的身影。对于调皮的我,马老师更是时常给“上小灶”。晚上,伴着她宿舍悠悠的台灯,马老师常诸词诸句地教我朗读俄语。在她的耐心教导与帮助下,我增强了学习兴趣与信心,学习成绩逐渐提高。我至今仍能吟唱的所有的俄文歌曲是马老师教会我的。我今生看到的第一场俄文版电影《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青年时代》是马老师代我去的。此外,和她在一起,我还得到了一种额外的精神享受。那就是花朵儿沐浴到阳光雨露一样,父母在外地工作的我,感受到马老师母亲般的关怀与慈爱。

   升入高二,我们换了俄语老师。马老师仍然关心着我的俄语学习。得知我俄语升学口试得了5分,她轻轻地捏着我的大腮帮儿,别提有多欣慰喜悦了。不久,在我们高三同学几将踏入外语学院大门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了。我们当然不可能立即意识到,那对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究竟是幸运还是灾难性的转折与变故。正当我天真而又忘我地投身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风口浪尖儿”上,我的马老师,她可也仍没有忘记我。她把我拉到一边,态度坚决地说“红卫兵组织不符合十六条,小松,你应该赶快退出!”我当时却正在“革命大批判”,“大串联”的兴头上。虽然,对当时红卫兵中有些人(以及后来各类形形色色造反派的)的过激行为,甚至随之出现的对无辜者的粗暴残忍的行径,我和其他许多同是红卫兵的同学一样,内心也是很反感抵触的。但是,当时的自己就《红楼梦》中的焦大不甘出走贾府一样,我也是不会听从马老师的规劝,立即脱离红卫兵的。我回答马老师:“请您放心,我一定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事后回想,当年马老师所要表达的决不单纯地只是劝阻我参加红卫兵。她作为一位青年知识分子,无力扭转整个社会的越发混乱的局面。她不得已惟有阻止自己心爱的学子,不要参与伤天害理,违法的事情。在那非常时期,马老师敢于找我,劝我,敢于对红卫兵说出“不”字。真可谓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啊!每当我回想起我们那次对话,对善良,正直又勇敢的马老师不禁心中充满由衷的敬佩与无息的思念。

   许多年来,每当听到播放出我所熟悉的前苏联与俄罗斯歌曲的旋律—“共青团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梅花儿开”…我心中都会怦然回想起,是马老师教会我们的这些优美动听的俄文歌曲。这些歌中所表现的年轻人特有的昂扬斗志与浪漫情怀,在我人生的各个时期与境遇中,都感染着我,激励着我。这些歌,我从沸腾的校园唱到广袤的北大荒原野,唱回到喧嚣的首都北京,又唱到我那从少女时期就魂牵梦萦的莫斯科。(我凭着马老师及其他外附老师给我打下的高中俄语基础,业余强化学习,终能协助与促进所在的化工研究单位与俄罗斯方面的科技交流,并得以有机会两次出差到莫斯科。)

   90年代初,我携丈夫女儿全家探望身患重病的马老师。那时的马老师显然已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她见到我,没有惋惜抱怨自己命运的无常与不幸,而只是感叹自己拖累了丈夫,使之不能在国家最需要时出任外交使节。后来,大概是按马老师的意愿,在她去世时丈夫仍出使在俄罗斯。临终,夫妻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这就是马老师他们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永远是事业第一,他人第一。马老师,您过早地离开了这多姿多彩的世界。马老师,您永远是我生活与做人的榜样。我会将您永远铭记在心中!

2004.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