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的传说

刘惠杰

1978年到1982年，我在中国驻马里使馆担任大使翻译。除了北京，我在西非呆的时间最长，在中国人群里，可以大大方方地说一句“我们非洲”什么的。

非洲其实可以切成几块。撒哈拉沙漠以南，居民多是白种人，和欧亚大陆的联系更多一些，很多国家的外交部把北非从非洲剥离，和西亚合并在一起，算成一回事。埃及人，有时候说自己是非洲人，有时候说自己是阿拉伯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非洲人自己有“黑非洲”一说，把黑人非洲和白人非洲分开，也是因为自己没有选择。

将非洲的北面切掉。

南部非洲一直被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曼德拉上台，才彻底改变。南非的地理、气候和物产在非洲处于特别优势，罪恶的种族主义者的管理机构没有了罪恶的种族主义者，也给国家留下了一些可用的经济基础。整体地看，和“黑非洲”又明显不同。

将非洲的南面切掉。

非洲的中段，是“黑非洲”。

所谓“黑非洲”，是说黑人居住的地方。其实黑与黑是不一样的，问一个画家，他能区别十几种黑，墨黑、珍珠黑、碳黑、烧碳黑…… 黑人从属于很多部落。部落不同，且不说语言不同，风俗不同，长相就不一样，高矮、肤色，鼻子，眼和嘴都有明显差别。世间没有丑陋的颜色，按照中国人的审美，马里姑娘当中有很漂亮的。

将非洲中段在中间竖着切开，东面多是英语国家，西面多是法语国家。

英法两国不一样。英国是一个岛国，法国是大陆国家。英国纬度高，和斯堪的纳维亚是邻居，谈得多的是雨雪，都知道英国的呢子好，因为需要。法国南面濒临地中海，露天酒吧多，夏天每天要午睡。英国曾经以世界为己任，澳大利亚本来是个流放囚徒的地方，后来也建设得不错。美国的历史也有相同的意思。法国人的责任心就差些，能拿走的就拿走，拿不走，再说。管不了，也不愿意管。

因为殖民时代的缘故，非洲的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有大的差异。有人说英国在东非“养鸡生蛋”，法国在西非“杀鸡取卵”。

非洲中部的西部又可以分成上下两部分。下面的加蓬、喀麦隆等几个国家有森林，有石油，还有金子，建设不建设，卖资源就成，坐着收钱，一切现成，日子过得不坏；上面的国家接近撒哈拉，统称“萨埃勒”地区国家，气候恶劣，物产贫瘠，经济基础薄弱，是人类生存环境最残酷的地方。

说话不能感情用事，世界这么大，不过就是去过几天马里么，怎么三句两句地，就说成了世界之最了呢？

根据IMF或者世界银行统计数字，1978-1982年间，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一个是孟加拉，一个是马里，两个国家倒换，今年你第一，明年我第一，记得是年100美圆的样子。孟加拉从东巴而来，建国不久，在恢复和重组时期，不然也不是我们马里的对手。

非洲的地图好象一个人骷髅的侧面，我们西非最不富裕的地方在骷髅的后脑勺下方，应该是人平衡运动的部位。

我们西非，称毛里塔尼亚为“毛塔儿”，毛塔儿，加马里，加几内亚，是三个尼克松访华之前建交的老馆，流传下来的故事最多。

马里的事多而生动，另说。

去过毛塔儿，沙漠中的国家和城市。听中国使馆的人说，中国人正在努瓦克肖特修港口。努瓦克肖特沿海都是沙，不是修海港的地方。别人看看，说不能修，都走了。中国人特别，你说不能修，你是帝国主义，你是修正主义，你不是老殖民主义，就是新殖民主义。于是开工修海港。然而沙子不知道什么主义是什么，你挖，我就塌，你挖多少，我塌多少，你挖的猛，我塌得快。于是打桩，几十米的钢桩，打了一根又一根，打了几百根，桩子站不住，也不济事。我去的时候，正没办法。

工程暂时停下来，工人们闲，在海港钓鱼。下鱼钩，数一二三，提杆，肯定不空，一尺多长的大鱼，活蹦乱跳。后来根本不用鱼杆，直接用线拉。钓上的鱼好象变质的胶皮，不能吃。钓鱼的乐趣，一是和鱼斗智，你琢磨我，我琢磨你；一是有经济收入，一条鱼，好多钱。这么着扔下鱼钩就有鱼，有了鱼没有用处，实在是没意思透了。钓上来的鱼，留着就臭了，污染地方，于是扔回海里。后来发现可以比赛看谁扔得远，谁的鱼谁扔，或者我钓的鱼你扔，你的我扔，好不容易，找了一点儿意思出来。

在达喀尔见到几内亚使馆的人。

他们每三个月，来达喀尔采购一次。开一个比较大的中面来。买鸡，买鸡蛋，买猪肉，牛肉和羊肉，见什么买什么。放在塞内加尔使馆的冷库里，买够了，装车，一定装得满满当当的，拉回去，吃三个月。吃得差不多了，再来买。使馆其它采购，比如酱油醋卫生纸，从香港来。在科纳克里当地，买不到东西。据说，几内亚使馆在海边，条件不怎么好，四周是铁丝网，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冷库。

方卫平讲中国外交官辛苦，在这里有很多真实性。

当时在几内亚执政的是塞古·杜尔，中国人的伟大朋友，在西非是社会主义的最大鼓吹者。后来见到过这个人，说话底气十足，极有煽动性，在公众场合，一定要群众应和：“你们要不要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呀？”“我们要！”重复几遍。然后热烈鼓掌，鼓声大作，女人们又一阵臀乳狂舞。

中美关系融化，在非洲的中国人多了起来，人的思想也非常缓慢地活跃起来。

有一天，从上沃尔特了几个灰色的英国吉普，是在瓦加杜古工作的援外人员，和我们这里的工程人员一样，穿着洗褪了色的兰色工作服，风尘仆仆，一脸亢奋。当时通讯落后，我们马里和他们邻居，但是绝没有往来。他们居然通过和国内通信，在地球上经过几个人，转了几个圈，知道我们使馆里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驱车几百公里，来和我们借电影片子！

虽然是大老远来的人，我们也犹豫，是借还是不借。

我们没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们有《刘三姐》，也是爱情，也有美丽的黄婉玉，我们的公务员动辄就是，藤缠树是生活的原则问题。可是，大家的生活一样非常枯燥，我们在实在找不到可看的电影的时候，《刘三姐》是周末的最后解决方案，是我们的镇山之宝。

巴马科的人不点头。

瓦加杜古的人和我们商量，他们车上带着《小花》，里头有刘晓庆，刘晓庆比黄婉玉怎么样？可以交换，谈判艰难。

我忘了最后是什么结果了。可能有妥协。但是，《刘三姐》没有借出去，没有借出去就更显着珍贵，后来加场几回放映。

有六十年代初去过西非的老外交，八十年代初就地重游，说还是原来的样子。

说话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我们西非有了多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