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七  

不寻常的经历：在新侨饭店

杨芳林

　　为工农兵“送知识上门”是“文革”期间学校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1970年秋，我校组织了几个师生混合编成的教改小分队，分别去了京郊田村和城里新侨饭店等单位。任务是帮助所在地的群众或学生学习外语和一些别的知识，同时通过和所去单位的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习他们的优良品质，更好地改造自己。我被分配去新侨饭店。我所在的这个小分队除我之外还有一位教西班牙语的郑丽丽老师，另有英语、西语学生各三名，都是原小五的，那时应为初中毕业。没有高中可上了，只得去和工农兵结合锻炼自己。小分队由我负责。我校领导对我们说，新侨饭店的军宣队、服务员都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希望早一点和我们见面。我们也希望尽快到校外直接做一点有益于工农兵的事情。

　　那时附校已从和平门搬回北外西院。北外离新侨饭店约四十里远。新侨饭店说要派车来接我们，被我们婉言谢绝。我们几个人在一位学校工宣队师父的带领下，背着装有文具、洗漱用具和参考书的书包，用了半天的时间步行到了新侨。（没有带行李，新侨饭店有的是铺盖。）我们觉得走这点路比起收割庄稼或挖防空洞轻松多了，简直是一种积极的休息。要真地坐车一定会感到别扭——那是生病或娇气的象征，我们已经不习惯了。

　　一踏进新侨饭店的大门，我们就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没想到饭店的领导——军宣队的政委、 副政委、饭店的主任和经理们都来了，把我们团团围住，问寒问暖，争着替我们拿东西。接着领我们到休息室，送上喷香的热茶，我们真是受宠若惊，甚至感到挺不自在——多少年了，谁这样客气地对待过我们？学校这个资产阶级的黑窝培养出来的我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总象毛泽东教导的那样，夹着尾巴做人。我们不知写过多少检查和自我批判，甚至被人批来斗去，成天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还得不到信任，活下来已经是幸运的了，所以自己早已觉得低工人阶级、解放军三等了。

　　新侨的住房更让我们觉得难堪：房间里是后来人们说的席梦思床，地板上铺着漂亮的地毯，四壁挂的是名人字画，窗明几净，晚间处处灯火辉煌。我们曾经要求降低住房条件，说我们是来改造的，向工人师父们学习的，条件越艰苦对我们越有好处，这么好的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改造。饭店领导认为改造好坏不取决于住房条件，再说也找不到条件差的。并说你们来的主要任务是教我们的服务员学外语的，我们是学生，你们是先生，学生能住的房间先生反而不能住吗？弄得我们无话可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饭店领导见我们都能严格要求自己，迫切希望参加劳动，熟悉饭店的两个部门（餐厅部和客房部）的工作，便叫我们几个人在午饭和晚饭时到餐厅实习，上午到客房实习。于是我们都换上服务员服装，午、晚饭时在餐厅跑龙套。跑龙套还怕碍人家的事儿。餐厅里服务员在营业时是不可以坐着的。可是我们站在哪里合适？站的姿势应该怎样？跟在老服务员后头实习，要跟得紧些还是要跟得松些，也就是怎样“若即若离”法？下班后用墩布拖地板、刷盘洗碗都是学问，都和在家的要求是两回事儿。过了十天左右我们要求“实战”，即为客人点菜开票。这对我们是最大的困难。首先客人基本讲英语，而我们的小分队队员不全是学英语的。就是学英语的，也不容易听懂那些不同口音的英语。再说，就算听懂了，那确切的中文又是什么？厨师能理解我们写的中文吗？几百道中西菜名实在让我们为难。而上午到客房实习同样不容易：打扫卫生必须在客人离开房间之后，被褥叠放要有一定的规格，桌椅门窗地面一定要一尘不染，卫生间不但要干净，还不许有一点儿怪味。客人自己把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你在打扫、擦拭完毕时一定要放回原处。很多客人，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把钱或贵重物品随手乱放，服务员决不可对他们的财物有丝毫非分之想，更不许主动盗窃了。

　　从那时起，我们几个人在新侨饭店的时间长短不一，有一年的，有两年的，也有好几年的，但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一个人犯过错误。事实上，在客房工作真是艰巨的考验：天天受到各色各样的诱惑，又是单独行动，时间一长，稍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就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和男女关系错误）。一位三十五六岁的老服务员对我们说：“我们那拨十七八岁来新侨的二十多个小青年，到现在只剩下几个了。其他的不是被开除了，就是劳教去了，个别的还在坐牢。”

　　在伙食上，我们几个人也跟饭店的军宣队同志和师傅们一样在地下室的职工食堂吃饭。饭菜的价格和学校差不多。只是常有一些从对外的中西餐厅搜罗下来的客人未动过的菜肴，经大师傅加热处理之后再便宜卖给职工，新侨饭店的职工称这种菜为“罗菜”，可能是“搜罗来的菜”的意思。学生们刚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也可以说是非常馋的时候，他（她）们看到外宾吃的饭那么好，难免不咽口水。所以他们在谈体会时随口就说出这样的话：“客人坐着我站着，客人吃着我看着。”但说归说，干起来还是蛮来劲的。不论在客房，还是在餐厅，我们的同学（以及后来分配来的同学）都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忠于职守，整个饭店有口皆碑。

　　干了三个星期之后，正如我事先想到的，深感有必要比较系统地教服务员学英语了（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任务之一）。既要比较系统地教，就得有比较系统的教材和比较固定的教学时间，而且服务员要分期分批地学才能不影响工作。我把我的想法和军宣队领导说了后，他们非常同意。我在这里要特别说几句感谢他们的话。这几位四十岁左右的军队领导，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处处依靠饭店职工，虚心请教原饭店领导，既重视政治学习，又坚决反对空头政治，他们到饭店两年多，无时不在抓业务、抓管理、抓服务态度。外宾反映很好。在那个政治可以冲击业务的年代，他们能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一直觉得，接待外宾的饭店服务人员的外语应该好，否则就是缺了一条腿。我们几个人去新侨也是他们通过上级单位争取的结果。从那以后我就基本不干服务员的活儿了——也实在没时间。我每天上下午各两节课，临时在黑板上写几句教几句，其余时间都在向客房、餐厅的师傅们学习、请教、询问他们在工作中最需要说什么话并考虑如何编写客房、餐厅两套教材。

　　我通过给服务员们上课、和他们交谈并拜访不少有代表性的服务员之后，心里稍稍有了底，接着我又在客房柜台边有意识地同外国（包括穆斯林国家）的客人们聊天，了解他们生活上的需求，了解他们在提出一些具体要求时都说些什么话。我为什么说“在客房柜台边”同外国客人聊天？因为那是公共场合，是我的工作地点，不会有“瓜田李下”之嫌。如果到客人房间谈个半小时，谁知你和外国人在干些什么？想当初彭老总一个俄文字不识还被说成告诉苏联人军事机密因而被诬为里通外国呢。我们都懂得外事纪律，不会犯傻自找麻烦的。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比较可靠的材料，我便开始编写教材了。客房、餐厅的要求大不相同，只好编两本。我对教材的要求很清楚，即都应该是最常用的句子，而且句子越短越好，内容却是越全面越好。我在每天上完四节课以后，所有能挤出的时间统统用来编写教材，开夜车更是家常便饭。终于在一个月之内编出两本教材，每本40课，课文全部是对话，课文后有词汇表和简单语法。这两本教材虽然是我编的，但能够发到服务员学生们的手里，实在是各方面努力的结果。首先，如果没有服务员们的支持，我的教材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要感谢同去新侨的已故的西语老师郑丽丽同志和几位英语、西语的同学们，他（她）们帮我做调查研究、搜集素材，并根据工作经验和体会向我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

　　北外已故老师李秉汉教授，他十分赞赏我能在那个年代编出两本实用的业务书，同时表示愿意替我修改。他老人家那时已年逾古稀，而且疾病缠身，还是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连标点符号的“小事”也不放过。我所在的外语附校英语组的同志们对教材也很关心，张永彪、陈延福二同志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张坚贞、赵丽维、于韵秋等同志夜以继日地打字，打印室的冯老师和李婉舜同志也是好几天手脚不停地印刷、装订。学校领导指示说这是为工农兵的，全部免费。每本讲义100份，共200份，半月即运到新侨饭店。

　　学员们拿到讲义后学习的劲头更大了。而且他们学了就用，效果真是立竿见影。我多年来对学生一直比较耐心，对他们我就更不怕麻烦了。我还动员同去的英语学生辅导他们，随时随地解答他们的问题。服务员们，不管是否在学英语，从来都把我当老师看待，现在有了书，对我更尊敬了。一时间新侨英语学习搞得有声有色、扎扎实实，在北京的对外饭店、宾馆中名声大噪。据后来不少人对我说，服务员们简直把我编的这本手册（后来两本讲义合成一册书）当作新侨饭店学外语用的“圣经”。争论某句话该怎么说时，动辄便“手册是（或不是）这么说的、杨老师是（或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在新侨的时间说定是一年。一年还剩两个月的时候，我问饭店军宣队领导能否将两本讲义删改合成一本铅印成书，我说这只是为了好保存，以后再办班可以长期使用。军宣队领导欣然同意，并且当天就派人去一家印厂联系。铅印的书名定为《英语会话手册（饭店宾馆适用）》。正文为58课，补充材料（包括中、西菜谱、穆斯林菜谱）近50项。在我们快返校时，第一次印刷的几百本塑料皮的手册送到了饭店。后来因饭店内外需要量大增，又印了多次，共好几千册，不过都是硬纸封面了。

　　我在新侨虽然很忙，但一年中我不但逐字逐句地读了英文版毛选四卷，还读了十几本英美小说。这些小说都比较新，当时的北外图书馆肯定不会有。它们都是客房服务员打扫离店客人的房间时清理出来要当废品卖掉的。我看完后立即还给他们，不敢保留。

　三十几年过去了，当时在新侨工作的情景还常常在脑子里闪过。那时四、五十岁的师傅们多数可能不在人世了，三十几（甚至二十几）岁的也该退休了。再后面来的人我就没见过了。我真想念那些相处一年的师傅们和军宣队的同志们，我虽然在那里做了他们一年的英语老师，但他们却是我永远的老师。在新侨工作的一年是我在“文革”中度过的最有意义的年份之一。在那里，我才觉得解放军和工人是能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为了他们，我愿一辈子无条件地工作、劳动、学习，教书育人，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服务。我进一步认识到，那些以工农兵的名义胡批乱打知识分子的人根本代表不了工农兵，他们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只能说明他们不是本身知识太少就是别有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