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乐章（建议纪念册亦可叫此名）
自1963年至1973年的十年， 我在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外语学校教法文。岁月流逝，离开外语附校已整整30年了。当时风华正茂的老师们如今都已雪染双鬓，而天真可爱的学生们大多都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外附网站的创建、每次师生的聚会、学生和同事的热情，都勾起我对那十年的回忆，残缺的、但是美好的。
到新学校、任新老师、编新教材、当新娘
1963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外语还是从小学起好，于是高教部决定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大城市开办外语学校，或在外语学院办外语附校，内设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由外语学院派遣老师并指定一些老师编写全国教材。
北京外语学院早在1959年已建外语附中，只需增设小学部，开设英、俄、法、西语。系里有个别青年教师担心被调到附校，就放出风说自己不喜欢小孩。我是1956年进入北外法语系学习的。1960年中苏关系紧张，一批留苏学生转学外语，急需教师，校方抽调一些党、团骨干留校任教。我在本年级是最年轻的，性格活泼好动，很想到新华社当记者，似乎不适宜当老师，没想到也提前毕业留校了。和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我认为服从分配是天经地义的。1963年，我们北外的一批外语老师奉命从大学来到附属外语学校。我负责教小学两个班的法语课并编写以小学为起点的全国教材。另外还有一些行政和团支部的工作。
到新学校，任新老师的同时，我于1963年8月与同班同学周振东结婚，当了新娘。乘假期同屋老师不在，挂上老家的一个大红绣花锦帘、摆上一些糖果，新生楼集体宿舍成了新房。附校领导临时终止会议来参加婚礼，外院法语系的一些领导和同事也来了，婚礼简单而热闹。等周振东休假完回瑞士，新房又成了集体宿舍。听说文革时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说我结婚铺张，这是个有时代烙印的笑话。
婚礼上，马校长讲了一个真实的笑话。附校急等新老师的到来，紧催学院调人，学院领导电话中答复：“法语系柯忆来。”马校长急着问：“可以来，可什么时候来?！”引得在场的宾客哈哈笑。他又代表校领导希望我不负重托，积极工作，不要立即有小孩。
北京外语学院当时属外交部和高教部双重领导。我们编写教材的老师们经常到高教部开会，大家都感到创业既艰难又光荣。可我当时对九岁的孩子的特点、学习的潜力有多大都不清楚，而时间紧、任务重，我只好参照手头仅有的法国、前苏联的教科书、依靠系领导，硬着头皮编写。周振东也帮着校对，匆忙中编出一本书，教学中发现大大低于学生的接受能力。只好加教许多东西：词汇、句型、日常用语以及诗歌、短剧和歌曲。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摸索，以小学为起点的教科书以及教学法才逐渐成熟。
记得周振东返馆时，我没请假去送他，继续上课。他由进修教师转为使馆工作人员后，外交部调我去驻瑞士使馆工作。我当时的反应是：我有我的工作，为什么要随爱人工作？！1965年，外附有四清的名额，我认为自己是“三门干部”，主动要求参加四清工作队锻炼。这些事，在当时是再平凡不过的了，但现在讲给年轻人听，都认为不可想象。
可爱的学生
小学部是在全市二年级学生（九岁）中招收的，除要求学生品学兼优外，还要口试，主要考察语言表达与模仿能力。可以说，学生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里挑一。
各语种都是40名学生，为能分两个小班上外语课，又只有一名外语老师，法语班和俄语班都一劈两半，组合成两个大班，一起上公共课。
同学们个个天资聪明，活泼可爱，我很喜欢教他们。常常让他们到我宿舍来玩。惹得张校长给我提出忠告：“ 不要和学生太随便，这样他们一点都不怕你。”果然，我班上课活泼有余，严肃不足。只有在有人来听课时，大家才比较“正经”。
这第一批学生，也就是文革时的“小五”，我从1963年教到65年，因去四清离开他们，又在1970年送他们初中毕业，师生间建立起深厚友情。以后又教了两届学生。其间，师生曾去拉练，拉练是很艰苦的，我想起我与初中同学拉练的一件趣事。有一次，开饭时间，我回到驻地，学生们说：“柯老师，快来吃饭！”我一看，盛菜的盆竟是我的脚盆！大家正吃得津津有味哩！
“文化大革命 ”破灭了我许多天真的想法；也改变了外附学生的命运，没有把他们培养成外语人才。但是通过他们各自的努力，有的可能相当坎坷，最终都成为不同岗位的国家有用的人才。当时就崭露头角的学生现在仍然出类拔萃 ，自不必说。而当时上课淘气的学生后来成了教授、新闻发言人；腼腆的学生当了高级军官、演员，却有些意外。我想提袁苑两件小事：一是他小时侯，有一次淘气，我找他谈话，他最后挥泪说：“反正我说不过你！”看样子我没说服他，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另一件事是他作客正大综艺；而我当时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作为观众也参加正大综艺的节目，真是师生有缘。主持人程前请在座观众提一个谜语让贵宾猜，我就出了一个字谜：花园草，化成灰；秋风起，萤火微；夕阳一点沉西坠；相思心去也，空见马蹄归。打一个繁体字。这谜很长吧？袁苑竟猜出，我说答对了。袁苑却说：是观众中有人提醒他才猜出的。足见袁苑从小到大，是个坦率的人。
1973年我去驻法国使馆工作。1973年至1977年，在使馆文化处还带了五名小留学生（四名外附的学生和一名普通外交官的女儿），负责他们的留学生活。据我所知，他们是新中国第一批公费小留学生，现已成为他们各自所在部门的骨干。
如今北外又重建外语附校，是新时代的需要，但是生源是不一样的。
回顾往事，我为外附骄傲，为外附的学生骄傲，为曾当一名外附的老师自豪。因为在30年前的外附谱写了一曲青春的乐章。
柯忆
2004年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