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寺资福院主持——金巴降错大喇嘛

鲁宝元

北京德胜门外有个藏传佛教的寺院——黄寺。史料记载，黄寺始建于清朝顺治9年，为达赖、班禅进京的驻在之所。

黄寺内有一座汉白玉石塔。石塔通体洁白，饰以金顶。宛如佛祖端坐在莲台之上。周围另有四座塔式经幢，犹如四尊菩萨侍立于佛祖身边。其美丽壮观，在北京的藏式佛塔中所仅见。这石塔建于乾隆45年，那年，六世班禅圆寂于北京，建了这座石塔保存他的衣冠。

黄寺的旁边还有一个叫“资福院”的院落。里面住着十来个喇嘛。据说那是达赖、班禅来北京的办事的人员。

我的旧家就在黄寺旁边的一个叫双旗杆的地方。出门就是黄寺。因此我的童年时代就与黄寺结下了不解之缘。黄寺的白塔是我心中的圣塔，也是我心中的佛。

我出生于1946年。三岁的时候，多少已经记事了。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北线前锋已经抵达元大都的遗址土城。而国军城外的阵地就在黄寺和我家的南面。零星的交火已是经常的事。家家都在院子里挖了防空洞。不知是为了不给解放军留下进攻的凭借，还是为了避免殃及百姓，国军命令阵地前的民房一律炸平。居民避居到黄寺资福院内，据说两军约定，一旦开战，黄寺不在交战之列。据母亲回忆说，那时父亲企图阻止国军炸我家的房子，说要找城防司令孙连仲讲理，结果差点挨了刺刀。后来只好老老实实搬进了黄寺。

我家被安排在黄寺资福院里院东偏殿的一间大房里，和主持金巴降错大喇嘛住的西偏殿正对着。从此，三岁多的我就经常见到一位五十多岁，慈眉善目的“喇嘛爷”了。那时候，祖父正在阜城门外一家叫“广庆当”的当铺做掌柜。当时的物价一日数涨，当铺已经无法经营，仅仅是没有关张而已。避居资福院后，祖父和金巴大喇嘛成了朋友。据祖父后来说，金巴大喇嘛出生于青海一个藏族家庭，自幼出家修行，精通佛理，后来派到黄寺资福院，逐渐晋升，成了主持。民国时代西藏和北京的往来，他都与闻过。而干了几十年当行的祖父一直和古玩、字画、珠宝以及各色人等打交道，知识和阅历也很丰富。两人很谈得来。外面的战事一触即发，出不了门，他们就常常一起忧虑时局，谈古论今。

战争的恐怖笼罩着北京，但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搬到一座大庙里却是一件很快活的事。一会儿爬上钟鼓楼；一会儿围着大殿疯跑；一会儿又小心地溜进佛堂窥视帐幔里的佛像。

早晚喇嘛做法事，我们也会老实下来。大殿里，击鼓撞钟，喇嘛们正襟危坐，齐声诵经。我们谁都不敢出声，只是站在大殿外，好奇地向里面张望。塔院是禁地，谁都不能随便进。那座美丽的白塔总是给我以庄严、圣洁的感觉。

我们一帮小孩子最喜欢的是金巴大喇嘛，首先是他那棕色的面庞永远慈祥而和善，不管我们怎样闹哄，他都没有丝毫的厌烦。更主要的是他总是把佛像前换下的供果分给我们吃。

现在想起来，我们的福分非同一般，那些供果都是喇嘛诵过经，佛祖享用过的圣物。但就让我们这些孩子当作的普通的食物狼吞虎咽地充饥了。

在黄寺资福院的庇护下，我们躲过了战争的劫难。北京和平解放了。大人们都说是托金巴大喇嘛的福和佛爷的保佑。可是各家的房子已经炸掉了，还是无家可归，只好还住在黄寺资福院里。

但这回又赶上新鲜事了。解放军进驻，有一支队伍住进了寺庙的前院。开始大家都有点怕。民国时代，黄寺资福院军队进入，百姓避居的事虽然时有发生，见怪不怪。但也有危险的时候。有一回，不知是哪个军阀的队伍住了进来。当官的看到建庙时的石碑上镌刻着捐赠银两的施主姓名和银两数目。以为庙里很有钱，就把金巴大喇嘛绑了起来，逼他拿出那些银两来。任凭他怎样解释那是乾隆年间的事，那个当官的就是不信。直到那支军阀的队伍败走出京，金巴大喇嘛才获得自由。后来赶紧把石碑上捐赠银两的数目全都凿掉，只留着施主的姓名了。但是，金巴大喇嘛对解放军的进驻，处之泰然。只是寺里就更见热闹了。除了喇嘛早晚的诵经礼佛声，又多了嘹亮的军号声和队伍的军歌声。金巴大喇嘛也不讨厌，一些小战士好奇，问他有关藏传佛教的事情，他都悉心说明。因此，喇嘛、军队、百姓相处融洽。最受宠的是我们这些孩子，金巴大喇嘛一叫，我们立刻跑去领受供果；解放军一吹开饭号，我们就拿着小碗到那里蹭饭。这样的日子过了有小半年。后来政府救济，安置我家租住到一个菜园主的两间东房里，这才离开了黄寺资福院。不久解放军有了正式的驻地，也撤离了。

虽然不住黄寺资福院了，但我们这些在那住过的孩子仍然把那里当成自己的乐园，随时都跑进去玩。记得小学的时候，有一回恶作剧，用竹竿子去捅房檐下的马蜂窝，弄得马蜂满院子飞，蛰了一位老喇嘛的头。我们吓得慌忙逃走，苦忍了好几天不敢再去。后来当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再去的时候，金巴大喇嘛并没有责备。照样给大家分了供果。

随着西藏和平解放，达赖、班禅与中央政府联系的增加，金巴大喇嘛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50年代初期，达赖、班禅来京晋见毛主席，金巴大喇嘛受命作陪。不久我们就看到了他的客厅里挂起了与毛主席、达赖、班禅的大幅合影。以后又做了北京市政协委员，时常出席政府的会议。在寺庙的管理上也受过宗教部门的表彰，主要是生产活动搞得好，喇嘛们的生活基本上自给自足。其实，黄寺资福院一直不靠施舍，解放前后都是金巴大喇嘛组织大家耕种寺庙所属的土地，满足清贫的生活。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寺资福院每年一度的重要的佛事活动，就是制作一种丸药。制作是在经堂里进行的，要用很多味藏药，其中最贵重的一味是藏红花。在金巴大喇嘛的率领下，全体喇嘛七七四十九天，斋戒沐浴，一边念诵经文，一边揉制药丸。药成后免费发送。那药丸可以治疗风湿之类的疾病。施舍时，人群蜂拥而至，总是供不应求。当时黄寺资福院的这一善举是闻名北京的。

50年代后期，我上初中的时候，市政府给金巴大喇嘛配备了一台电视机。他并不独自享用，特别开辟了一座配殿放置电视，预备许多板凳，招呼周围的街坊去观看。每到晚上，来看电视的人挤满了屋子，金巴大喇嘛总是把留给自己的席位让给老年人。记得这一年的春节，我也去看，节目中有个叫“双下山”的戏剧，演的是一个尼姑和一个和尚相约下山还俗的故事。当时算是一个反封建的好戏。但却引起了众位喇嘛的愤怒，看到和尚背着尼姑过河的情节时，一位喇嘛指着荧屏怒斥道：“你也配做出家人，别给佛祖丢脸啦。”站起来拂袖而去。另一位喇嘛就想把电视关掉，出去请示金巴大喇嘛，金巴大喇嘛说，出家人不看就是了。不要关了电视，让来的街坊扫兴。幸好那个小戏一会儿就演完了，大家也就一直看到节目结束。

50年代末，祖父离开北京，到外地叔叔家常住。逢年过节到黄寺资福院看望金巴大喇嘛的事，就交给了我。有时带同学、同事，一起去，顺便参观塔院，参拜白塔。金巴大喇嘛总是招待茶水，和我们这些少年人聊天。

政治的风云变幻，谁也说不定。大概是1959年西藏叛乱、达赖出逃，班禅软禁于北京之后，不知道是哪里的决定，黄寺资福院改做海军某部的家属宿舍，喇嘛全体迁移到雍和宫，统一管理。随后，殿宇里的佛像全部毁弃，军队家属入住。剩下的只有那座白塔和一个小小的塔院了。迁移的情景我没看到，据说是街坊邻里走相送，僧俗泪洒山门路。颇是凄凉。可以想见这对一向体恤、关爱众生，长期与众生水乳交融，同甘共苦的金巴大喇嘛是怎样的打击。

雍和宫一向门禁森严，内外隔绝。后来，有几位黄寺资福院的老邻居去那里看望过金巴大喇嘛，好说歹说才在门口的传达室见了一面。据说金巴大喇嘛面容憔悴而颓唐，与以前判若两人。

不久文革爆发。红卫兵到处拆庙砸神，宗教人士饱受迫害。大家又庆幸金巴大喇嘛进了雍和宫，因为那里没有受到重大的冲击，如果仍在黄寺资福院说不定性命难保。1967年，祖父来信问起金巴大喇嘛，我也很想知道他的近况。就试探前去看望。记得是夏天，我敲开了雍和宫东门，说明来意，工作人员看了我的工作证，竟然允许了。进去后，转向南门外一个单独的院落，里面是一排排的僧房，引领的人打开一间房门说：“金巴，有人看你来了。”我这才看到狭小的房间里有两张铺位，金巴大喇嘛正呆坐在一侧的铺板上，面容依然和善、慈祥但是却苍老而消瘦。见到我，看了半晌，才认出来问：“你爷爷还好呀。”我回说：“还好、还好。您也还好吧。”回答是：“还好、还好。”随后就是沉默。完全没有了往日谈笑风生的神采。我伤心，却又想不出什么安慰他的话，就劝他保重身体，放下带来的花茶，起身告别，他艰难地想下地，我忙请他不要动。硬着心，关门离开了。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金巴大喇嘛。80年代初，雍和宫有限开放，我和学生去参观。问起金巴大喇嘛的事，一位老喇嘛说早在文革初期就圆寂了。我推想，那就是我看望他不久以后的事吧。迁入雍和宫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金巴大喇嘛又遭到了怎样的待遇，我无从知道。但最后的一次见面，却在我心里留下了永远的伤痛，使我不能想象他在西方极乐世界与诸佛一起享受快乐的情景。

    时过境迁，如今的黄寺资福院早就拆建成一片大楼。只有白塔淹没在周围的高楼大厦中。我家的老屋所在地，现在是外资的“宜家”本店。幸好父母居住的公寓就在资福院的原址的旁边。从东窗望过去，可以看到白塔已经褪了色的金顶，但是已经失去了我童年时代的美丽和壮观。现在，在漫漫红尘中浮沉的我，整天忙着教书、吃饭。金巴大喇嘛呢，也渐渐在我的记忆中淡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