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离僧庐入歌楼
孔 泉
法四的刘惠杰是很熟悉的人。在学校时他就很活跃，好像是学校宣传组的，上窜下跳，不时来篇飞龙走蛇的大字报（什么内容记不得了，似乎更主要的是借机展示今天看来依然不错的毛笔字），令我等小三同学羡慕不已；毕业后我们同在外交部供职，平日相见不多，不想一次接待欧洲某国代表团，竟在西安宾馆同寝一室，自然畅聊别后事；之后他去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进修，行前向我询问有关事宜；再之后他“实业报国”激情大爆发，先办咖啡厂后开奶酪店……，但从此一骑绝尘去，不见了踪影。
感谢热心校友创办《和平门》杂志，使我们大家能够再温附校同窗情，也重见惠杰的文采和始终如一的诚挚。因此日前收到他的索稿电邮，虽有所难，但于公于私，都不得不从。
从7年附校生活的斑斓印象中，轻轻撷取几片珍藏的记忆…
记忆之一，小三眼中的和平门。我们这批小三是1965年入校的，距今已近40年！走上社会后，经常遇到高中部、初中部、当然也包括小五、小四的师哥师姐，聊起附校的一切，他们对当时列队欢迎我们这帮小弟弟妹妹们入校记忆犹新。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应该是那年的9月1日吧，牵着爸爸妈妈的手，进了沉淀着历史的学校大门和二门，走在常青藤架下，望着两旁长廊和教室，还有两棵高大的银杏树，真像一幅永不褪色的油画！当时小学部的教学和宿舍楼尚未竣工，小三年级的几乎所有男生都被安排在育乐堂的二楼东侧的大房间住宿。育乐堂是座二层小楼，像学校的多数建筑一样，应该建于上世纪初。说不清原来的用途是什么，但至少不是宿舍楼，而且楼上楼下都没有卫生间。夜间方便都要靠放在房间中央的白瓷桶。记得某夜，我因被子突被人掀起而惊醒，睡眼惺松中见一同学站在床前，问他做什么，他喃喃说要尿尿！不记得是否曾“幸受甘霖”，但小三众同学回忆确有“溲注鞋中”的事情。想想初离父母的9岁小童，夜间慌乱之中的类似事故是完全可以想像的。80年代未我曾故地重游，育乐堂还没有拆。隔着被锁的房门，望着地上的积尘和记忆中我小床的位置，十分亲切。后来搬入小学部新楼，小三的课堂和宿舍在同一层，很方便。每个宿舍里大概放了8－9张小床，夜间有防止碰撞摔倒的暗灯，还有轻轻为我们盖被的李文华老师。她是我们的生活老师。当时的班主任是毕业不久的何建华老师，梳两条粗粗的辫子，举手投足都是青春的跳跃。李、何两位老师，慈祥稳重和年轻激情，相得益彰，呵护着我们无忧的童年。从此记忆中不再有“夜半事故”，只有温馨。
记忆之二，拉练路上背语录。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漂亮的小学部新楼很快就没有了朗朗读书声，宽敞的食堂中也没有了排队而入的少先队员。小三年级的同学因年纪小，“革命”闹得不多，回家胡闹的不少。我的父母当时都进了“牛棚”，基本上属于被限制行动自由的人，所以也不可能管我。于是和同班的陈育明、李建国、张利民等人养小动物，好像开始倒腾猫，后来张罗鸽子。整天上房爬树，修猫舍搭鸽窝，忙得不亦乐乎，刚学的那点法语早就不知去向。记得某一天突然被召至学校开会，内容是批评有些学生随大人跑到外交部领导办公室静坐，踢倒了灭火器，搞脏了地毯。若干年后到外交部工作，才知道那也是一次著名的事件，估计曾参与其中的高年级校友们今天谈起来仍会眉飞色舞？
附校从和平门搬到魏公村，好像是大树被挪了窝，全无了生气。给我们小三留下的印象是，同学们在老师率领下，男背桌女抱椅，浩浩荡荡蜿蜒数里，从上午走到下午，壮景依依在目。那时北京交通无拥堵之患，宽敞的大街和偶尔驶过的车辆，队伍开始还是很整齐的，记得好像还歌声嘹亮了一阵。但路程过半、时间过午，就不行了。前看后望，都是三三两两，往往不是坐椅就是靠桌，全然没有了队伍的整齐雄壮。当然以种种借口，抛下所负桌椅，半路溜之大吉者也有若干。令人莞尔的是，他们当中竟然也包括今天代表国家出使异邦的大使！至于坚持到底的，也是拖拖拉拉，记得我们班的几个人，在首都体育馆门前休息了一次，过紫竹院前的石桥时休息了一次，在中央气象台前又休息了一次。后来看看，这三个休息点实在是太近了，距离恐怕都超不过300米。
搬到魏公村后，学校各方面的工作试图走上正轨。记得学校奉命组织拉练，15岁的半大孩子，背着背包，一天步行几十里路，夜宿农家，自己作饭。不少老师和同学回忆，当时用洗脚盆先和面后盛菜，颇有几分不堪。其实我们哪个班不是一盆多用，走到累时，多带根筷子都是负担，遑论脸盆！这还不算，为了体现外语学校的特点，要求在行进途中学习外语。既然无法在路边树块黑板讲解语法，于是就让大家背语录吧。真难为了前后奔走的外语老师！可见这段时间对老师和同学都不容易。不久前看到柯忆老师的文章，我几乎是被“点名批判”，好委屈哟！不过仔细想想，虽说当年不是劣迹斑斑，但也确实不属于好学生，有时甚至闹得有点离边。以至于不仅已出任特命全权大使的昔日同窗们不时揭揭“旧疤”，甚至我年过八旬的二老还依稀记得当年不认真学习外语而被老师要求为我转学，幸未从命。当然所得到的鼓励还是很多的，这也许是因为从落后生逐渐向中等生转化的缘故吧。我比较喜欢语文，任课的李静昭老师多方鼓励，娓娓细语至今时在耳中萦回；我比较喜动好奇，负责学生思想工作的王唯群老师就把我调入学校宣传组，从兴趣入手百般“训教”，终身受益。后听说王唯群老师身体不大好，常年身在国外任职，未能前往探望，但心中始终挂念。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老师给予的阳光雨露，其中特别包括永远与我们打成“亲密一伙”的伊熹老师。每每看到附校网页上的讣告就感到阵阵心痛！
记忆之三，星期日晚上的集合。离开附校30多年了，然而有多少次，在睡前的辗转中，从半夜的残梦里，脑海中总是出现学校小操场四边高耸的白杨，月明星稀，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同学们的嘻闹欢笑。现在回想起来，也感到相当奇怪：当时学校的住校制是周六下午放学生回家，要求周日傍晚前返校，相距不过24小时，然而集合时男生女生各归其类，永远有说不完的话，此为一怪；集合每星期日晚是例行的，想来随四季交替，寒冷霏雨秋风小雪都有可能的，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皎月当空，而且必有树叶沙沙伴随欢笑喧闹，此为二怪；照道理，晚集合的目的应该是听校领导“训话”，然而哪位校领导讲，通常讲什么，说来实在不敬，多年苦思冥想，真是半点记忆也没有了，此为三怪。
一年前曾读到英四的解钢写的回忆文章，深入研究附校同学所共有的气质，很有感触。我在附校的七年都是动荡的年代。但在社会的迷惘中，附校的老师们深深埋藏起自己的烦恼、痛苦、甚至是不幸，为我们提供了相对封闭、但的确是静谧、温暖和滋养的成长环境。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多年朝夕相处，是我们在其它学校的同龄人所没有的经历和财富，也是附校学生对老师、对同窗特有情感的基础。
宋代词人蒋捷擅长追昔伤今之作，在《听雨》中他以“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账。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描述了人生不同阶段的心境。
取其少年豪情，弃其迟暮忧伤，应惠杰之邀，欢快入歌楼，重忆附校难忘岁月！
孔泉
1965年入学法小三班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