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吃在和平门”

霍伟

附小生活该是一段难忘的记忆，但我的记性出了问题：一切都象经过了水洗。每次同学相聚，听大伙儿如数家珍般地讲起当年旧事，我都纳闷儿而又惭愧至极：那会儿我在哪呐？热心张罗同学会大小事儿的方卫平同学几次嘱我为《和平门》写稿，我都无颜以对，因为和那些已能经国济世胸怀大志的同学比，我实在是太没出息…… 索尽枯肠回忆起的有关附小的只鳞片爪，竟都只和吃有联系。

刚到附小时常常想家，整天愁云惨雾，唯有进饭堂时方可暂解惆怅。开始几年，附小的伙食好象特好，饭热菜香。我现在还能想起当年的肉末烧冬瓜和红烧箩卜的味道，清楚到一想起来鼻子里就痒痒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看得清楚叫历历在目，听得明白叫言犹在耳；这闻得感觉该怎么说我没找着词儿。说起来在烹调方面我也算是身怀异秉，无师自通。因怀念旧时的感觉也曾动了一番脑筋却无法再现大师傅的境界，可见当年的外附食堂确曾卧虎藏龙。另一难忘的是每礼拜四的雪里蕻肉焖饭配西红柿鸡蛋汤，吃时的气势真可比蔡澜在《绝不择食》中吃福建炒面的豪迈：“一气吃它一大碗，面不改色！”还有就是每年腊八，早上吃又甜又粘又烫的腊八粥，直接后果是大批的同学不分好坏集体迟到，让平时稀拉老挨批的同学颇为得意：好人也有犯禁的时候？

外附食堂也有无光的日子，那是文革中工军宣队进驻的时期。当权者说集中寄宿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培养的是修正主义苗子，“小院儿难养千里马，花盆栽不出万年松。”锻炼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得从无产阶级的日子过起。于是有一天，学校开始了包伙制，每天熬白菜，还老吃窝头。头几天还没闹明白，还有心思把饭卡（一张油印表格，吃一顿划一格）贴在一张塑料垫版上装饰打整一番，几天下来，就真正理解了鲁智深在五台山出家时的牢骚：“嘴里淡得出鸟来。”我到现在还记得俄语班蒋京宪敲着饭盆在食堂唱“包伙包伙，是纸包不住火”的样子。

那正是能吃的岁数，所谓“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时候。每天老觉得饿。涂为林兄、惠杰兄所写下小馆儿，吃忆苦饭都应发生在这前后。当时一是从家带点儿吃的，记得我妈去干校前，给我准备了一满饭盒肉丁、青豆、豆腐干炒芥菜，说是当咸菜可以多吃几天，结果回学校的当晚就风卷残云地被弟兄们干了，半夜大家起来喝水。好象是安维带过一瓶加盐炼过的猪油大伙瓜分，每人一个馒头，抹了大嚼，真乃南面王不易也的珍馐美味。

那时也开始外出下馆子，馆子大小端看荷包是否饱满。毛主席教导过我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对这一指示我们自是心领神会。大馆子去过前门大街的力力餐厅，菜市口的美味斋等（老莫、新侨是以后的事儿）；这当然是不能见光的秘密行动，因为大吃大喝肯定不是无产阶级所为。不能见光就使得行动有些鬼鬼祟祟，吃饭倒象是做贼。记得有次和方卫平秦卫星去力力，上得楼来还没落座，就被一孙二娘般的北京大姐儿（服务员）当头一声暴喝：“哪的小孩儿，敢来下馆子？”吓的我差点儿拔腿就走，幸亏方卫平还算沉着，勉强撑住了阵脚。   

不过这的确是件需掩人耳目的事情。景肖鱼同学就曾在“做事招摇”上吃过大亏。景同学有次弄了笔小财，和院里几个孩子下馆子暴撮，点了一碗颇为奢侈的汤，不知怎么传到学校，被痛批了好一阵。工宣队的杨师傅是位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在讲台上痛心疾首地大呼：“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景肖鱼他喝了八块钱一碗的汤啊！”哈！

小馆子则是散布在学校周围的小饭铺，斜对门师大附北面的专卖炒饼，我记的和涂为林兄略有出入：素的4毛一斤，肉的6毛。但我知道我记性不好，从常理判断，应是涂为林的可信（提到涂为林，我忍不住说远一点：上次和涂为林见面，应在1978年前后，我在北大历史系，住40楼，涂为林在地球物理系，好象住36楼，在一个操场上打排球，意外相见，甚感亲切，这一算已过去快30年了。这次看了涂为林的小文，又勾起我的记忆）。南面一家在椿树胡同口后来变成孔膳堂的位置。花样多点儿，除了炒饼还会做肉烩饼。这我记得清楚：2两2毛8，这已是该小馆中极奢侈的一味了，在这个面向普罗大众的小铺里吃者怎么也得是个工人贵族。我吃过一回，不象炒饼等大路的东西，盛在大笸箩里。肉是单切的细丝，一头儿连着，散成一朵菊花，盖在饼上，配菠菜好汤，小勺单烩，满满一白碗，吃的热汗蒸腾，畅快淋漓。第一次尝啤酒滋味也是在这儿，啤酒盛在一个白脸盆里，1毛1杯。还是秦卫星，问我喝过没有，我们家没人喝酒，我老实承认。那年头儿喝过的人也真不多，大家都从颜色和味道出发贬之为“马尿”，我们俩买了一杯，站在那儿你一口我一口的喝，只一口我就觉得不舒服，比马尿强不到哪去。也幸亏没多喝，因为掉头回校时已经一脚高一脚低了。75年我在38军当兵，回和平门旧地重游，又到这家小铺怀旧，恰逢一来荣宝斋购物的日本团，其中俩小子对文化没兴趣，跑进来喝酒。对小铺的红烧豆腐倒大感新奇，一通大赞，引的外面全体团友排队进来品尝，三、四十个鬼子鱼贯而入，挨个拿起筷子拈一块豆腐，前门进，后门出，他们自己都感觉滑稽，傻笑不已。

有馆子可下的自然不是难过的日子。较难受的有两次，一是刘惠杰说的那次吃麸子，杨师傅坐讲台上看着，大家坐底下吃，根本没法下咽，只能用汤往下冲。汤灌了满碗，麸子弄不下去多少，那时在下面的滋味真是如坐针毡，度日如年。不敢不吃，吃又吃不完，出了一头汗，终于寻了个机会把剩下的大半个饼子揣进书包。我老爹是经历过战争和饥荒的人，当时正受冲击，我回家说了吃麸子的事后，他什么也没说。过了多少年后一次父子聊天，又说此事，他摇着头说真是瞎扯，穷人固然艰难，但麸子也会搁些野菜些许粮食什么的混合，所谓糠菜半年粮，哪能把人当牲口喂？94年我住慕尼黑的 Best Western, 早餐倒看见吃麸子，不过已加工成脆片，外带花花绿绿的华丽包装，加葡萄干坚果配牛奶吃。当时就想起这段儿，我揣兜里一片，心里却有股挺怪的滋味。

其二是去务滋劳动那次，每天煮一大锅盐水西葫芦，出锅前用把铁勺炸点花椒油往上一泼，油味呛鼻但汤水其寡无匹，吃到最后简直不能去食堂，闻到那味道就浑身难受，此时的附校已没有多少让人留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