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九
为英国新闻代表团当翻译
杨芳林
1973年5月英国新闻代表团到京，外交部通过北京外国语学院将我借去为该团当翻译。这个团只有三人：卡德利普爵士(Sir Cudlipp)及其夫人（均已60多岁）和《每日镜报》(Daily Mirror) 的资深经济编辑古德曼（Geofrey Goodman）（50多岁）。可是他们的规格很高，因为他们资格老——卡德利普爵士是媒体大亨，掌管英国海内外200余家报纸和电台，古德曼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这个小小的老资格代表团，一从广州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受到当时极左路线的冤枉而不自知。从广州到北京，一路上参观访问了好几个城市，那些地方的外事部门都向外交部汇报说这几个人太爱问问题，哪壶不开提哪壶，成心与中国人为难，态度极坏。并汇报了他们如何与这些调皮捣蛋的英国人作斗争的情况，简直可以说是主动向外交部总结经验，邀功请赏。本来外交部是安排周总理接见这个代表团的，听了这些反映后，便决定降低接待规格，等他们到京后让新闻司司长接见并宴请了事。以上情况都是我到外交部报到时有关负责人向我介绍的。并要我继续观察，及时汇报。我对一个翻译该怎么工作并不生疏，我相信自己能把工作做好。至于这个代表团是否受到冤枉，一开始我当然不得而知，当然要相信我国各地的接待人员。他们受冤枉，是我跟他们一起生活几天后才慢慢体会到的。
第七天时我写了一份汇报，推翻了此前加在这个小小代表团头上的“罪名”。我在汇报中说，他们在京也提了类似问题，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人家是第一次来中国访问，对中国不了解，“文革”情况又是那么错综复杂，既来了哪能不尽可能地问清楚？如果不问，何必万里迢迢来到中国？人家一提问题（特别是尖锐一些的问题）就说人家故意刁难我们、攻击文化大革命、污蔑中国，恨不得对人家进行批判、斗争，这样做似乎太幼稚太“革命”了。我在汇报中还说：“可惜从广州北上，他们所到之处，外事单位处处都如此反映，可见外事部门受林彪极左路线影响之深。”
新闻司领导很重视我的意见，又找我当面谈了谈。他们立刻向中央反映，要提高接见规格。可是周总理的时间已另有安排，只能由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同志接见了。就这样也比新闻司司长的接见规格高多了。代表团离京的前一天晚上，余湛副部长宴请了代表团的三位成员。宴会前、宴会中、宴会后一直在交谈，长达三个多小时。人家还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从国际到中国，从中共历来的政策到“文革” 的一系列做法，直到民主与专制，直到毛扶植林彪成了接班人，直到这位接班人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什么都问。不少问题我们做翻译的（我和外交部另一同志轮流翻译）都觉得译起来很为难，面子上过不去。可是余湛同志回答得非常巧妙、非常有原则而又实事求是。英国客人表示非常满意。
代表团下榻的饭店是外交部让我预定的。我找了新侨饭店，因我曾下放在此一年，师傅们对我和我们这个代表团照顾得格外地周到。外交部新闻司也真够信任我的，向我介绍代表团的情况后便一直不管我了。既没有天天晚上汇报那一套，也没有时不时下指示的繁文缛节。只给了我一张日程表，一个司机和一辆小汽车。要参观的景点（如长城、定陵、颐和园等）、工厂、公社、大学以及百姓家庭统统照日程规定行事。至于跟这些单位的事先联系、何时到达、何人接待、是否管饭、有何困难等等，一切都交给我了，当然最累最重要的工作——口译更是我的主要工作。要去参观的工厂、公社、大学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它们“以不变应万变” 、“以逸待劳”，不管谁来参观，都是老一套，无非是怎样抓阶级斗争、怎样抓革命促生产、人民生活怎样芝麻开花节节高、对毛泽东如何感恩戴德，或者是学校怎样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等等。参观地点都是事先指定的，而且不管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还是非洲人，参观的地点都是大同小异。我这里只想着重谈一谈我们参观的北京某街道的工人家庭的情况。
这家在一座四合院内，两间南房，门外墙角搭了个小厨房。五口人，老妇人没工作，在家看孙子，老头儿和儿子、媳妇都上班去了。按约定时间，我陪这三个外国人进了他们家。一间房内是炕，上面是两摞被褥，很整洁。另一间里是木床，上面也是两摞被褥，也很整洁。在和外宾谈话时，老妇人把那背熟了的老一套又背了一遍。那位较年轻的编辑古德曼很幽默地说：“昨天我的一个已经参观过这家的熟人就告诉我这位女士今天将要说些什么了。”我呢，只能装着没听见。
这家的大桌上放着一台旧收音机，除了电灯外，这可能是唯一的电器了。使外国人感兴趣的是老夫妇的房门里，贴墙立着两个样子很结实的矮而宽的木架，上面放着两个特大的玻璃鱼缸，加在一起的体积，可能比一个大号的一头沉的书桌的体积还要大些。里面游着几十条各种颜色的大大小小的漂亮金鱼。附近的窗台上放着两盆鱼虫。外宾欣赏了一会儿，对金鱼称赞不已。回宾馆途中还夸了几次，说这么漂亮的金鱼很少见。我对喂养金鱼是外行，但我对那两个大玻璃鱼缸很感兴趣，太漂亮太高级了。我估计他们家的所有桌椅板凳加在一起也没那两个鱼缸值钱。我猜想一定是为了完成外事任务而特购的。后来我从外交部熟人言谈中证实了我的猜想。原来那两个大鱼缸是市政府外事部门特地购来给这家作外宾参观之用。同时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天天负责供应鱼虫（我特别了解到：是他们亲自去挖，不是去买）。咱们如何为革命而弄虚作假，而掩人耳目，而不择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代表团在离京回国之前对我说了他们的两个愿望：一. 过几年再来中国看看，还希望我当他们的翻译；二. 希望我将来有机会去英国看看。这两个愿望后来基本实现了。他们在“文革”结束前都曾再次来了中国，不过只到了广州等地，没有来北京。我在80年代中去英国伦敦大学做访问学者，再次见到了古德曼先生。他非常诚恳地对我说：“我很高兴听说中国变化很大，人民生活大有改善，思想也很解放。我想以老朋友的身份问你：这些是不是真的？” 老友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我能来伦敦学习这一事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由此可见，我们真正的朋友都是希望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卡德利普勋爵及夫人因年事已高，又住在别的城市，我不便去打扰他们，只请古德曼先生替我致意并转交我送给他们的礼物。
离这个新闻代表团参观北京已经30多年，离我赴英学习也已近20年了。虽然我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