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四

回顾近40年的家庭生活

杨芳林

一、1967：恋爱与结婚

1967年附校同事们常开玩笑说我文革的最大收获是恋爱与结婚。

我知道有些人这么说是对我有意见：我对运动不象以前那么热情那么积极了，只热中于恋爱结婚了。他们这么说并没有完全冤枉我。1967年初，各种各样的战斗组织纷纷成立，我和后来成为我妻子的李宝顺参加了同一个战斗组。开始时我们都很积极，一起出去看大字报，一起写大字报，一起学习社论和毛著。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彼此也越来越了解了。她于1964年分配来附校教学，两三年来，常常见面，我对她的印象挺好，现在则产生了一种感情飞跃。她虽中人之姿，但聪明伶俐，温柔善良，善解人意，十分可爱，又天生一副巧手，对我来说她就是世界上最美最好的人了。她比我年轻近十岁，但明白事理，为人处世比我老到，也是穷苦家庭出身，不讲求吃穿，这方面我们更有共同语言。我深深感到她就是我最好的终身伴侣了。

1967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全国上下，没人搞联合，处处搞武斗，越斗越凶，很多地方对立双方都使用了除飞机以外的一切常规武器。上揪的层次也越来越高，刘、邓首当其冲自不必说，连朱老总、周总理也经常受到冲击，据说党内政府内解放军内处处由坏人把持着，似乎只有林彪、江青等人是真正的共产党。尤其是江青一伙，狗仗人势，处处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我相信从她和她的同伙一上台，稍有良心的稍明事理的正直的中国人，尤其是军队，一定很反感，越来越觉得她就是一个白骨精，但正如叶帅在粉碎“四人帮”后说的，想反对她及其同伙又投鼠忌器。实际上是谁反对,谁就必然倒台，他们的来头太大了。外交战线也是在劫难逃，被污为“三降一灭”，周恩来受到批判，陈毅遭到多次批斗。8月31日大会堂的批斗陈毅大会我和李宝顺也去了（这也是后来怀疑我是516分子、开会批我的一个重要原因）。会议由北外造反团发起并主持。当他们在会上蛮不讲理，不听周总理劝告、对陈毅同志实施武斗时，我和李宝顺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提前离开了会场。

社会形势如此，外语附校也是人心涣散，派性大发，大字报上相互攻击。以上我说的当时的中国、北京和我校发生的一切搅得我们心烦意乱，无所适从，心灰意懒，动辄得咎，连不少本来的好同事好朋友都成了冤家对头。从那以后，我和李宝顺几乎完完全全地成了逍遥派。逍遥派有的是时间，我们除了三饱两倒，就是到处转悠，去别的地方看人家贴出的大字报。这段时期的逍遥更促使我和宝顺有可能早点结婚。

时代的限制、自身经济条件以及我们本人的节约习惯使我们恋爱期间没有比平时多花什么钱。我俩都清楚：既是相爱，既要结婚，与其婚前乱花，何如把省下的钱婚后好好安排？说来可笑也可悲，我这个已经工作了七年的大学毕业生，银行竟无分文存款。我们于1967年11月4日举行婚礼。在此之前的10月份我没有寄钱回家，这就是我这方面准备的结婚费用了。宝顺工资比我还少些，工作时间还短些，家庭负担也很重，结婚的费用反而主要是她负担。至今一想起这事，愧疚与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婚礼是在和平门附校的丽泽楼二层的一间八平方米的北屋举行的，那就是我们此后居住三年的家了。房间虽小，门窗却既大且多，计大门两扇，大窗四个——反正没有一面完整的墙。 宝顺把她的两个弟弟叫来打扫粉刷一番，我们把原来单身宿舍的床搬来并在一起，又把原来用的一张书桌和两把椅子搬来。那些天宝顺自己缝制了窗帘（我们和对面师大附中的学生宿舍相隔只几米，对方房间里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枕套，用新被里被面把我们各自的被子包起来作为新被。她的母亲还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房间太小，借了别人家大房间举行了婚礼。

上面提到，1967年全国上下文攻加武斗，乱成一团，我校也是派别纷杂，虽未动刀动枪，笔墨官司却一直不断。但我和宝顺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人缘还不错，参加婚礼的除了我的几个老同学外，其余几百人次都是我校的同事，有运动观点相同且在同一战斗队的，更多的是观点不同或在对立组织的，也有不少“无组织民主人士” 。当时我校祝贺婚礼兴“凑份子”，一人一角钱。他们用这钱买来各种各样实用的礼物如暖壶、脸盆、茶具、糖盒、毛巾等送给我们。这些礼物当时价值二十几元，就是说，附校所有的教职员工都来“凑份子”了。他们有说有笑，吸烟吃糖，又闹了一会儿洞房，气氛十分融洽友好，直到深夜方散。他们的友谊和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和宝顺。天有不测风云，半年之后，从这些人中竟揪出了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而且我还成了揪他们的清队专案组的成员之一。在没有过硬的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我怎么会真地从内心里认为他们是反动分子呢？这也是我后来在专案组觉得格格不入的根本原因。这是后话。

二、“忆苦思甜”

我的已故好友和同事陈延福在文革前就曾发过这样的牢骚：“我们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生啊，怎么连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 后来清队时这句牢骚话成了他不满新社会的反动言论之一。其实他是我们中的先知先觉者，更是我们中唯一敢于实话实说的人。照理我和宝顺更有理由发出这样的怨言。我从毕业后，每月工资除了留作个人的生活费外，都寄给故乡的父母和弟弟了。他们在公社劳动，吃、穿、用尽管简单不过，还是养不活自己，一年下来，不但不能从生产队分到一分钱，连远远不够吃的口粮也买不起，还要我另寄钱回去还给生产队。或许有人会问：别人家没有“外援”怎么办？他们的唯一办法是向生产队借，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极少数劳动力强的人家不欠生产队的钱。还不起就拖欠着。我们家有外援人人都知道，是决不可以拖欠的，我也决不愿意因欠口粮钱让干部们对我的父母发横耍态度。

在连载之九里我曾说过：大饥荒时，三元一斤玉米或黄豆，我每月寄回去的钱只够买十斤的。随着情况的好转，粮食卖两块五一斤，稍后两块，再后一块五，再后一块，后来我弟弟结婚有了孩子人口多了，也就买得更多了，直到改革开放前每月还以五角一斤的价格买几十斤，否则不够吃。我和宝顺那些年从各个门路换了几百斤通用粮票寄回老家。有件事很可笑，实际很可悲：我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暑假从北京背了几十斤白面千里迢迢回农村探亲。无独有偶，我的一位也在北外工作的老同学W每年一进腊月门，便用北京粮票买来馒头晾干存着，到阴历年底凑成二百来斤，老家的弟弟便骑自行车来拖。我只能白白地羡慕他，人家离北京近，谁叫我的家离那么远。

我和宝顺恋爱与结婚的过程是那么简单。复杂的倒是婚后我们必须正视与解决的种种麻烦与困难。几十年来我不知说过多少次：城里的姑娘不该同农村出身的人结婚，否则就是掉进了无底洞，农村这个无底洞是永远也填不满的。就拿我来说，人们常说我万幸逃出农村这个苦海了，但我老家还有父母和弟弟（后来弟弟也有家了），吃、穿、用、修旧房、盖新房、治病、随礼、婚丧嫁娶、孩子上学，等等，等等，哪一项不是无底洞？ 我可以现身说法：

我1960年毕业，1967年结婚，无论婚前婚后，几十年来，没有一个月不给老家寄钱的，这中间有四年，我们的孩子小，托人家看着，又逢宝顺两个弟弟插队，都需我们负责，我和宝顺两人每月只剩下二十元生活费，这在北京肯定是罕见的。特别是宝顺因生病多日不能上班被扣工资的那几个月，我们更觉紧张。 我们每个周末去看望孩子，有时候只买一个苹果带给孩子。为了节省单程每人一角多的车费，经常步行十多里路。每月将所剩无几的钱买足两人的饭票，再剩下的就是菜金了。所以中饭、晚饭也常是稀粥、窝头加咸菜。我们自己几乎不在家做饭，因为我们那点伙食钱不能再花在油、盐、酱、醋、煤上了。那时人们常谈到某些人爱厂爱校，说他们以工厂或学校为家。我们没有他们的觉悟高，不敢说爱校如家，但我们也几乎把办公室当作家了，一连三个冬天，我们不仅白天上班呆在办公室，晚上也要呆到10点半或11点才回家。我们新婚不久，当然愿意在自家的安乐窝里多呆一会。我们不愿意在家呆着不是因为那么爱学校，而是因为我们的屋里没有暖气，也没生炉子，一进家门就觉寒气逼人，只能尽快钻进被窝。第二天清晨醒来，头发和脸都是凉冰冰的，急急忙忙地穿衣叠被后，却常常发现无法倒尿——尿盆里的尿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下面这件事更使我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并使宝顺的身体多年难以复原：宝顺产后身体一直不好，从未停过低烧，每次看病医生都开了休假条，工军宣传队、校领导是知道的。但她坚持上班，一因年轻人争强好胜，不愿被人看成病号；再说上班也就是开开会，写写大字报，不算太累；二因如果不上班，到了一定时候就要扣工资。我们的工资再也经不住扣了。在此期间（70年冬）附校派了30多“骨干”去顺义潮白河边的宣武区104五七干校“锻炼培养”。我没想到一直发低烧有假条的李宝顺和一位已经怀孕的女同志也被选中。我们明知一位有势力的人在背后使坏，公报私仇，给小鞋穿，但我们不愿和学校领导撕破脸。毕竟总地说来，这么多年，附校领导对我们还算关心的。所以也就咬咬牙忍气吞声地去了。这一去使我们本已很少的钱要花在两处，手头更加拮据。更严重的是，宝顺本来瘦弱且有病的身体经过七个多月的重体力劳动更显得瘦骨嶙嶙，在搬到西郊之前，查出患上肝病，不久又查出复发了结核。因休息多时，扣发工资，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每月只领到二十几元工资。校领导知道我们不会申请困难补助，便主动上门送来50元，只需签个字就行。后来又说不签字也行，同意要就给。我们感谢他们的好意，但谢绝了学校的补助。（我们在最困难时曾向同事们——包括几位领导——借过钱，直到我们经济好转才还。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友情。）

我们那些年当然感到生活压力很大，但过得很高兴，一因孩子太可爱，一见到孩子，什么艰难困苦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二因宝顺天生巧手又勤劳肯干，我们三口人的穿戴，单衣棉衣、单裤棉裤、单帽棉帽、单鞋棉鞋，统统是她缝制的，而且做得那么好。那些年我们虽穷，但没有穷酸样，这都要归功于宝顺。三因我和宝顺婚后几十年从来没有为钱的事红过脸，更没吵过嘴。我们一切都先尽孩子来，再尽父母家来，最后才轮到我们自己。我们好象就是为别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1975年夏至1977年初，我在国外十九个月，宝顺不但每月给我老家按时寄钱，而且在春节前得知老家要修理房屋后，还把平时辛辛苦苦攒的几百元都寄了去。改革开放后我又几次出国，在外时间都较长，宝顺仍一如既往按时寄钱，而且比我在家时寄的还多。几十年来，随着我们生活的改善，水涨船高了，我们也让老人们和弟弟家的生活随之提高。开始时每月寄几十，后来一百，再后二百，最近七八年每月升到四五百了。而且每月还给我母亲寄去价值100元左右的奶粉、肉松等食品。遇到特殊情况，如盖瓦房、装电话、治病、孩子上学等，就几千几千地另寄了。对很富有的而且愿意孝敬父母、帮助兄弟的人，这么点钱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两袖清风一身粉笔末的我辈教书匠则是要出几身汗的。面对这么多这么大的无底洞，城市的姑娘们你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嫁给农村出身的男青年吗？你们中有谁能象我的妻子李宝顺那样数十年如一日想着丈夫的家、照顾丈夫的家因而在丈夫的家乡远近闻名、有口皆碑？不，我不能这样希望你们都能象宝顺那样，那样就太过分甚至有点残酷了。

我的所谓“忆苦思甜”，如前所说，当然是忆改革开放之前的苦，思改革开放之后的甜。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家的人口增加了，18年工资却一分未加；北京人口增加几倍，住房却没增加几间。即使如此，还要我们忆解放前的苦，思毛泽东时代的甜。想起来怪有趣的：甭看谈解放前都是些老掉牙的往事，人们竟然会为自己或父辈或祖辈甚或曾祖辈在旧社会受的压迫和剥削而痛哭流涕，为大救星毛泽东赐予的幸福生活而感激涕零，这要算是古今中外的奇迹，也是毛泽东时代的特色。毛泽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抓阶级斗争，二抓忆苦思甜，问题便迎刃而解，灵得很。

今天新的世纪已经开始，我和宝顺的生活今非昔比，即使现在退休了生活也毫无问题。孩子已经成家立业，生活不用我们操心，还经常援助我们，尽管我们并不需要。我的家乡父老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也可以说是丰衣足食。现在我给弟弟他们寄钱是因为九十几岁的老母跟他们一起生活，也是为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象改革前是为了活命。“共产党好是好，就是不让人吃饱”，这是改革开放前很多贫下中农（包括我父亲）的心里话——这是多么使人辛酸的话！又是多么危险的话！80年代初农村改革初见成效时，很多农民都曾因屋里屋外、院里场上都是粮食而为邓小平烧过高香祝他健康长寿，感谢他第二次解放了农民，那才是真正的祝愿！不像当年“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调门提得越高，肚子感到越饿，心里越觉无奈。但愿中国人民在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真正彻底地铲除腐败，尽快实现全面小康。

编者按

杨老师的连载已经有十四期了，他给我们讲了一些生动的故事。

不知怎么，说真话成了某种大不易。

所以，听着真话，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