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一
“文革”之前的几年
杨芳林
这里所谓“文革”之前的几年是困难时期以后1963—1966的几年。我在此期间的日子还算平静，心情也还舒畅。我上学时学习成绩优秀，教高二高三英语觉得挺容易，而且我备课一贯认真，早晚一有空就去教室辅导，学生们的成绩普遍较好，基本上没有两极分化，赢得了学生们和他们家长的欢迎和尊敬。我和同事们相处也较融洽。领导对我的看法虽不得而知，但估计还可以——尽管几年之前我初来时曾收过“三件礼物”（请参阅连载之十）。这几年有以下两件事值得回忆与记忆。
学 雷 锋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最突出的英雄要数举世闻名的雷锋。雷锋对同志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象火一般的热情，对个人主义象秋风扫落叶一般，对敌人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毛泽东在1963年春号召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们附中（附校）的教工团总支组织了许多学雷锋活动。多数外语老师因对“轮换”问题一直耿耿于怀，便乘学雷锋运动的东风，狠狠批判自己的个人主义，决心像雷锋一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把我们拧在哪里，我们就应该固定在哪里，而且永不生锈。在那以后几乎无人再提“轮换”问题了。思想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是否真地解决了，只有每个人自己知道。我在“轮换”问题上也对院领导有意见，便在这次运动中深挖个人主义以及忘本思想。我又一次深刻地认识到：农民家庭出身的我能上大学，能当一名英语老师，在旧社会不可想象。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而且我们在北外毕业前曾经认真学习过关于做党的驯服工具的理论，认为不安心在附中工作就是不服从党的领导，违背了党的教导。但同时我的活思想是：外语学院的有关领导他们怎样学的雷锋？为什么他们不乘学雷锋运动的东风改一改出尔反尔毫无诚信的作风？我们要求轮换不对，“轮换”是他们主动承诺的，他们说话不算话就对吗？当然这只是“思想”，没有变成话语。我只记得后来与同组新同事陈延福议论过。
多年以后同一些谈得来的同志说起当时的思想状态，才知道学雷锋那阵，多数人的活思想是：反正轮换问题无法解决，自己一定要想方设法说服自己认真教学，不可因自己受委屈而而苦了学生，否则自寻烦恼，还要被认为思想落后，一旦被领导认为落后，以后漫长的岁月将如何打发，何苦来？总而言之，在学雷锋运动以后再没有人提出甚至议论“轮换”的事儿了。这样，北外领导和我们这些外语老师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收到了学雷锋运动的立竿见影的奇效。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双赢”。
大柳营劳动
“文革”之前的几年，我都是教的高二或高三。开始时，我比学生们大不了几岁。就是到了1965年也只比我教的高三学生大七八岁。所以从年龄讲，没有什么“代沟”问题，跟学生们很合得来。而且我不喜欢摆老师架子，又经常征求学生们对我教学的意见，他们对我很有感情。
一年两次劳动——三夏和大秋，更是我和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的大好时机。所谓“打成一片”包括掰腕子、摔跤等“体育活动”。提起摔跤，我可在学生中出过风头。每年都和不同的高三学生下乡劳动。几年高三级的学生中竟然找不到我的摔跤对手。有时两个学生一齐上我也毫不在乎，半分钟之内就能把他们放平。
1965年秋，去顺义大柳营参加挖京密运河的劳动，这次劳动在我的脑海里留下的印象更是永难磨灭。在大柳营干了三个星期的重活，拉车、挑土、抬土、挖土，上下午各干三个半小时（包括休息一小时）。虽是秋天了，但上衣的肩、背部总是湿漉漉的。男女生干起活来个个生龙活虎，抬土挑土都健步如飞，但毕竟岁数小些，稚嫩些，我怕伤着他们，驾辕往堤上拉重车多半由我去做。驾辕的确不轻松。上坡时必须一口气冲上去。即使不能很快冲上去，你也必须使尽全力，上身要前倾，前腿要弓，后腿要绷，使劲别让车子往下出溜，让在后面帮你推车的人好使上劲。我比他们岁数大，力气也大些，饭量也更大些。一次在工地吃中饭，烙饼红烧肉，五两面粉一张的烙饼，我毫不费力地一口气吃了五张。收工回村我们也不闲着。我曾和那年的高三英法班部分同学在老乡家的炕上摔跤蹬坏了人家的炕席。男女生经常互访宿舍，看看有没有需要互相帮忙之处，例如男同学到女生住处帮她们替老乡挑水，女生到我们宿舍替我们缝补袜子和衣服或擦门窗和桌子。有一位女生把我装在面油盒里的糨糊往脸上抹，还赞不绝口：“您这搽脸油又香又滋润。” 我们学雷锋做好事，从我们进村，老乡家的缸从未缺过水、院子总是干干净净的。在挖河工地上和早晨上工傍晚收工的路上，我们总是一路欢笑一路歌。顺便说句题外话：那些天收工的路上必唱的歌是解放军的《打靶归来》。可惜这首好听的歌儿，在不久之后到来的“文革”中竟成了一首禁歌，只因为头一句是“日落西山红霞飞”。你想十亿人民天天至少两遍（早请示晚汇报）祈祷毛泽东万寿无疆，怎能容忍有人污蔑红太阳要落山？要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太阳是永不落山的！
时光如飞，转瞬三十几年过去了，但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青年时代那些重要的岁月——“文革”之前几年的生活、教学、劳动以及与学生们的亲密交往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