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木匠
杨建西
都是我妈一句漫不经心的话,我干上了我从小就喜欢，可一“专业”了立马就想离开的这行。不信你问问聂九段，那么爱玩的一主，对专业地整天盯着三十八根线的没日没夜的黑白世界也起腻了——要不他那棋能一昏十几年呀。
“我家小西从小就喜欢鼓捣木匠活”。和邻居一块洗菜的时候——在那种有点类似于北京筒子楼的贵州乌江边上那栋干打垒的石头楼的走廊公用的水池旁，我妈说。和她聊天的我家的邻居劳工处的L处长他还真听进去了。也没征求我的意见，他竟然果断地把我分到大坝支队土木二队木工二班当上了一名外木工。这是我妈给我走的我记忆中仅有的几次后门——第一次是由于我生在9月5日差4天才能上学，我妈把我带到西涛胡同她任教的一O六中旁的一家小学上了一个星期的学后,又转到我们家附近的北郊小学。
后门不大，玩笑可开大发了。哥们打小胆儿就不大，都会跑了，过人定湖那小木桥还肝颤，一开始放“小鞭”楞让我妈给塞到小萝卜里才敢点，“二踢脚”“麻雷子”挺大了才敢招。就算我喜欢，那也是木工，不是外木工，我那会哪知道外木工是什么呀！我至今认为我妈绝对说者无心，L处长听者有意也没跑。但那意思总让我感到多少有点不够“意思”——那是外木工呀！都避之不及一门心思地琢磨弄个开车或机电工什么的，在不济炊事员——那年头也吃香呀。外木工，就是外场木工，为浇筑混凝土立模板的那种。水电站的外木工格外地辛苦。围堰，几十米高；大坝，乌江的那个垒了168米。70年代初的七个亿人民币你算算得值多少钱，投入多，工程大。坝高，就是说外木工除了特别辛苦之外，还十分危险。007？惠杰真能联想，不过我们那会儿确有一路谈笑去，回来人不见的惨痛经历，“十个木匠九个残”（多为手指）都属“小儿科”了。我就为遇难的工友大冬天支个席棚子，一堆人围着小泥炉冷冷戚戚悲悲切切地守过灵。等他（干这活的一水的男人）的妻儿舟车劳顿地从千里之外赶来，呼天喊地撕心扯肺的场景让我现在记忆犹新却又不忍触及。还有我们那涂队长，特民主特能和我们年轻人混在一块的大好人，正说着话呢，一块大模板被缆机扇过来，等救出来，那头都跟水桶似的了，再也听不着他那象唱戏似的黄陂腔了。
上班第一天，除领了木工四大样，锤铇斧锯外，一顶安全帽，一条6米长的尼龙绳让我隐约有一种要上战场的感觉。事实证明，还真差不多。有一次围堰漏水，晚上七点多，我们都下班了，班长带着急忙赶往工地堵漏。记得是冬天，下着冻到骨头里的阴冷的雨。四人一组，带着酒（凭劳保票供应0.87元一斤），下去时每人喝上几口，狂干十几分钟马上上来，真有股“猛士如云唱大风”（那会儿不会这个，我读的是工人诗人黄声笑的诗集《挑山担海跟党走》）的豪气。浑身被江水雨水淋透，筛糠不止，赶紧劈柴烧火。我猛举斧头朝一根圆拄砍去，在头顶处挥下时，竟觉十分轻飘——斧头头竟鬼使神差地急落在我左手的食指上，鲜血如注，捂着要断的手指走了近一个钟头才赶到江北医院。碰着一“二把刀”值班，说是试试新的针灸麻醉，疼的我不行，想起了罗广斌《红岩》里江姐的那个十指连心。后来手上多次受伤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又一次钉完模，为走捷径，我未走原来攀架而下之“路”，复爬而上。也是下班心切吧，爬岩而上（近点儿）。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但我很不幸，作为还没成路时的行者，爬至半山已无法动弹，上不成，下不去了。这时发现一根救命的“稻草”，一个“埋”在山壁上的象棕绳又象野藤东西，小拇指样粗细。我拽了拽，还行。幼稚啊幼稚，可当时不幼稚又怎么办？我像是被钉在那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当时就象后来姜昆《虎口脱险》里的描述差不多，也是“没想那么多”，拽着绳子用力一攀，我就，跌下去了。多高？不高，也就八九米，三层搂吧。要命的是我的头重重挫在江边一块大石头上，血流如注呀，这一“注”可比手指头那“注”猛多了。好在绳子松掉的瞬间，我还没蒙，用脚猛踹了一下岩壁，否则得全身开花。就这，两条可怜的大腿也“多处严重擦伤”，工友们大吃一惊，又无路下去营救，后来到对岸借农民的小船划过来把我抬上岸，送到了医院，头上缝了四针，脑震荡。倒是美美的享受了一个多月的病休假。
战场不战场的，反正有点血染的风采的事儿吧，这是上世纪71年——73年的事了，我还不到二十，就这么一干八年。直到现在那样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仍然对我有着很大的影响，骨子里还浸着点大山的狂野。后来我常象“三八”式老干部似的对那些小青年伸出手指亮开前额进行传统教育。我从来没喜欢过这份工作，但这丝毫不影响干活的投入以及干好活后的自豪。当时因为我喜欢写点东西，兴小靳庄赛诗会的时候又常狗掀门帘 —— 露一小手，竟被组织选中当了分队的专职宣传员，那可是挺让人羡慕的一活。没有班组，前方后方乱窜，下班拿稿上广播报纸就行。可我干了一阵，觉得特别扭。工人不工人干部不干部的，原来的哥们也没那么铁了，人喊喝酒我得赶稿呀，整个一“脱离群众”。连换饭菜票（能吃好的，日不晒，雨不淋，活还清）都梦寐以求钻头觅缝的我，毅然向组织提出回班组干活。从受宠若惊到大义凛然也就半年吧。
后来，我到了省委宣传部，接到一封反映水电工人疾苦的报告。我秉笔直书上窜下跳，楞是把几处被处长部长删掉的地儿给恢复了，很动感情地写成《情况汇编》上报了省委。
噢，对了，我们乌江电站的坝址在贵州的一个山沟里，那地方叫“杨木匠沟”，也就是我干活的地方。你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当木匠谁当木匠。学法语是我爸帮我选的，他想让我们四个“英俄西法”来个全活，一家子走哪儿都不怵；当木匠是我妈“安排”的，她是不是知道我们这号人当时也就这命了呢？
“齐白石，李先念都是木匠，”后来我爸常说。其实，我一参加工作领了工具什么的，还领了一本书叫《木工简易计算法》，作者是李瑞环，大概是李瑞环张百发他们修“十大”那会儿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