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尔佳按语

  北京新侨饭店曾于19701971两年接受外附两批学生参加工作,小五12人,小四12人,共计24人。他们分散在新侨饭店的各个服务岗位,从16岁的懵懂少年,长成有能力、负责任的青年。恢复高考以后,他们中19人考上大学,离开了新侨饭店。在长期的相处、相知中,他们中有6人结成3对夫妻,至今相濡以沫,一起慢慢变老。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不时以“外附的”“新侨的”双重身份小聚叙旧。近日,他们为黄晓敏、丁小平、 汪晓京、陈向明四人远道回京,欢聚一堂。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上世纪70年代,新侨饭店团委组织活动时的合影。多年轻啊!能认出有谁吗?

北京拾旧

黄晓敏

       最近两次回北京,一次在冰封雪盖的严冬,一次赶上闷热的桑拿天。

       也许是已经进入怀旧的年龄,也许因为久居国外,到了北京,为日新月异的四环五环震惊、为飞速而起的摩天大厦感叹之余,总喜欢寻找旧日痕迹。尽管说起“这地方以前如何”的时候,心里未免打鼓,揣摩着自己是不是有九斤老太之嫌,或者嘴碎得如法国老太太,开口就是:“我们那时候,棍子面包才两法郎一根…….

       倒完时差,重新习惯了环境,对时髦语汇也经过了马马虎虎的速成,北京的面目全非才渐渐在眼中引退。雪化时街道的泥泞,酷暑中大气的迷蒙,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浊雾蒸腾不见蓝色的城市天空下,市井的嘈杂充塞于现代化楼群和豪华商厦之间,把熟悉的北京一点点地渗透出来。

       一旦看到了,便觉得它无所不在。北京的魅力其实就在街头巷尾。清脆的自行车铃不怎么听得见了,路旁垂柳在沙尘中照旧依依;夏日的蝉声蛙鸣被淹没了,炸油饼、煮馄饨的香气仍然阵阵袭来…… 老北京的平和、与世无争,同暴发户的浮躁和财大气粗磨肩挨肘,彼此熟视无睹。

       不论什么人,不肯马虎的都是一个“吃”。从水煮鱼、炸臭豆腐到毛泽东的红烧肉,从过去极少见的香椿苗到听都没听说过的马兰头,北京人可以一日几次小品清茗,大腥膻;及至对法国的肥鹅肝和生蚝褒贬几句,也就很情有可原了。

       对我们来说,北京的魅力在于吃,更在于这里有我们的亲朋好友。

       曾听不止一个同学说,离开外附后有过许多别的同学和同事,都不能跟附校旧友相比。的确,尽管年代久远,有些记忆只剩碎片,我总觉得后来很少遇见这么多能人(本来嘛,多少原来的“二道杠”、“三道杠”,进了附校都得减一道,甚至没杠儿了)。别的不说,新侨饭店一起工作过的许多校友就给我留下了永远的印象。

       分配到这里的二十四个附校生,小五小四各占一半,依我见真是人才济济。仅以西五班为例,就有胡晓义、华小燕、王昭明、王小韵……

       多亏热心的李璟、王晓京和党政,几个月中我们得以两次相聚,有些人是分别二十七年后第一次重逢。

       即使没有“通讯录”的提示,难道我们还会忘记谁在中餐厅、西餐厅,谁在客房、电话间、小卖部、前厅和会计科吗?饭店五百多职工,上下几层,不管我们在哪里相遇,一个点头,一个微笑,一个眼神的交流,甚至没有任何表示,都会感到那么一点与众不同的亲切。

       工种各异,大家共事的机会倒也不少。办学习班,写批判稿,出黑板报,甚至代表单位参加体育比赛和文艺演出,处处碰到的是我们这些人。说是文化人,却又个个能武。丁小平、李璟、熊伊眉、陈向明驾驭业务的能干令人叹服。丁小平和熊伊眉居然把我们这些没摸过篮球的人撺掇起来,还不可思议地赢了那么多场好球(至今熊伊眉打起网球来的狠劲儿,仍让我不敢偷懒喘气)。至于排练节目,我和李璟的黄金搭档颇有些别出心裁的创造。

       谈到“文”,更可以不夸张地说新侨人才荟萃。华小燕的才思敏捷,王小韵的笔下清,翟东娜的端淑严谨,商尔佳的潇洒诙谐,王晓京的随和而处处书卷气,全都是文如其人。当年新侨饭店在许多方面醒目,绝对反映出附校风格。

       附校人在哪儿都是骨干,也不过是用着得力。到了进“三结合”领导班子或者推荐上大学什么的,人家就很少想到我们(日后也有挑了大梁的,此是后话)。当时唯一可以算是例外的,大概只有胡晓义。对他早年的“官运亨通”,有人归结为小时候的一次“塞翁失马”:自从脑袋被摔,突然开了窍,变得格外好使。重提当年附校的“大事件”,他自己也不否认这是他个人智力开发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话我越想似乎越有理,是因为记起《红楼梦》中王熙凤借贾母小时候头上受伤的插科打诨,说是“神差鬼使,蹦出那个坑来,好盛福寿啊!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个坑儿,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倒凸出些来了。“这么一想,就有些后悔小时候欠摔,不然今日不是大贵,也该大富,即使两者都没有,还可以盼个大寿。可惜到了这把年纪,断不敢摔一回试试了。

       因为有人说我需要回炉,趁便向权威人士请教。胡晓义的“这个问题嘛,有这样几点⋯⋯”让我正襟危坐,何宁却在旁正告:“注意,发言人每次最多只回答三个问题。”吓得我赶紧戒口,捎带着把对何先生的第四个问题也给咽了下去。回头一看,刚才还引吭高歌的党政(合唱团的,就是不一般)正据案大嚼,对着一盘“凤爪”呲牙咧嘴。大约是既不忍放弃如此美味,吃着又心疼(党夫人大号“来凤”,当年新侨一枝花,敌我们这位同学的魅力)。

       多年前,曾听人称王昭明为“富婆”。我始终不能把这个称号同她的形象联系起来。和有些人的锋芒毕露不同,大智若愚的王昭明脸上总是挂着谦和的微笑,在同事中人缘儿最佳。如今的她,还是那副神态,用手一推眼镜,我们见到的还是那个在餐厅把老外的钱包当成沓蓝纸抓起来的懵懵懂懂的女学究(深度近视而不能戴眼镜,让她闹出载入新侨史册的经典笑话)……

       其实,在座同学在我眼里几乎都和从前一样。只是两位如花似玉的下一代的在场,让我们在彼此诚心地说着“你一点儿也没变”的时候,觉出隐隐的心虚。

       我们这一代,经历中都有些不寻常的地方。单是先工作再上大学,在国外就不知解释过多少次。当年的逆境已成过去,剩下的只有财富。如今,我们不是更有理由为每一个走进又走出新侨的外附人骄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