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缘——大团圆

写在入校40周年之际

宋岱

　　1965年的夏末，位于宣武区和平门的北外附校，又迎来了160余名小学三年级的新生。这是自小学部成立以来，从北京几百所学校中招收的第三批学生，也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批。打这天起，这些浑身稚气的孩子们就要在这里开始全新的校园生活，未来的人生轨迹也将从这里发端。

　　自那以后到现在过去了整整四十年，岁月无情地流淌，当年被称作“小三儿”的毛孩子如今已是年届半百。为人夫、为人妇，为人父、为人母，说不定也有人已成为祖父母级的长辈。看着后辈们长大成人顶门立户，这些人尝到了知天命的光景。

　　头发白了，眼睛花了，腰没那么直了，腿脚也不利落了，更别说四十个春秋留在脸庞上的百般沧桑。不过，只要心气儿还在，每天早晨起来还是朝气十足，那就没老。特别是今朝，师生们欢聚一堂，天涯共庆，又像是回到当年。

　　然而，有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从和平门时期至今我们这个大集体中已有九位同学辞世而去：英语班的张坚、苏铁丁，俄语班的吉祖光、陈艳丽、常景林、王爱忠，西语班的周双华、李志和，法语班的李建国，也许还有其他人，因多年没了音信，是否还都健在就不得而知。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师和职工也有不少走了，他们不应该被忘记，陈延福、张泰金、马秀芹、高京生、林淑珍、李文华，伊熹 。。。。。。

　　打开尘封的记忆，一切又那么鲜活起来。同学们来自北京的四面八方，大多数人此前素不相识，离开父母和熟悉的环境，来到陌生的校园开始完全封闭的集体生活，对许多从小没离开过家的同学来说，的确不易。刚刚入校没几天，有人就因想家哭鼻子，躲在被窝里悄悄抽泣也就算了，居然还有人成帮搭伙坐在楼梯上，抑扬顿挫地群哭，巍为壮观。哎，说来说去还是小呀。当然也有毫不认生的，一点儿都不把自己当外人，如鱼得水如鸟入林，其中几位后来还成了校园调皮恶作剧的主谋。

　　这种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像滔滔江水一泻千里，没有个头。

　　其实在文革前，我们仅有一年正规安稳的学习生活，文革开始后直到高二毕业，就再也没有宛若世外桃源的幸福时光了。同学们的在校时间极为参差：最长的九年半，最短的只有几个星期(极个别早期因故转学)，据说还有没来报到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160多人被命运的离心机向四面八方甩去，转学的、去干校的、参军的、进厂的、下乡的、出国的、留校的，当然还有下落全无的。无论每个人后来的经历多么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一点可以肯定，附校生活影响了我们的前半生，也许还将会相伴终生。

　　曾经有过一个询问：谁还与附校之前的同学保持联系？谁参加过类似聚会？绝大多数的答复都是“没有”，而且许多人根本没留意过这种现象。

　　究其竟，盖源于我们学校的特殊性，一是学生来源系选拔汇集；二是完全封闭且特别的教学方式；三是共同生活时间长。一个混沌未开的儿童，长成有识有见、人格独立的青年，造就者既是特殊的时代，也是附校的别样环境。十年文革我们的学生时代居然占了大半：六六年的停课及小学部的解散，外交部大院的静坐抗争，六七年的复课，以及此后难以计数的三夏、秋收，野营拉练，学工学军等等的“社会实践”。直到1975年的春天，这拨人终于走干净了，当时许多老师都有一个感触：“一个时代结束了”。

多年以来许多人经常咀嚼着这份奇特的友情，无论何时身处何地，只要见到“小三儿的“就觉得亲。中学时有一个课文这样说，无产阶级凭着《国际歌》的歌声就能在全世界找到同志。天涯海角，只要有我们的同学，你一定能握到友谊之手，或许在学校从无交往，那又怎么样？！这点可能久居海外的同学体会更深，一位定居美国同学的来信就是最好的诠释。

　　我们曾经苦苦追逐的功名利禄，在这一时刻竟没那么要紧了，最宝贵的反倒是以往藉种种理由忽略的：健康、快乐、亲情、友谊。人生苦短，切切珍重，我们更应珍视这四十载的同窗谊、师生情。

　　也许在学校时有的同学之间、师生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误会、芥蒂甚至龃龉。四十年过去了，应该有个了结，宣泄了，释放了，心平了，气和了。从此以后，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毕竟附校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远远大于不快。

　　当人们问及，你们“外附人”是否过于自恋、自得？一时语塞，还真不知如何做答。细细想来，是否有这么几条可以说明外附人的特质。一曰谦逊自在，这是学校要求我们从小就养成的品质：既有外表又及内在，永远以健康活泼、睿智开朗立世；二曰大气包容，做人应有涵养，严己宽人，收放有度。这条不光是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学校所推崇之校风。“谦谦君子，泱泱大度“，母校不再，特质长存。

　　寥寥数语，谨寄情怀。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歌的名字就是《友谊万岁》

                                   　　　　　　　　　　　　　　 小学部六五级（俄三班）宋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