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二十六
植树安家庄
杨芳林
这篇连载短文漏写了，按时间顺序本应放在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的那篇之后。本来想，漏写了就算了。后又觉得还是补写为好，好让青年读者对那时的大学生们的劳动时间之长、态度之好、强度之大以及“大跃进”的一些其它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
要把穷山恶水变成花果山米粮川
1958年不愧为大跃进的一年，粮食亩产万斤、十万斤的喜讯频传，高产卫星一个比一个放得高，以致使伟大领袖因怕粮食太多了吃不完而发愁。钢铁产量更是高得惊人，很快就要超过英美。中国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在毛的英明领导下，正准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反右以后，知识分子一切行动听指挥，大学生们以如雨的劳动汗水洗刷着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决心像毛的亲密战友柯庆施在稍后所要求的那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们从早春积肥种菜、围剿麻雀，到夏天的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和首钢建厂劳动、下乡帮助社员夏收秋收，一直干的是户外活儿，几乎没在教室里呆过。1958年刚过了国庆，我们年级又奉命去京西远郊区的安家庄，在那里植树一个半月。
安家庄（常称安庄）坐落在西山的一个山沟里。不知当初共产党游击队曾否在附近打过游击，我想真在这里打游击一定非常艰苦非常危险，因为这里的山丘光秃秃的，很难藏身。人们歌唱安家庄时说它山青水绿，不过是美好的鼓干劲的吉利歌词而已。实际上所谓“青”，也就是指山梁上的一人多高的小树丛，那还是像瘌痢头的头发东一撮西一撮的；说水绿，是指从山丘脚下流过的一段永定河的水。那河水是旱季常断流无法用来灌溉，雨季山洪来了不须它灌溉。一句话：这里是穷山恶水。我们就是冲这一点来的。我们来就是要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的，真正的好山好水好地方，还要我们干吗。那时全国流传着一首民歌（我一直认为这不是老百姓写的民歌，一定是那位无行的文人为迎合形势需要胡诌出来的）就是我们思想状态的写照：“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安家庄变成花果山、米粮川，正像领导在动员会上说的：“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分住在贫下中农家里
我们那时是大学三年级上学期，全年级师生200人左右，分配在村里的贫下中农家居住，一是为了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二也为了好称呼他们大爷、大娘、大哥或大姐等。如果住到地富反坏右家里，对敌人我们该怎么称呼才是？
还能叫他们“大爷、大娘”吗？那岂不模糊了阶级界限？找挨批不是？谁也不愿干这种蠢事。
我们班十五名男女生分在一家姓李的贫农家居住。这家房子比较多，质量也较好。没过几天还给我们烧了热炕。我们也学习人民军队，保证这家“三净一满”，即院子里外干净，屋里屋外干净，炕上整齐干净，水缸满（至少不缺水）。晚上要跟这家人聊天，从他们的谈话中吸取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政治营养。事实上，我们那时就已在贯彻执行毛在十年以后才发表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了。
住了三天了，还没和房主人聊聊天谈谈心，挺没礼貌的，更重要的是领导交给我们的访问贫下中农的任务还没开头，没法交代。我们几个男生决定第四天晚上无论如何要同房主人李大爷、李大娘以及他们的大儿子一起说说话、拉拉家常。我们一说话就是学生腔，不会说庄稼人的话，要再加上南方腔，就更没法听了。真是急死人。还是大爷为我们解了围。他不等我们问，就主动讲了解放前后村里的一些情况。他说：这个穷山沟解放前穷，解放后还是穷。因为穷，日本人很少来，我们乐得过个舒心日子。因为穷，没啥油水，国民党军队看不上眼，也不来麻烦。我们又乐得个穷太平。解放了，政府发动我们斗地主富农，可是这个村谁有钱？我看都差不多。钱多一点也是靠卖力气挣来的。我看不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老想吃现成的，忒没出息。他又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说人最要紧的是有良心，要有恩必报，要与人为善，要忍让，遇事要准备吃亏，决不可占人便宜。大娘怕他离题太远，说：“你教教学生们怎么种树吧。”
没想到这更帮他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我知道你们的一番苦心，诚心诚意要帮咱山里人。你们准备的几间房都盛不下的那么多核桃、栗子和杏核儿我都看见了。你们学校那位姓胡的技术员也和我聊了。学生们都怕挖鱼鳞坑。在这样的山坡上挖坑，不要说你们够戗，连我们也没挖过。”
读者诸君：请让我把我们头三天的挖鱼鳞坑的情况在这里向你们汇报一下，再听听李大爷对我们这次劳动的看法就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了。下面这段话，是我根据回忆写在这里给你们看的。当时跟李大爷谈挖鱼鳞坑，是我们几个男生一起谈的，你一言我一语，乱糟糟的，不过比下面我的叙述更生动更实在。
深秋了，所谓植树，不像春天挖坑栽树苗浇水，而是挖鱼鳞坑，将杏核、核桃、栗子埋在坑里，等明年春天雨水从山顶上流下来，使这些果实发芽生长。所以第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就是挖鱼鳞坑。所谓鱼鳞坑，就是像鱼鳞状的半月形的坑，长约一米，中间最宽处约40厘米，宽的一边朝向山顶，以便接受从山顶流下的雨水或融化的雪水。为防雨水或雪水流失，还要将坑的半圆形的边沿加高成小堤坝状。每个坑的要求都是这样严格。而且不得避难就易，坑要整齐地挖在一条线上，它们之间的距离也要基本相同，一句话：横竖成行。这样一来，必然出现这两种情况：好挖的（一般也是土质较好的）地方可能因不在画好的线上而被放弃了，而画在线上的必须挖的地方可能恰恰又是石头窝，一点土也没有。我自己在开始的头三天就两次碰到这种尴尬事儿。我是全年级最能干活的学生之一，又是农村出身，更重要的是，在反右派斗争中立场不稳，为右派说话，现在更应好好表现。于是我发扬了愚公移山的精神，举起大铁镐对着“石头窝”一连几百下，大坑终于凿出来了，可是坑里一把土都没有，怎么办？第二天一早趁大家还没起床的时候，我悄悄地提着脸盆摸到昨天的石坑附近，用脸盆将别处地表浮土运到坑里。这件事后来被领导知道了，不但没说我死心眼，还表扬了我，说我决心大、干劲足呢。————
李大爷听了我们挖坑的情况后，停了一会，说：“那么多核桃、栗子、杏核儿都要埋在我们这里，忒可惜了！白扔了！山上太干旱了。鱼鳞坑是接不到水的，也没有那么多的雨水、雪水可接。又是在石头缝里下种，怎么能长出树来？”又冲着我笑了笑：“你那两盆土就够长一棵树的？”
从那以后，我们没再找李大爷聊过天。我们也没有同别的班同学谈过他浇在我们头上的这盆凉水。别的班是否也被他们的房东浇了凉水，我们也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李大爷的那番话浇了我们凉水，我们也明知安庄的很多老人都对我们的植树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但我们的劳动热情没有丝毫减少。我们更相信当时人民日报刊登的诗人刘岚山的一首诗中的两行：“谁说青石上不能下种？我们要叫石头山沐浴春风！”
两年后李大爷的大儿子进城，顺便来看望我们。提起鱼鳞坑和植树的事，他还说我们那时的干劲真叫大，就是用错了地方。说鱼鳞坑干旱得冒烟了，哪能见到什么树芽儿？太浪费了！太可惜了！我那时已经提前毕业，这件事是后毕业的同学们告诉我的。我当时也没问我的同学们听他那番议论有何感想，因为我的脑筋早已麻木，没有心情去问这些了。我的亲人、我的乡亲、全国同胞都在挨饿，很多地区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我们浪费短短一个半月的劳动、浪费区区一、两万斤核桃栗子杏核儿算得了什么。
一天的时间安排
金风送爽的日子很快过去了。天短了，黑的早了，也越来越冷了。我们为保证足够的劳动（包括上下山）时间，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六点吃早饭，六点四十开始学英语，八点出发。上下山基本以班为单位。分配各班挖鱼鳞坑的地方都是头一天下山前班长和团支书“分”来的。到了目的地立刻开始干活，十点前后歇一会儿，十二点吃午饭，午饭就是随身带来的馒头、咸菜和凉开水（有时也发给我们每人两个鸡蛋）。午饭后休息半小时，接着干到天黑前下山、吃晚饭、开会总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累了一天还得检查资产阶级思想，委屈得哭鼻子的有的是，不过都是一些女生。
上一段我提到学英语，说实在的，还真得为北外说句公道话：北外真有点反潮流精神——那样的大环境里还抽点时间教学生说洋话！后来知道别的大学都没敢这么做。说起来我们的水平真可怜，都三年级了，才凑合着勉强能读懂最容易的英语原著Path of Thunder （《雷霆道路》）。我清楚地记得，老师王佐良教授见我在读那本书，问我能否读懂，我说能，他笑笑说“很好。” 他还对我说，以后学习碰到任何困难，可以随时找他。后来的年月里，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不由得感激先生的关心，同时也觉得他那时一定非常同情我们、可怜我们，就像后来文革复课闹革命时我们同情、可怜我们的学生一样：“唉，光长年级，不长学问，以后怎么办呢？国家又怎么办呢？”
我被誉为“挖土机”和“拖拉机”
我很高兴被同学们叫做挖土机，因为我挖鱼鳞坑曾几次创过纪录，放过卫星。女同学们赶不上我，自不必说，就是男同学要赶上又谈何容易。那时我正是干劲十足的二十岁小伙子，膀大腰圆，农活又比较熟悉，本来就应该比别人干得多一些好一些。尤其是当我想到自己反右中欠佳的表现，我便能不顾饥饿、寒冷和劳累，不间断地一口气挖二十个鱼鳞坑。有时胳臂和腰实在太酸，便立起身来，活动活动，轻松轻松。遥望四周，只见满山镐头飞舞，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刚学会的我们年级文工队编的植树歌，顿觉疲劳消失，干劲倍增：
安庄好地方，
山青水又长，
植树造林上山冈
歌声多嘹亮。
站在山坡上，
举目望四方，
满山镐头叮当响，
越干劲越强。
我还有个雅号叫拖拉机，是因为爬山时我除了肩上背着半麻袋核桃或栗子或杏核儿、一只手拿着镐头外，另一只手还要拖着一位女同学。别的男生基本上是两个任务（背种子、拿镐头、拖女生三项中的两项），我基本上是“三项全能” 。安家庄的山不高，实际只是丘陵，可是你要天天领着这三项任务爬爬看，你就会想爬庐山爬泰山的滋味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抬白菜闪了腰
安家庄附近有个不大的火车站，我们二百来人的主食和副食全靠火车运来。但车站离我们驻地至少有三里路。一天，领导说大白菜卸下了火车，还放在车站外面呢，需要立刻运回来。正好那天下工早一些，我当仁不让地便同别班也是干活尖子的一位同学去抬。我们用的是最笨也是最结实的大扁担和大拇指粗的半新的麻绳。当我们把那么大一捆白菜抬走时，几个服务员都啧啧称赞：“这两个小伙子怎能抬动这么重的家伙！”
那位同学比我高，自然在后头。大约走了一半路程，他说要放下歇一会，话音未落，他一跤摔倒。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被他的扁担一拽，也倒了下去。我顿觉腰像折了一样的疼痛。歇了一会儿，又咬牙坚持和那位同学把菜抬到驻地。那天夜晚疼得我吃不下饭、喝不下水、睡不着觉，次日清晨在同学帮助下才下了炕。于是领导马上让我回校治疗。那时的校医室不兴拍什么片子看看骨头受伤没有，他们没有这套设备，转院呢又要花学校的钱，校领导又不高兴。所以他们不到病人快死是决不让去医院的，一贯如此，对学生尤其厉害，反右后更是变本加厉，因为谁发牢骚提意见或骂他们都可能被视为对党的领导不满，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我们学生最了解他们了。再举一个半年多以后（1959年夏）的例子来证明我的说法决没有冤枉他们：
1959年夏，我在翻译集训班学习，一天打篮球时，一个同学手指戳到我的左眼里，出血并不多，但眼球肿得像一团肉，白眼球完全不见了，我疼得满地打滚——我可不是太“娇气”的人呐。我勉强走到校医室，问他们有没有办法帮我洗一洗眼睛、止疼、消肿，并着重检查一下眼球是否受伤。一位大夫说：“现在很难说，得等消肿后再看。你回去用清水冲冲吧。”我忍着痛，回到宿舍。用凉水冲了又冲，洗了又洗，疼痛毫未减轻。我疼得浑身大汗淋漓，后又恶寒发烧，不想吃不想喝，觉得脑袋太沉，抬不起来。第二天上午同学扶我到校医室，我把昨天下午和夜间疼痛的情况说了一遍，并说我的眼睛很危险，咱们学校条件不够，请你们介绍我到海淀医院（合同医院）去吧（不经介绍要自费的）。诊室的两位医生（一男一女）异口同声地说不行不行，海淀医院是想去就能去的吗。我说你们能保证我的眼睛没事吗，他们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学生说话应该有学生的态度！对组织讲话可以用这样的口气吗？这时我眼睛的危险和疼痛的折磨使我失去理智，不知从哪来的勇气和怨气，我竟然破口大骂起来，骂他们没有人性，不拿学生当人，骂他们只知道为外语学院省钱，为上级和上级医院控制门诊人数以便获得领导赞扬和提拔，还质问他们能否保证我的眼睛不瞎。俗语说：打起来没好拳，骂起来没好言，我夹带着很多侮辱人格的脏话。我对那些脏话，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惭愧。那是我平生头一次骂人，那以后至今也没有再那样骂过人。说来奇怪，我骂了人，不但没受到批评，反而在中午接到校医室的通知，说同意我去海淀医院了。当天下午到了海淀医院，检查的医生说你为什么不早来，眼球里淤血时间长了就可能失明的。从那天（大概是6月15日）起，我必须天天去医院往左眼里打针，并要一天24小时带着眼罩。每次往眼里打完针，都觉得头重脚轻，头疼得要炸了似的。集训班的学习任务非常繁重，我只能用右眼看书，非常吃力，竟使右边的脸因肿胀比左边的“胖”了许多。直到9月中旬因要去重庆做翻译接待工作才摘下眼罩。好，这个佐证就说到这里。还是回到抬白菜伤了腰的事儿吧。
打了止疼针，蜡疗半个月，稍好一点我又去安家庄继续挖坑植树。同学们和年级领导都很关心我，不让我干重活。可是哪里有什么轻活？上山下山本身就够重的，既爬上去却不挖坑是干什么来的，岂不是白爬了？我坚持跟大家一样干到最后一天，只是不再做“拖拉机”拖人了。从那以后，腰伤后遗症一直跟着我，年龄越大越明显。现在我简直成了“半仙” ：天要刮大风、要变阴、要下雨我早就知道，比电视台天气预报还准。
我们让安家庄诗画满墙
一个半月的劳动中我们也曾花三个半天休整过三次。用这三个半天，再加上一些晚上时间，我们成功地让安家庄诗画满墙，并搞了两次小型的文娱演出活动。家家户户的墙上，甚至连猪圈墙上都用大字写了歌颂人民公社的标语和诗歌，如“六亿人民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一抖”，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人想天堂，不知在何方，实现公社化，人间变天堂。”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村民们对此态度怎样？我们天天替人家把院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现在又把屋墙院墙打扫、擦拭得干干净净，还画了画写了字，多热闹，多漂亮，村民们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尤其是那些孩子们早就把我们当作亲人，一有空就跟我们泡在一起。听说我们快要走了，不少孩子难过得哭个没完，惹得我们的女同学也老是眼圈红红的。
再见吧，亲人！
说走还真的要走了。
十一月中旬，我们结束了劳动，即将返回学校。这一个半月住在各家的学生都和房主人家混熟了，大爷大娘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儿女，他们的子女也好象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走前两、三天，人人都知道要走了，但谁也不愿说出这个“走”字，一提就心里难受。尤其是各家的孩子们，在我们走的那天，真是“牵衣顿足拦道哭”，叫我们不忍离去。
那天上午，天气出奇地暖和，阳光普照，蓝天上有时飘过几块白云，大概八点左右全村男女老少都聚集在村东口的大路两旁。我们二十来户的房东更是全家出动。我们早饭后在各房东家作好“三净一满”的工作后，便背了自己的行装来到村东口，和房东们道别，也和别的村民们聊天。那天恰逢星期日，孩子们不上学，都到这里来送别难舍难分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了。奇怪，前两天一提“走”字，孩子们就会落泪，今天反而笑声不断、歌声不断。他们的家长偷偷告诉我们：“他们向我们保证不哭不闹，否则就不准来，来了也轰走。”
不准孩子们哭，可是在我们背上行装，向他们挥手告别时，所有的房东大娘大爷却无一不在呜咽着或者流着泪。这一来孩子们的感情好象找到了突破口：歌声也停了，笑声也没了，只听见孩子们的哭声、带着抽泣的说话声，真有点“十送红军”的味道，可是我们哪能和红军相比，我们只不过是一群正在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回校后的第二天上午，我万没想到的是，手不经意地插进上衣兜，却触到了几个熟鸡蛋。这肯定是李大娘偷偷地塞进去的…… 我鼻子一酸，想不下去了。
离开安家庄已经46年多了。李大爷、李大娘恐怕早已去世了，我一直当作小弟弟的他们的小儿子也快60岁了吧。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的广大农村和城市一样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哪个水深火热的“自然灾害“的年代，伟大统帅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那个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都是怎么挺过来的？我问也是白问，一因你们是不会回答我了，二因不回答我也知道：我的父母也都是农民，他们怎么挺过来的，你们就是怎么挺过来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