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的故事

王际玮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无论是何时，无论在何地，这歌声总会使我们内心不由的产生起一种激动。是芳草地唤起了我们年少时的一段美好记忆。

寄宿的生活

40年前，我们一起走进了外附的大门。

那是一个难忘的星期日，我们跟随着父母，携带着写好自己姓名的行李，怀着愉快又好奇的心情，跨入了这个让同龄的男女孩都羡慕的学校。我来到法语班的教室门前，看见课桌上摆了满各种图书，一些陌生的同学正在专心地看着；何建华老师亲切又和蔼，甩动着两条大辫子忙着接待新到的同学和家长。我可高兴了，顾不得想什么，转头向父母说了声再见，就飞快地跑进了教室。一天下来，脑子里装满了新东西。老师和同学，教室和宿舍，样样是新奇的。一直到上晚自习，坐在教室听着“小喇叭”节目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要回家。但是看见周围的同学都在认真听广播，这才意识我不能回了。进外附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家人在外过夜。想到这，伤心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落下来。没想到，就这思家的哭声让全班的同学记住了我40年。成年后，每当同学们谈起过去的事，只要提到我的名字，连模样还没想起来呢，就会说“噢，她是全班唯一想家哭的”。 有人想打抱不平，可我觉挺好。这事能让老同学念记着我一辈子，我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呢？

班里男生中，姜英林是个“混世魔”。一肚子的坏水，还有两个忠实的“随从”，曹林林和韩海津。入学初期，还比较老实。日子久了，人熟了。花花点子坏主意就冒出来。拿手戏就是和女生作对。搬进新楼后，一次班里的男女生不知为何吵得不可开交。女生在盛怒之下一起跑回宿舍。以姜英林为首的坏男生，自以为占了上峰，挟着滋水抢，乘胜追击到四楼。然后在房门口，用枪把水从门缝滋进去。女生们气得忍无可忍，最后报告给老师。姜英林一伙的罪名是：严重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第七条。

班里女生中，周丽君是年龄最小的。她56年生，属猴，聪明又灵俐，外号“小猴子”。也是搬进新楼后的那一年，丽君的父亲从国外回来，给她带了件礼物一串“夜明珠”。在60年代，那是个稀罕物。丽君把它带到学校的那天晚上，当作息灯吹灭后，我们宿舍的女生，一个个都从被窝里爬出来，蹑手蹑脚凑到丽君的床前。黑暗中，我们睁大眼睛，好奇地望着像挂在空中似的那串闪闪发光链子。你传给我，我传给她，真是看不够！兴奋之极，不由自主地大声说起话来。不知谁喊了声“生活老师来了！”吓得大伙一骨碌地钻进自己的被窝，连大气都不敢出。后来，丽君真大方，就把那串“夜明珠”拆散了送给了我们。周末，我把那颗能在黑暗中发光的珠子带回了家。它在我家的灯绳上一直挂了很久很久。

走读的日子

记得文革开始后，学校的寄宿制取消了，改成了走读。班里的女生分成两拨，东城和西城。离我家住的最近的同学就是商尔佳和李黎明。早晨上学，乘公共汽车的人特多，我们很少碰到一块。可放学时，我们常结伴一路同行。从学校的和平门站乘14路到府右街，然后转乘9路到东大桥，这是我们常走的路。那时候，从府右街到东大桥的车票是1 毛2 分。但是，如果走一站从北海上就是9 分，从中可以省下3 分钱。而这3 分钱在那会儿可够买一根红果冰棍的。我们仨经常背着个大书包，说着开心话，连跑带颠到了北海站。花上那3 分钱买了根红果的，（奶油的不行，得花5 分 钱）上了车，边吃边聊，甭提多美了！走路的辛苦早忘了。

还记得那会儿的女孩子最时髦的打扮就是带上一条长围巾，走路时把围巾甩到肩的两侧，随风飘动，散发着青春与活力。商尔佳和我各自有一条。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不知是这围巾招的，还是我们在车上大声说话惹的，总之我们突然发现被人跟踪了。我们的心突突地跳，飞快地上车下车，头也不敢回。到了东大桥，商尔佳带着我跑进她住的大院。慌乱中，她比我镇定。我们没敢直接回家，像武工队队员甩掉特务盯梢一样，在院子里的住宅中左拐右绕直到认为跟踪的人绝对找不到我们后，才进了她家的门，大大地喘了一口气。后来得知这是北京当时流行的一种风气 叫“拍婆子”。可怜那俩男孩一路苦苦奔簸，到末了和我们连个正面都没照上。

走读的日子并不长，但那些有趣的事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40 年后，“飘扬的回忆” 让我们再一次的细细地看着每张熟悉的面容，慢慢地回忆起过去经历的故事。商尔佳说得真好，我们这同学情不是找出来的，是处出来的。多少年了，少时的友情依然是那样纯，那样亲，那样的让人珍惜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