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二十五
回忆在美国的日子 （三）
杨芳林
中国有句俗语不俗：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在美国讲学一年里结交的众多朋友在各方面帮了我的大忙，没有他们，我的生活不仅会索然无味，也会..出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交的朋友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东洋的，也有西洋的；有诗人、教师，也有资深报人；有工人、农场主，也有家庭妇女；有我的同事，也有我的学生，还有逃到美国的越南难民。朋友太多，恕我不能一一介绍，只将有一定特点和代表性的介绍给读者，说不定有一天年轻的读者们会遇到他们呢。那时别忘了代我问候他们一声，并告诉他们我杨某将永生难忘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将永生难忘他们推心置腹的忠告和鼓励，将永生难忘和他们忘年之交的情谊。
电影评论家艾力克
朋友中同我接触最多、交谈最多、对我帮助最多的要数艾力克。他后来曾几次来北外讲学，我们在北外也过从甚密。他的夫人贝姬女士也是一位热心人，很会写文章。艾先生熟悉中国历史，对中国的明史可说精通，谈起明朝的重要史实，简直如数家珍。周末或晚间我们或在我的住处，或在他的家里，常谈论中国的朝代更迭、帝王将相，谈论秦始皇、朱元璋的残暴，汉文、景二帝和唐贞观之治，其间少不得以古喻今、借古讽今，对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难免出言不逊。但我们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决不以辱骂、嘲笑为快，而是去分析它的起因、状况和结果。我们的意见常常相左，但并不影响我们继续讨论或谈论别的问题。我惊讶地发现，这位艾先生对中国“文革”了解很深，理解很透。我这个自问一直还是比较关心政治的经过“文革”风雨的人，常常在他所举的例证和说理面前自愧弗如。难怪不少不无抱怨的中国人说“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外国”呢。
艾先生在斯卡吉特学院教授新闻学，但他的主要工作是为一家报纸评介电影。凡有新电影首映，总要提前两、三天请他去看，他当晚即写出评论，交地方报纸于次日发表。他看新电影当然免费，并被另赠免费票二张，因此他便可以带我和他的夫人同往。我们至少每周看一部新片子，有时多到三部。我在那里一年，看了大约60部新电影。
另外，凡我遇到的问题，无论是生活方面的还是工作方面的，只要跟他谈及，他无不尽力帮忙解决。
女教师伽碧
伽碧和他的丈夫怀特也是我的好友。她是小学教师，教四年级英语，兼做班主任。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每个月都写一次家庭报告书，向各家长汇报。课上学生围坐在一张张小方桌的四周，偶尔可以互相小声说话和讨论。他请我去听过两次课，同时也让孩子们看看中国人是什么样子，乘机把中国的简况教给学生。学生们对我这个外国人毫不发憷，问了我很多问题。我问他们问题时，他们也能够大声地清楚地回答。课上情况我在上篇杂忆里已说了很多，不再罗嗦了。
伽碧是西德移民，当时四十多岁，二十岁来到美国，与怀特先生结婚。初来时英语只能应付日常生活，而且德国口音太重。她苦读三年，苦练口语六年，终于能像一个本地出生的美国人一样地说和写，经过严格考试，成为一名小学教师。通过多年的辛勤工作，又成了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伽碧这些年一直和我用电子邮件相互联系。前年秋天我非常难过地听说她因车祸身体几处受伤，右臂伤势最严重，如今虽已康复，照常工作，仍常有不适之感。
伽碧和她的丈夫怀特先生都是热情好客的人。我在美国期间，每个星期他们总要请我到他们家作客，吃露天烤肉，洗露天浴池或者邀我乘车郊游。我很不愿意打搅人家，浪费人家的金钱和时间。但盛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有一次他们请我去150公里外的西雅图市看中国沈阳京剧团的访美演出。散场后去餐馆吃了一顿夜宵。回来的路上他们二人轮流开车。高速公路上只有单调的呜呜汽车声，这是可怕的催眠曲。一路上我们三人故意说笑不停，为的是不让司机因行车时睡着而出车祸。回到住处已是凌晨两点。
汉学家唐凯玲
1997年8月的一天晚上，大概8点多钟，一位美国女士来拜访我。她自我介绍说中文名字叫唐凯玲，是西华盛顿大学（大约离我的住处20公里）的中文教授兼外语系主任。她很抱歉地说突然造访可能给我带来不便。我说不必客气，请都不容易请到呢，非常欢迎。我早就听人说过她的大名和她的高深的汉语造诣，说她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已到了入迷的程度。她在成都访问时曾三次赴杜甫草堂凭吊这位中国的诗圣，也曾去眉山凭吊大诗人大词人大书法家苏轼，在这二位古人画像前朗读祭文，涕泗滂沱。她先是讲的英语，我说你愿意的话可以讲中文，而且来美探亲的我的妻子也在座，我们可以三个人一块儿交谈。她欣然同意。她虽然年轻，但语言功底扎实，讲中文同她讲英文一样，简单明了、生动有趣、使用成语和典故非常准确，遣词造句都很老练得当，语音语调达到一般中国人的普通话的标准，没有洋腔洋调，而且理解中文的能力极强，交谈起来几乎没有任何障碍。可见她是下过一番苦功的。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推心置腹，从美国到中国，从古代到现代，从文艺复兴到中国“文革”，从兽性到人性，无所不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我们时儿激昂慷慨，时儿轻声慢语，时儿捧腹大笑。好在夜晚的校园别无他人，只我一家。我们一直谈到凌晨4点才依依惜别。
有些人交往不多，然而一次见面，终生难忘。唐凯玲和我们就是这样的朋友了。
“农友”杰克
我的好友杰克和他的妻子琳有一个小农场。农场离我们的学校大约15公里。杰克那时已经50多岁，先是我的中国文化课的学生，稍后我又开了汉语课，他又来学汉语，虽然困难很大，仍孜孜不倦地练习发音和写字，进步很快。他的农场种植并出售花草、树苗，也顺带生产一些水果。他常带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水果到教室送给我和同学们。他说，农场最大的一笔收入是每年卖圣诞树赚的钱。他的妻子琳在一个社区大学教书，收入不低。两个女儿已大学毕业并已成家立业。
杰克夫妇曾开车带我几次到附近的深山老林里游玩。这些活动使我大开眼界，看到美国森林资源是那样的丰富。一条条公路盘山上下，公路两旁——实际是满山遍野——几乎都是两人合抱不过来的参天大树。我的妻子和女儿于1997年7月到美国看我，他们又请我们去他们的农场参观、吃饭。农场和我的故乡农村虽然很不相同，但毕竟都带个“农”字，使我有回到童年时的家乡的感觉。那些小驴驹似的吓人的大狗和人见人爱的小狗，那些和狗一起吃食一起玩耍的大猫小猫，那些果树，那些庄稼，无一不在勾起我对童年的回忆和对故乡的向往。特别是他家住宅后面的大约三十米宽的缓缓流淌的河水更使我想起故乡的河。在故乡的那条河里，我少年时曾和小伙伴们多次捕过鱼、抓过虾，无数次游过泳洗过澡。想着想着，真想纵身跳进那条河，只恨未带游泳裤，不能如愿以偿。这时杰克走上前来，看我在发愣，问我在想什么。我没回答，却问他：“你会打水撇吗？” “打水撇”就是把薄薄的平平的瓦块或碎砖片儿贴着水平面扔出去，会扔的可以让瓦片贴在水面上向前急速滑行几十米，越远越好。技术很差的或小孩刚学习时根本不会打，可能瓦片刚出手即钻进水里。杰克听了我的发问，说：“当然会。咱们比比看。” 我想，打水撇是我儿时同小伙伴们玩的拿手好戏，还怕你不成。我随即从地上捡起几块瓦片，说：“咱们说干就干，你瞧！” 我的瓦片像燕子一样紧贴水面穿过那条河，并蹦上了岸。杰克也不示弱，他的水撇也和我的一样成功。我又连扔两次，都很顺利。他也又连扔两次，一次比一次漂亮。真没想到年纪大了还有幸在异国他乡找到这么一个志趣相投的伙伴。我们是返老还童了？还是成了人们讥笑的老小孩？
石复春 —— 一位美国友人的中国名字
石复春，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不知他以前的哪位中国朋友给他取了这么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我问他要不要照他的英文名字Homer Oldemeyer 改译成一个贴近原文发音的中国名字，他说不用了。他说我是钢琴调音员，我做的广告和印制的名片都用了“石复春”，改名字会带来不便，再说我也喜欢这个名字。他家住离我们学校不远的橡港（Oak Harbor）,曾请我替他写过两封中文信寄给中国四川的朋友，又替他译过两封四川的来信。这些小事做就做了，我平时从不想起。可是他没有忘记。当他得知我的妻子已到我处探亲，便想方设法为我们搞了两张非常珍贵的即将进行的航空表演入场卷。我们非常感谢他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世界一流的航空表演。成百架飞机以蓝天为背景，在几个小时内做了无数个各种各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杂技一般的表演，常使人眼花缭乱，心惊肉跳，甚至呼吸骤停。
蔡先生等三位操汉语的朋友
越南统一前逃到美国的南越公民蔡先生是我另一种类型的朋友。在华盛顿州的北部（包括我所在的学校）几乎见不到中国人，所以人们一听说某处住着一个中国人，就会来看看新鲜。蔡先生听说后便立刻打电话要来见我。人家那么热情，我不好拒绝来访。头一次见面就谈了一个晚上。像所有其他逃出来的越南人一样，只要有机会他就不厌其烦地“忆苦思甜”。他说的汉语是他小时候在一家华文学校学的。他在美国多年，已是美国公民了，英文仍很难充分表达思想，还不如中文讲得好，尽管他的中文也不太好懂。他在一家港口的船场工作，妻子在附近一、商店售货。两个女儿，大的在读大学，小的在读技术学校；一个儿子，正准备去德国留学。他说现在在美国生活安定，子女前途光明，这一切都要归公于美国海军的拯救和美国的人道主义救援。他在谈到逃出越南、漂洋过海来美国的途中所经历的苦难和危险的时候，仍然心有余悸，不愿提起那些可怕的事情却又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蔡先生说，他们乘的船是一艘较小的远洋轮船，至今也不知道船主是哪国人。只知道有十几个来自亚洲国家的人组成的班子为他服务。这些人心里很清楚，凡是要搭船外逃的人，必定出身富裕家庭，身上必定带有金银细软，所以他们规定外逃者每人必须先付10根金条，方可上船。他们夫妇和襁褓中的大女儿三口人上船前就付了30根。开船不久，虽然风浪不大，已有一些人晕船。几个船舱挤得满满当当的，每个舱只留一个小窗透气，说是为了安全。头一天船上还供应淡水，还出售饼干之类的食品，第二天吃的喝的都不见了。人们只好拿出自己带上船的一些饮料和食品。第三天，淡水有是有一些，但必须用金条来买。又过了一天，淡水价格更高了。一些人开始生病，又听说是传染病，搞得人心惶惶。药品奇缺，用天价也难买到，谁有药不留给自己呢，到这个地步，钱又有啥意义呢？祸不单行，正当这些难民们身处绝境的时候，杀人不眨眼的海盗又光临了。他们跳上这只船，把所有人的财物洗劫一空。不记得是第几天了，正当另一批海盗围住这只船，狂叫“不给钱，就沉船”的时候，大救星来了——美国海军冲上前来，打跑了海盗，把被饥渴、疾病和恐惧折磨得快要死去的所有难民都接上军舰，让难他吃药、打针、洗澡、理发，换上干净舒适的衣服，饱餐可口的饭菜，躺到宽大松软的军用床上睡了个安心觉。
蔡先生说到这里，眼含泪花，说：“那一阵子成千上万的越南人冒死逃来美国。美国人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很快，包括我们船上的难民在内的所有难民都被有计划地分配到各个不同的州去落户。我们本来想能活着逃出来就是万幸，没想到逃到这么一个天堂似的国家来，你说我们怎能不感激美国的人道主义呢？”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另外两位会说华语的人。那是两位女士，一位姓林，蔡先生的同乡，是和蔡先生同船逃出来的越南难民。至今还只拿到绿卡，没有拿到美国护照，也就是说还没有成为美国人。她跟我说她虽是越南人，但她家有中国血统，没有忘记中国国语。她的中国话还真不错。她对我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几次“入籍考试”都未通过，她很羡慕蔡，说他一次考试就通过了。其实，这种考题我见过，再简单不过了。一个人既要成为美国人，就应该对美国有最起码的了解。她说他们问我美国首都是哪个城市，美国国旗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上面有几颗星，这些星代表什么，等等。我哪能记住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看来这位林女士太怕吃苦了，当时那股逃出来的拼命劲到哪里去了。她和我聊天时还提到一个事实，我当时听完就完了，没多想。现在回想起来，中国贪官送子女到外国学习或瞎混由来已久。她说：她曾偶尔在西雅图机场休息室遇见过一个中国留学生，这个学生得知她是华裔，非常高兴，当下就跟她聊了起来，又是请她吃美国有名的小吃，又是请她喝从法国进口的高价葡萄酒，花了几百美圆。他还对她说：“我有的是钱，昨天我妈还邮给我两万美圆呢。只要我打个电话，立马钱就到手。我平时跟我爸我妈要的是零花钱，我不想动用我存在美国银行里的整笔款子，那是我的学费和买房子的钱。”我当时听她这么说，以为是那小子胡吹，现在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这帮大人和孩子在一般的百姓面前常常并不隐瞒自己的权力和搞来的横财，相反地还会故意炫耀。我自己也遇到过一个可资左证的事实：2003年我们参加旅游团到澳洲一游，团里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她上中学的儿子。据他们说他们是到澳洲熟悉一下情况，孩子以后好来上学。聊天中我们得知孩子的父亲是北京一个重要部门的不大不小的干部。这个学生在回国前买了很多纪念品带回国送人。其礼品中有一只给他父亲的价值两千美圆的瑞士手表和要送同学的价值二十美圆的手机套（这种套儿在北京任何一个商店都可以买到，不会超过五元人民币）。他的妈妈没有陪他进商店购买，只是在孩子出来时问问每件礼品多少钱，笑一笑完事，就像咱们一般人问孩子冷饮或冰淇凌花了多少钱一样。
另一位女士姓李，华裔，中文相当流利，来自新加坡，从新加坡带来一个儿子。她到美国后嫁给了一个比她大20多岁的男人，并生了一个男孩。我认识她的时候，她那大儿子在西亚图上大学，小的在读初中。她几次邀我到她家去玩，我都因故没去。我说等我的妻子李宝顺来探亲时一定同去府上叨扰。不久，当她知道宝顺已经到了斯卡吉特，便立刻到学校看望，并约定次日来车接我们到她家作客。第二天我们到她家见到了他们的两个儿子，都长得很漂亮。也见到了她的丈夫。老人身材高大，身板硬朗，声若洪钟，虽已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铄，毫无龙钟老态。他很客气地请我们坐下喝中国茶，问我们在美国生活习惯与否，并说今天请我们吃中国饭，希望我们能喜欢。李女士和宝顺特别投缘，这才是第二次见面，但已像老朋友一样无话不谈了，而且是越说越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我对她们说，这也难怪，你们都姓李，500年前是一家嘛。李女士说，我看你同那老家伙也挺谈得来的嘛，你们从来都不是一家人呢。她还说，因为她是华裔，所以她的丈夫对所有中国人都很热情友好。的确，那个老人非常欢迎我们到他家作客，和我谈得十分投机，谈话中每次提到李女士的时候，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夸奖一两句，好象要讨好我们这两个娘家人似的。
我的青年朋友们
上海姑娘胡樱是斯卡吉特学院唯一的中国学生。我们都是中国人，又都是南方人，又都在异国他乡，一见面好象是久别他乡遇故知似的，很快就成了忘年交。她早我一年去的斯卡吉特学院，对这个地方的“掌故”颇为熟悉，对我了解情况颇有帮助。我问她是怎么“流落”到华盛顿州的，她就打开了话匣子，使出上海女人快速说话的技巧，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半个小时。她说我高中毕业后即赴日本勤工俭学
——边打工边上学，完成了大学学业，并在日本工作几年，赚了一大笔钱。日本虽好，但地方太小，终非久留之地，更不可嫁给日本人。这样，我便回上海求发展。后又产生闯天下的想法，男人敢干的我也敢，谁说女子不如男？要闯世界，美国是首选，于是我把挣来的日圆统统换成了美圆。申请赴美签证时，美国人一见我银行存折上有那么多美圆，二话没说，就发给了签证。华盛顿州在西海岸以办社区大学闻名。我直接要求到这里来读基础课，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胡樱的日语，连她自己都说是狗撵鸭子 ——
呱呱叫 （刮刮叫）。我的日本学生，凡是同她交谈过的都夸她的日语比很多日本人还棒。可是她初到美国时，英语太差，几乎开不了口。不过一年以后我到斯卡吉特的时候，她的英语已能应付日常生活，能听懂老师英语讲课，进步之大，使美国老师刮目相看，日本同学也很佩服。
胡樱不上我的课，不是我的学生，但她谦虚好学，英语方面有问题能随时问我。她的英文作文多数都是经我修改后再交给老师的。老师常夸她作文层次清楚，句子平稳，语法严格。我很高兴，在我的帮助下，她的笔语作业有了较大的进步。帮助是相互的，她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帮助我，例如她曾开车百里带我去加拿大领事馆办理签证，开车带我游览西亚图城市和郊区的风光，还曾介绍我同她的房东
—— 贝灵汉姆市市长提尔扎马相识，使我对美国官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她后来转学到西亚图附近，同一位也是上海来的留学生结了婚。婚后回国探亲，小两口曾来北京看望我。
我在斯卡吉特学院的学生都是美国和日本的男女青年，个个都和胡樱一样是我的朋友。他们都很喜欢我，因为我无论课上课下，无论教学顺利与否，无论心情是否舒畅，对他们总是很有耐心，从不发火，从不讽刺挖苦，而且我每周还安排一个下午接待他们，回答有关学习的各种问题并给缺席者补课。美国学生英语是母语，这点对他们帮助很大，为他们节省大量时间，可以用来学习汉语，所以汉语成绩一般都比较好，例如阿米（Amy）、四月(April)和珍妮(Jane)就是这样。而日本学生的英文水平普遍不够理想，听我的中国文化课课不能全懂，必须课后找我问问题。汉语课情况梢好，他们不怕写方块字，但觉得汉语发音太难。更令他们发愁的是，他们的英语课老师要他们每周写一篇作文，这对他们真是太重的负担，甚至影响别的学科的学习和周末休息。尤其是要求他们的“毕业论文”必须用英文写，更是赶着鸭子上架。当他们得知我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语老师时，竟有十几个上门求教，有些干脆请我替他们改论文。我心肠太软，无法回绝，在三周之内，早起晚睡，帮他们修改了十多篇论文。我要说明的是，学校对这些论文要求较低，不是学士论文，只要讲清楚一两个问题，没有大的文字错误即可。经过我修改的论文都得了最高分A
。你说他们能不喜欢我尊敬我吗？自1997年我回国至今，这些学生凡来北京者一定要来看我。不少人一直和我保持通信联系。
顺便说一说：日本留学生都是20岁左右，对日本的古代史和近代史了解甚少，对二战以来的历史知之更少，对日本军国主义如何制造“九一八”事变，如何制造卢沟桥事变，如何实行“三光”政策和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简直一无所知。但他们愿意听我的讲述，也相信我说的是实话。这就够了。这比我教课本身更有价值。现在我把记得的日本学生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表示对他们的怀念：
平冈圣子 村上玲子 关亚由美 真岛裕美 胁 田亮
丹泽弘树
福田龙司 宅间洋史 堀江直人 黑沼拓也 太田保次
藤本一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