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在外附的最后一次下乡劳动
我们这一代人的学生生活应该包括下乡劳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曾到马甸捆过大白菜,中学三年，每年都有20-30天下乡支援农业劳动。文化大革命时期，学生下乡劳动又多了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意义。虽然比不上老三届“上山下乡”惊心动魄，感天动地,但年轻时发生的事,到了年长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感想，因此还是会有不少可回味和感慨之处的。
我们是1963年小三入校的。学生时代的最后一次下乡的时间是1970年10月4日至1970年11月9日。在这之前，我们曾到房山一带劳动过几次，这次我们去的是北京西北郊的温泉公社白家疃大队。这次下乡的目的除了以前固有的向贫下中农学习，支援秋收外，又增加了教育改革的尝试。白家疃离学校大概有30来里地，我们自己背着背包走去走回。这对我们外附的学生来说，小菜一碟。在这之前，我们曾经步行120里地到房山,曾经为搬运课桌在和平门和魏公村之间走了个来回，大约也有60里路。我们不怵走路，就是多少年后的今天，依然还有这个自信。
白家疃大队座落在西山脚下。过去北京没有那么多高楼时，站在银锭桥上兴许都能看见这个地方。当年这个地方种着大面积的稻子，据说还是小站稻，可能是因为这里的水好。山上还有大寨田，种着白薯之类的作物，除此之外还有大片的果园。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照例住进老乡家。当时我们并不懂得如何做农村经济调查，还不能深刻了解农民的生活，只看些表面的情况。比如，这家的房子好，那家的房子差；这家的房东晚饭烙贴饼子，那家的晚饭只能吃白薯。农民在忆苦思甜时告诉我们：这里过去有4户地主，5户富农，解放后，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机会就蠢蠢欲动。这样的话是当时的热门话，我们听的多了就认为自己已经懂得阶级斗争了。但在脑海里留存到现在的仍然是电影《青松岭》钱广的那一种。不管怎么说，我们当时看到的农民是一群朴实，热情的人；我们看到的农村是土道土街。街上的人，担水的，挑挑的，推车的，扛锄拿镰的都在忙着自己的活计。道路两旁是一个个庄稼院，院里院外，鸡鸣狗叫，还有些羊，牛，马走在土道上，踏起一缕缕尘土……
傍晚，人们踏着夕阳余辉，傍着冉冉炊烟回到村里,到处洋溢着一片乡村生活气息。我们来到之后，这里平添了许多学生的喧哗和饭盒勺子碰撞的稀里哗啦的声音。
不管下乡目的有多少，干农活还是第一位的。我们年级以前拔过大麦，割过小麦，也在打麦场上干过。这次则主要与水稻，白薯打交道。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割稻子:先割早稻，后来又割晚稻，还打了一天的稻子。中间有几天上山拉白薯秧子，为刨白薯做准备。刨白薯是个技术活，农民没敢让我们干。原以为麦子和稻子的收获方法都一样，干起来才知道其实不完全相同。经过前三天的磨合，熬过腰酸腿疼的折磨，我们割稻的速度一天比一天快。头两天我们每天割7亩地，接着提高到9亩，很快就达到10亩多。
这里得说说我们年级当时的状况：经过这年夏天的招工，我们全年级只剩下40来人，合成一个班，被编为六连。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学校各项工作的主力，此时却已被边缘化。这时候的班集体往往人心涣散，意气消沉，但是我们却没有重蹈过去毕业班的旧辄。我们像以前那样，在一望无际的稻田里毫不吝啬地挥洒我们的热情和干劲。收割的时候每人负责几垄，一字排开。同学们不论体力强弱，个个奋力挥镰往前赶，谁也不甘心拉在后面，经常紧张得连汗都顾不得擦。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俄语班丁晓萍。她干活似有神助，每次都一马当先，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被她远远的甩在后面。我们班袁帆说，当时好象只有他还能和丁晓萍一争先后。有一次丁晓平用力过猛，用镰刀割下一大把稻子后没收住，又把自己的脚深深的割了一下，受了重伤。可是她没怎么休息就又下地了。当然同学中轻伤不下火线的好人好事更是比比皆是。这些事现在想起来，还好象历历在目。7-8天的时间我们和社员一共割了150亩早稻。带我们干活的农民对我们都很满意，说我们比别的学校的学生干的好。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生活上就要向贫下中农看齐，也就是在吃和穿上不能特殊。衣着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并不难做到。到农村,我们的一身穿戴甚至比贫下中农还破旧。难的是在吃的方面。每天总是窝头、棒子面粥，就着熬白菜、倭瓜、萝卜和咸菜果腹。缺肉少油，人就会产生十分强烈的食欲。因此每次下乡都要在吃上闹得沸沸扬扬，轻者编个顺口溜讽刺讽刺大师傅，什么“一进厨房门儿，西葫芦一大盆儿”，重者不下地干活而去下河捞鱼。这次下乡也不例外，到了农村没几天就又有同学去捞鱼，还置办了酱油醋，弄得有滋有味。学校如果有下乡记录的话应该能看出来，每次学校抓的大事件必定和鱼有关。现在分析起来倒也能理解：猪啊,羊啊，鸡啊都是有主人的，君子爱吃,也得取之有道,想要解谗,只有小河里无主的鱼可以抓。慑于学校的严格管理,同学中的大多数人还是能“灭人欲,存天理”的,只不过心里的谗虫尚在,树欲静而风不止。比如，每天上工下工的路上都要谈论吃喝。有一天听说晚饭要吃白薯，结果不少人从早上就开始谈论白薯，一直说到下午下工。只要不犯纪律,同学们就千方百计改善自己的吃食。比如，蒸的窝头不好吃,就放到老乡的柴灶底下烤得焦黄，烤出香味再吃。到山上白薯地干活，一路上酸枣、黑枣和其他小野果都成了同学们的口中之物。其中有一种小野果,红红的,绿豆大小,形状像倭瓜,当地老乡说也能吃。有人摘下尝了尝,刚一入嘴甜丝丝的,没一会儿舌头就麻,因害怕被麻倒,只好放弃。还有一次,学校改善伙食,吃雪里蕻肉末闷饭，每人四两。消息一传出,大家都喜气洋洋,奔走相告。我们有几个人老早心里就盘算好,先吃一个大窝头垫底,省得还没吃出味儿来就全下肚了。现在想起来确实可笑。
艰难时世，育汝于成。离开学校这么多年，经历许许多多的磕磕碰碰，我们现在能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学校对我们教育的一片苦心。就像《红灯记》里的一句台词：“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们都能对付”。当然，现在的人，饱享膏粱锦绣之后而产生了新的精神文明，野菜，玉米面窝头成了绿色食品；返朴归真，到农村吃农家饭，到果园采摘成了时尚。有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农村,想让他们也体会一下所谓的农村生活。可惜当年的情和景再也找不回来了。
这次到农村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尝试教学改革，把课堂从教室搬到农村的炕头，地头。主要试点科目就是政治、农业基础、语文和外语。上课时间安排在农活相对不忙的日子里,每日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政治的主要内容就地取材。这里旧社会有剥削阶级存在，还遭过兵祸战乱，忆苦思甜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在村里一落脚，就听了一场村史报告,后面又安排了好几次，总之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在影视剧中，过去拍的《白毛女》自不必说，就连现在新拍的作品中涉及到穷人受压迫的情节，也都编的和我们听的忆苦报告差不多。想必编导也是那个时代的人,当时的忆苦思甜教育可能也成了他们的创作源泉。再说农业基础知识课,当时在课程设置上,物理、化学、生物都被改成了工农业基础知识课。到了农村来，自然是让有充分实践经验的农民来授课,针对性更强。农民技术员给我们讲了水稻的栽培技术,从育秧到收割到捆“稻个子”,还有葡萄的种植和管理，以及小麦的有关知识，讲的都很透彻,也很有条理,可惜我们无从实践，到现在都忘光了。只记住一件事，那就是农民老师对捆稻子的要求：“稻个子”要捆紧,打腰（yào）的稻穗杆要留长,和整捆的穗子齐头。打稻子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知识多么重要。当时打稻子是人站在脱粒机旁双手紧抓着整捆的稻子在机器上来回翻转脱粒。机器转得飞快，手稍一松劲，稻捆就会飞出去。要是捆的不结实，散了捆，稻秸就会被机器弄得乱飞乱舞，像天女散花一样。同样，如果捆腰的稻穗杆太短，机器够不着，那就会造成大量的稻穗漏脱。我们再割稻子捆捆儿时就特别注意了这一点。这大概是我们唯一现学现用上的农业基础知识。
语文课搬到农村倒有了些用武之地。印象最深的是李德馨老师给我们讲了如何静物描写，还介绍我们看了有关写作的书，使我们很受启发。到了农村,新奇的事多，广阔的田野，农家小院，山上风光，农民精神面貌都成了我们练笔的好题材。好多同学都曾有上佳的作品，可惜没能留下来。
比如我们班陈漪云就很成功地描写了一位大家都知道的妇女队长,颇得老师真传。外语课到了这里可真得“土洋结合”了。除了学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外,其他课文好象都跟农村的事有关。说实在的，我们这40来人当时是“跨苏州街”无望, 就业机会又几乎没什么能用上外语的，所以对学外语的目的都很渺茫。但是凭着文革前几年培养出来的兴趣，我们还是学得很认真，可惜具体内容都忘了。现在我记忆里残留的最初学到的的法语词汇:
blé,village,campagne ...大概都是在这里学的。不过让我记忆至今的是柯忆老师在田间休息时教的一首法国的《游击队歌》:“Ami,entends-tu,le vol lourd des corbeaux sur la plaine...”，2004年6月法国隆重举行的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就是以这首歌揭开序幕的。30多年后再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真是倍感亲切，使我又想起那田，那人,那村庄。现在真替学校遗憾当时没有把外语课开成外语开音乐课。那样的话，既学了外语，又丰富了业余生活，更何况当时还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驻地离干活的地方都很远，每次来回得走四，五十分钟。一路上谈吃谈喝，充其量只不过是精神会餐，倒不如唱歌还能解乏。事实上有不少同学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在英，俄，西，法混编的队伍里互相学会了其他语种的歌。像西语的《海员歌》、《游击队歌》，俄语的《做操歌》、《斯大林颂》，英语的《我们决不动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等等。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行”。
文化革命前毛主席就一再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我们的老师也就尽量贯彻这种教育理念。为了让我们这些懵懂未开，不知外语为何物的小学生尽快的掌握所学语种，老师们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语言环境。用外语编成和我们的学校生活有关的情景对话，使我们有机会反复说反复用，在生活中理解意思，掌握用法，记住词汇。以至于40年之后，同学们还能顺口说出好多当时常用的词汇和句子，这些都是合乎外语教学规律的成功经验。不幸的是文革中否定一切,“倒洗澡水,连孩子一块倒掉”。这次下乡开门办学，从形式上看我们人确实更贴近实际生活,有的课程的教学的确能和实践结合起来。但对外语课来说，在当时只能是流于形式。试想,一群学生在田头地边操着外国话说着稻子怎么割,白薯怎么刨,在农民眼里，还不是跟侯宝林相声里戏迷老夫妇撇着京剧念白讨论吃炸酱面的事一样滑稽可笑，还能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吗？
还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此次农村之行的后期有机会爬了西山的一个山头，当然是含有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种种意义的活动。俗话说“看山跑死马”。别看我们住的村子就在山脚下，可是真正从村子里走到山跟前，需要走很长很长一段路。然后小坡连着大坡.大坡连着陡坡,一路上荆棘遍地，荒草丛生，乱石滚滚。我们自认为也算是“久经考验”的了，一路走下来人人都汗流浃背，气喘吁吁，都感到体力不支。这时候能想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是再自然不过的。虽然这只是北京的西山，但是我们最后登顶时的狂喜，决不亚于登上五岳之颠。我们也照样领会着“无限风光在险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风景这边独好”的意境。
当时看到的壮丽风光已经在记忆里模模糊糊了，只记得山下，远处的昆明湖像一湾小水池，近处的水库像一面亮晶晶的镜子。香山在我们的脚下。还有远远的飞机场上一架正在起飞的飞机。四外，满眼都是绿油油的田地，纵横交错的公路和水渠，还有一片一片的村落。山上，有数不清的树木，各种各样，绿的、红的、黄的，深浅不一，成片的铺在一面面坡上，色彩绚丽，绵延不绝，为我们呈现出动人的秋色。在山上，我们还看到了国民党时期修的碉堡，碉堡周围却是一片荒芜。据说每个山头都有这样的碉堡，都是国民党军队征调当地老百姓起早贪黑地修起来的，就连这些军队用的水和柴火也都是逼着老百姓从山下挑上去的。望着这些掩没在荒草中的历史遗迹，不由得让人同时感到了秋风的悲凉。
这次爬山活动之所以使人念念不忘，并不是风景有何独特，因为北京周围不乏这样的景致。细想起来这竟是我们在文化革命以后，学校组织的唯一的游山活动，也是我们进入外附以来最远的一次郊游。我们难忘这次活动：它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记载着我们的学生生活和火热的青春。尤其是在今天，当天然淳朴已越来越多地被人工雕琢所代替，当山野美景越来越多被商业气息所淹没，当人们上香山都要乘坐缆车的时代。
就在结束一个月的农村劳动和学习,怀着一种说不出的心情离开白家疃的时候,一位老大娘一再对我们说：别忘了,白家疃，别忘了咱们贫下中农。是啊，白家疃，还有其他曾下乡劳动过的村庄，我们永远忘不了。三十年多了，北京城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64年冬天小学四年级我们到马甸劳动，马甸还是一大片菜地，现在成了繁华城市的一部分，有了个标志性建筑：马甸立交桥。1970年我们搬到为公村后，还在中关村一带的农田定点劳动，而今，中关村成了中国高科技的代名词。那么,白家疃呢,还有西山,那里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呢？真想再去看看。
后记：
我写这篇记述文有点像考古学上的“抢救性挖掘”。 下乡劳动，说起来印象深刻，写的时候才觉出 “往事如烟”。幸亏当年写了点日记，加上记忆里还有些印象深刻的事件和别人的一些提示，好不容易才炮制出来。几乎每个外附的同学都非常珍惜外附那一段生活经历。但是随着那个时代离我们日益远去,当时的生活和学习情景在记忆里越来越变得支离破碎。希望我这点记述文字能抛砖引玉,勾出更多人记忆中的文物宝藏，共同述说我们外语附校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2005年3月1日
王晓京
1963年法语小三入校（法五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