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二十一

业余编辑十五年(1981—1996)

杨芳林

1981年10月我由附校调回英语系。系领导要我在教学之外还要做《英语学习》杂志的业余编辑（《英语学习》的所有编辑从来就没有专职的），我爽快地答应了。

《英语学习》月刊1958年由北外英语系创办，是中国第一本英语辅导杂志。我做学生时就很爱读它，还为它写过短文。参加工作以后也曾在它上面发表关于英语教学的文章。多年来它是我必读的刊物之一。现在让我参加编辑工作，真如老友相逢，而且其他几位编辑不是我的老师就是我的先后同学，更使我有回到娘家的感觉。

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我们的老传统老思想没有变，同以往的编辑们一样讲的是奉献。我们的业余时间几乎完全用于编辑工作——改稿、组稿、退稿、处理读者来信（包括回信）、解答读者提出的具体学习问题、开会讨论发行计划、编辑计划、到邮局寄书、取读者邮购书款、登记各种帐目、到印刷厂送稿及取稿、向系领导汇报工作、接受院的财务检查等等。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不犯政治错误（下面我将举例）。《英语学习》在80年代中的巅峰时期的单期发行量高达80万份。由于当时纸张缺乏，不能完全满足读者的需要，否则单期发行量可达100万份。当时一份《英语学习》一年可为北外净赚一元，80万份就是80万元（二十几年前的一元之值远大于现在）。但我们每人每月编辑费只有几元钱（几年后增至30—40元）。虽然自己可以投稿，但哪有那么多的东西可写？又哪来的时间？而且我们互相审稿也很严格，不是轻易就能被采用的。即使采用了，1000字的稿费也不过10元左右。我们编辑之间常开玩笑说：我们要靠稿费吃饭的话，恐怕已经饿死好几次了。所以编辑工作基本上是为人作嫁。但你可别小瞧这不起眼的工作，责任重大、工作繁杂是它明显的特点，很多人不愿干，而想干的还不一定干得了。

说到编辑工作责任重大，搞不好会犯政治错误，也许有人会讲，这么一本学语言的杂志，还会犯什么政治错误？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可说明问题。英语系有一位英籍专家，解放前就参加中国革命了，长期住在中国。我自己以及我的前前后后的北外英语系校友，他统统教过。刚闹“文革”那阵，他在美国访问，到处讲演说他的红卫兵学生们是如何大破四旧闹革命的；后来在“文革”中被他的一部分学生送进北京卫戍区，后转至秦城监狱，关了好几年。80年代初回西方游历，在英、美等国作了多次关于中国“文革”的讲演，深受欢迎。返回北外后，为《英语学习》写了一系列游历欧美的文章，也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作为编辑，我们必须对任何文章—— 不论读者欢迎与否——都要认真地、细致地审阅。在审阅这位专家的一篇文稿时，我们发现他在同他的西方听众讨论“四人帮”问题时，听众提了“五人帮”的问题。尽管这位专家本人并不同意有“五人帮”的说法，我们还是觉得这一段不适合我们的杂志，建议他删掉，否则不予发表，他同意了。我们把住了这一关，否则《英语学习》就要大出“风头”了，我们的编辑部还不知道要受什么处分呢。 提到工作繁杂，我必须着重说说去印厂改稿、定稿、付印的事。每期稿件由责任编辑编好后，交副主编和主编审查。他们同意发稿后，责任编辑立即送印刷厂。《英语学习》一直由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每期稿件要校对四到五次。最后一次送稿，责任编辑经常要呆在厂里一整天，陪着负责改错的师傅一起改，改一页，校一页，再改正。有时觉得可以签字付印了，却突然在某页某行发现了一个拼写错误，只好请工人师傅从一大摞的铅字版中取出错误所在的那一块来改正。现在用计算机，改一个字或一个句子只需一秒钟或几秒钟，那时可能要搬动几十块铅版，一块铅版大概有十几斤重。排字工人干的不仅是技术工作，更是体力活儿。

在编辑工作中，我们都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即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爱学习的。给我们写信要求辅导学英语的，什么年龄段、什么职业的都有，有上至85岁的老者，下至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有技术人员，大专教师，解放军官兵，也有经济拮据的残疾人。我们再忙，对他们的来信也是要抽空给予适当的答复的。我本人就和另一位原附校的周同德老师一起同武汉郊区的一位残疾青年保持通信联系四、五年，帮她改英语作业（包括英译汉、汉译英作业），后来她翻译一般的英文文章已不成问题。在此期间周老师和我还给她寄过几次钱。我们在各方面帮助她的情况，当地报纸均有登载，因为她都告诉了去采访她的那张报纸的记者。想不到有一天我们接到她妹妹的来信，说她因突发一种疾病去世了。

我们也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抱怨我们约稿太多，而选用一般的投稿太少。对此我必须在此作一番解释，以免误会。大家知道，一本杂志常常发出征稿启事，说明需要什么样什么样的文章，读者针对需要便可投稿。可是编辑们千万不可傻坐在办公桌前等候邮递员送来所需的稿件，否则这种杂志一定办不下去。编辑一期杂志就象厨师做一桌酒席。杂志的栏目是相对固定的，就像厨师按预定的要求做某几道菜一样，也是不可经常变动的。有的栏目文章容易写，有的难写，一般投稿者只根据自身的能力和爱好写稿寄来，他们并不知道这期还需不需要他们所写的一类文章。而且就算内容合适，也不一定达到发表水平。怎么办？如果退回重写，再达不到要求又怎么办？这样来回一折腾，至少三个星期。这将像俗话说的，“黄瓜菜”都凉了，杂志还要不要按时出版？厨师作菜面临同样性质的问题。他不会站在灶前等卖菜的上门。如果到该做饭炒菜时，送上门的菜品种不全，要鱼没有，肉又过多，大米不够，面粉过剩，青菜又干脆没有，怎么向用餐的人交代？所以编辑一定要先约稿，特别是比较难写而又必要的文章非约稿不可。当然如果一般投稿者当中有水平较高者，也可能成为我们约稿的对象。说到这里，读者不要误解，好象我们很少刊登一般来稿。事实上，我们每期都采用相当数量的一般来稿。这就需要我们编辑们提前在大量的来稿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挑出一些来加工再加工。有时一篇稿子会被改得面目全非，但还要以原作者的名义发表，稿费当然都是原作者的。所以我们中间有人开玩笑说：“你要跟谁过不去，就建议领导调他来当编辑。”

在当业余编辑的十几年里，我曾先后去巴黎教科文组织临时工作两个月，去伦敦大学进修一年。在我离职期间，我的工作均由别的同事分担。同样，他们到国内外出差或学习，工作也都是别人分担。我们几个人在几届主编和副主编的领导下，象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克服种种困难，多年如一日地工作着，为国内外广大英语教师、学生和英语爱好者贡献了我们的一份力量。顺便说一句：我在伦敦学习时，经常在一些大书店里看见我们编的《英语学习》，那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至今难忘。

1996年秋，在我赴美讲学前，我向主编提出离开编辑部的要求。我说1998年我从美国回来就要退休了，编辑工作现在就退了算了，光挂名不干活不好，让年轻人早点接班，将杂志办得更好。主编向院领导汇报，他们同意我的要求，我从那时就离开了编辑部。

今天，《英语学习》的编辑人员全部是年轻人，在他（她）们的努力下，杂志变得更加生气盎然，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离开编辑部的7年里我仍像以前一样，每期必读。每拿到新的一期，我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之情，那是因为我曾为它、为广大的读者，在那个小小编辑部工作过15年啊。